[艺术动态] 李咏的姿态

作者 | 壹哥

“@法图麦的妈妈 @fatumaihelenli @all people”。

主持人李咏的人生最后一条微博，定格在2017年11月23日10点03分。

他@了妻女，和所有人。配图，是一张微信中很多人都喜欢的四毛“比心”表情包。

时值感恩节，当时，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觉得这条微博，有任何特别之处。

而11个月前的那天早上，已经在美国展开抗癌治疗半年的李咏，写下那条微博时，

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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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李咏，世人的印象多聚于“亲和力”三字，马脸、背头长发、永远带笑的小眼睛，身材精瘦，常穿件考究的西式马甲。

那时候，我们都习惯叫他“咏哥”。

很多人还记得，《幸运52》的节目热线号码16899052，记得每期节目结束前，李咏那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将每人获得罗西尼手表一块！”

记得那几年，手机上时不时就收到“恭喜你被抽中央视《非常6+1》砸金蛋二等奖”的诈骗短信；

记得他用手势比出《非常6+1》的数字，记得那一次次隔着电话的远程忽悠，“您好我是电话公司的，您的手机欠费严重啊，上个月欠了200多，我们直接从您工资卡划走了啊。”

记得金蛋银蛋，手起锤落，或是金花四溅，或是空空如也；

记得那些全家人每个周日中午11点15分，围坐在沙发上，七嘴八舌地为电视里答题的选手“瞎着急”的快乐时光。

但在更多人的记忆中，节目、名字常常变得模糊，《非常6+1》是“那个砸金蛋的节目”，后来的《咏乐汇》，是“那个吃饭的节目”，

李咏也常常不是“咏哥”，而是“电视上那个人”，“这个人不就是那个谁”。

对于亲和力三个字，这些模糊却又清晰的记忆碎片，似乎是更有力量的解释。

它无限下沉，深植人心。

一种莫名而又绵延许久的联结。

而亲和力的背后，是“真诚”和“优雅”。

真诚地活，优雅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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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毕业季前期。

复兴路上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一层的大演播室外，一群衣着光鲜、精神抖擞的毕业生端坐楼道，等待面试。

彼时，中心一旁还不见中华世纪坛，离“大裤衩”开工，也尚要等到13年之后。

面试来到最后一人，他走进大演播室，强烈的灯光让他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下眼睛。可这依然挡不住他好奇到四处乱看的眼神。

“姓名？”其中一位评委开始发问。

“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知道还问？”

看到没人接下茬儿，这年轻人意识到可能耍“过”了，老老实实说了一句：“叫李咏！”

“李咏同学，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希望你正常发挥。”

“好，来吧。”明明心里特在意，23岁的李咏，脸上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第一关新闻试读，考嘴皮子，简单。“玩似的就过了”。

后来的提问，开始天马行空起来。

问：3只鸡3天下了3只蛋，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

李咏想也没想，脱口回答，“反正不是9个！我又不是养鸡的，我哪儿知道。”

再问：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

“美国、英国、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李咏同学，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真不知道，您告诉我吧！”

评委哭笑不得，“主要参战国都忘，伊拉克啊。”

李咏在心里抽了自己几个大嘴巴，嘴上却依然堂而皇之地找补，“伊拉克是敌国啊，咱们也同意打的！”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1991年中央电视台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了李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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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和哈文，到今年，相识31年，相爱，30年。

1987年，刚从乌鲁木齐来到北京读书的李咏，在北京广播学院（如今的中国传媒大学）读播音专业，因为热爱画画，每个周末都从东古运河畔，蹬着自行车去花家地南街的中央美院学画画。

在他的回忆中，“很多女生对我感兴趣，我是她们餐后寝前的话题人物：这个男生很怪，不说话，走哪儿都背个画夹子。”

但李咏只对其中一个女生感兴趣，便是哈文。

在阶梯教室上课，哈文恰好坐在他右侧，中间隔着楼梯。上课时，李咏不时用右眼瞄她，“侧脸轮廓很美”。

就这么一眼，19岁的李咏“一见钟情”了。

那年圣诞节，同学们聚在一起包饺子。或许如今难以想象，当年那个至纯的年代，年轻人们喜欢跳“黑灯舞”，黑暗中，李咏搂着哈文三步并两步地跳着。

正值青春期，血脉贲张，此时不表白，更待何时？

“哈文，你心目中的男朋友什么样？”

“至少一米八吧！”

李咏不依不饶，“那最底线呢？”

“怎么也得一米七五吧。”

他瞬间变得底气十足，“上礼拜体检，我一米七五五！”

次年元旦，李咏鼓足勇气，在学校的一片核桃林旁边，表白了。

打好的腹稿才说了一半，说着说着，李咏开始即兴发挥了，忽然一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

“你要是同意，就把这花接过去，不同意就别动。说吧，就这么点事儿，简单！”

好一阵沉默，哈文低着头接过花，转身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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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只有4岁的李咏，和父亲吵了人生的第一架。

尿急的小孩，一路跑回家，发现厕所被客人占用，情急下，在客厅当着众人，冲着痰盂就解决了。完事儿，甩也不甩地走了。

父亲是地方史编辑，涵养颇好，待客人离去，才铁青着脸教训这不懂事儿的儿子。

“给我盖上！”

“凭什么盖啊！谁让他们占厕所的，讨厌！”

叛逆、反骨、渴望自由，这个性格，伴随了李咏终生。

而父亲教会他的，是正相反的，优雅。

父亲少时，解放前闯过上海，见过市面。在南京东路的“达仁堂药房”，19岁的他坐在药房里的高台子上，抄方子，记账。

就是在那里，父亲练出了一手好字。后来也影响了读书时的李咏，大学时给父亲写的信，一律是竖排繁体，导致李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习惯横着写字。

虽未直说，但父亲一生满怀未竟的理想和希望，都寄托在了李咏身上。

什么理想？做个文化人。

这是由表及里的寄望，于是，李咏从小就头顶“三七开”，打头油，头缝细而笔直，发丝服服帖帖。马褂、怀表、小分头——在父亲心目中，这是文化人的范儿。

1987年，高三毕业，李咏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父亲不放心他一个人出远门，就借口说要去北京开会，两人一起登上了70次列车。

在此之前的19年里，李咏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甚至连天池和吐鲁番也没有去过。这个年轻人对窗外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趴在窗户边上看了一天一夜没合眼。

窗外戈壁茫茫，延绵无际的沙丘。

终于离开新疆了。过去的三年，蠢蠢欲动的他，每天都在觊觎“外面的世界”。

火车轰隆隆一路向前，窗外的风景一成不变，李咏手里拿着地图，不断地向远方看，找寻着人生的下一站。

他说自己这一路，最羡慕的，就是途经的小站上，那些孤独的摇灯人。

“一个人，浪漫无拘”。

于是这个19岁的年轻人也憧憬着，心里只想：广阔的新世界，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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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9岁的李咏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任导演兼主持人。偶然的机会，一个大学同学找他为一个爱国综艺节目的宣传片的配音。

自认在海外中心见多识广的李咏，却在看到这档来自英国ECM公司的《GO BINGO》的第一眼时，就傻了——

这是一台直播节目，演播室大门敞开，观众购票即可进入，参与现场博彩。场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每期竞出一名大奖获得者，随着"砰"一声巨响，花花绿绿的英镑就哗哗哗从屋顶上往下飞啊，天女散花似的，总额高达20000元！

李咏的第一反应：新鲜到直咽口水。第二反应：这节目，应该引进中国！

他兴奋地找到对外部的长官，几天后，回复“不适合中央电视台”；

叛逆劲儿上来了，李咏不甘心，越了雷池，送到文艺中心，一晃三个月，回复终于来了，又一盆冷水，只有几个字：节目无法嫁接。

“长官就是好做啊，不同意，随便一句话就给打发了。”李咏不想就此罢休，这次把节目样片递给了央视二套。

意外来了，仅仅半天，李咏便接到了时任广告信息中心主任谭希松的电话，"片子我看了，这是一个新东西。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节目，如何透过这个节目赚取收视率和广告，那是你们的事情。”

正当李咏在揣摩领导话中意思的时候，谭主任说了一句他永远忘不了的话，

"这个项目，我要了！"

很快，播出权、使用权，以及全部节目制作资源和技术，40万英镑成交。ECM公司还派出一位英国工程师前来辅助全程，薪水每小时1000英镑。

从诞生之初，《幸运52》就在国内意味着多项突破：节目的形态、利益、传播、整体制作，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制播分离"。

节目组只负责制作。招商引资、后期推广、广告交易等任务，都由CCTV独家授权制片公司，其欣然广告公司承担。

有了长官的认可和支持，节目推进的效率高到惊人。

谭希松主任雷厉风行，一呼百应。只一个下午时间， 52个商标，全部招满！

主持人，快速地搜索，不犹豫：就李咏你来了！

而那52家厂商，国内第一批吃螃蟹的勇敢者，哪里能想到，仅仅3个月以后，《幸运52》的广告位，就变得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了！

其欣然公司也跟着火了。李咏回忆，他们老板，“原先开一辆面的，第二年就换成了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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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22日，星期日，早上7点15分，《幸运52》“偷偷”地开播了。

这份心里没底，不光是对观众的反响没底，“某位大人物”要是一个看不惯，节目说毙，也就毙了。

后面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即便在周日的大清早，《幸运52》的收视率依然一路看涨，长官中间，也没有任何反对声音。

三个月后，正式的"准生证"终于下来了，播出时间也调整到了周日中午11点15分，这个仅次于黄金的“白金时间”。

没成想，时间段变好了，观众反倒不习惯了，纷纷打电话来问，

"早上七点一刻的《幸运52》，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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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百姓，就此迎来了一个新鲜、刺激的电视时代。

那个一笑满脸褶子、穿着夸张的花衬衫，不时向观众丢答题卡片的主持人李咏，那个可以对着镜头挥拳头、比手势，不再“播音脸”与“播音腔”的主持人李咏，成为了全中国人在上世纪末最难忘的荧屏记忆之一。

节目设“幸运抢答”，答对一题获得一个商标。有多少品牌，就是在那时进入了中国家庭。

还有“幸运超市”，主持人展示一件商品，20秒内猜价格，猜对了不仅获得商标，更是能将商品直接带走。

以及很多观众最喜欢的“幸运搭档”。两位伙伴，台上大玩“你比我猜”。或是手忙脚乱，或是过关斩将。

而电视机这边的人们，收获的则是前所未有的参与感。

他们要么大叫着正确答案，要么被素人的表现逗得前仰后合。

次年，王小丫主持的《开心辞典》登陆央视二套。全程紧张的知识竞赛，让观众又见识了“另一种刺激”的节目体验。

电话求助、现场求助等互动形式，加上王小丫那句标志性的“确定吗”，也成为很多小朋友对“扣人心弦”一词的初体验。

彼时，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刚刚开播，其他地方台更不成气候。

全国人民看综艺，只在央视。

到2003年，“非典”让许多节目暂停了录制，同时，央视二套周日的黄金段空出，长官给李咏下了命令：再来一档收视不亚于《幸运52》的综艺，要大型的。

一番讨论，最初的“真人秀”理念开始渐渐成型。深入民间，挖掘多才多艺的普通人，并集中培训包装。6天培训，1天表演，一周的时间，完成一个素人的脱胎换骨。

《非常6+1》应运而生。

可如今，很多人对这档经典节目的记忆，却是李咏的场外连线，与金蛋银蛋的金花四溅。

观众短信发来梦想，咏哥砸蛋，金花四溅，梦想实现。

相比《幸运52》，这样的参与度与互动性，又有了实质性的飞跃。

于是，各式各样的梦想纷至沓来——

咏哥你好，我想要一张婴儿床，我老婆下个月预产期。

我儿子今年上初中，我想送他一辆自行车。谢谢李咏大兄弟。”

时间久了，观众也都成了才华横溢的段子手——

一个好汉三个帮，咏哥和咱贴心肠。明朝新婚大喜日，就差一张双人床。

七月骄阳红似火，汗流浃背好难过。咏哥若把空调送，窗外酷暑奈我何？

而现场这边，李咏也不闲着。

电话连线，变着花样儿“忽悠”着观众，一会冒充电信公司，一会冒充煤气公司。加上节目录制时间不一，打电话时，观众或者在睡觉，或者在开会，或者在开车。

一开始的不耐烦，再到最后“咏哥圆梦”的惊喜——这份极具代入感的体验，让他真正成了毫无距离感的“人民主持”。

人人都爱砸金蛋。

从此，没有李咏，只有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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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的导火索，是07年春晚的“黑色三分钟”。

当时因为张泽群的失误，导致最后倒计时三分钟的时候节奏被打乱，李咏救场，用的是“非常6+1”式的说话方式，说到一半直接被朱军打断。

虽然黑色三分钟里每个主持人都在忘词，但是李咏显然是最不合时宜的那个人。

倒计时结束，他第一个转身下台。

2000年，湖南卫视开始崛起，2004年《超级女声》颠覆了整个综艺格局。

在节目出新、尺度和影响力上，曾经的央视老大哥，体制内的疲态初显，力不从心。

2008年10月27日，《幸运52》的停播，悄无声息。

李咏试图做出改变，推出专访类节目《咏乐汇》，再不复当年万人空巷的火爆。

互联网娱乐的时代，就这么到来了。

台湾娱乐节目强势杀入，各大地方卫视及时跟进，各式真人秀，开始不断刷新着人们娱乐的底线。

而曾几何时，李咏亦说过一句名言：我就代表着央视的底线。

事实是，这个底线，相比社会底线的变化速度，远远不及。

2013年，李咏选择离开了供职22年的央视。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中，主持超女、主持好声音，和于谦在喜剧人上说相声，以及，《幸运秀》、《熟悉的味道》、《中国面孔》等等如今早已被忘却的节目。

这个以前最接地气的主持人，忽然发现，以“不变应万变”的自己，渐渐变成了”不接地气“的那一个。

娱乐产业喜新厌旧的频率，连带着明星人设的崩塌频率，进一步加速。

在互联网极速发展的时代，娱乐方式的变化之快，让人触目惊心。

当砸金蛋再无快感，人们陷入制造偶像的癫狂，

当素人相亲不再新鲜，明星成为了荧屏上接棒“恋爱“的对象。

于是，属于李咏那个，一个人带着老百姓玩儿的时代，过去了。

终究，属于崔永元坏笑着针砭时弊、毕福剑碎嘴着侃大山、朱军深情说哭嘉宾、李咏一人控场带动全国观众的时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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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大潮，滚滚向前。

李咏在尝试适应，可他始终不曾尝试的，是改变。

“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人啊，挺像一根羽毛——跟那个“或轻于鸿毛”的鸿毛不一样啊——我飞哪儿是哪儿，随遇而安，而且永远不闲着。来阵风儿我就跟着飘，没风我也自个儿得瑟。“

他的亲和力，在这个时代面前失去了威力。

但他骨子里的优雅，还在。

所以，既然自己的时代过去了，他坦然自若地说，“我发光发热的时期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所以我就把这点余热，用在我的家庭上。“

他的一些观念，在这个看似超前的时代，依然眨眼。比如他说——

“我告诉女儿，16岁如果她没有谈过恋爱的话，就证明她的能力是很低的。“

以及，他最自豪的，自己那份30年、从一而终的“早恋“。

这是属于李咏的优雅。

他的优雅，让他将自己的生活放在最首位，外界的谩骂纷扰，与我李咏无关。

前几个月，“移民美国”的传闻炒得火热，过去喜欢他的老百姓，无法接受自己的“咏哥”会移民。于是各种“捞够就走”的骂声四起。

有多少人爱你，就有多少人恨你。

而面对质问，哈文只在微博上淡淡地回应两个字：木有。

抗癌17个月，中间没有漏出一丝风声，被拍到骂声遍地，如今赴美治病的真相公开，亦不多做解释。

不卖惨、不搞自我消费，世人骂我、乃至遗忘了我，

这是李咏的姿态，亦是他坦然接受的命运。

真诚地活，优雅地走。

九年前，李咏在自己的自传中，带着点俏皮，早早写下了自己的“临终遗言”——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告别仪式，劳累各位了，你们也都挺忙。今天来的都是我的亲朋好友，既然不是外人，我也没跟你们客气，走之前都说好了，今儿来送我，就别送花了，给我送话筒吧。我希望我身边摆满了话筒。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我李咏这辈子就好说个话，所以临了临了，都走到这一程了，还在这儿说话。没吓着你们吧？

这份优雅，酷到让人羡慕，又让人心酸。

1968—2018，主持人李咏，手握话筒，笑着离开。

（文章细节，出自李咏自传《咏远有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