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感悟赵华胜先生水墨人物画的更生与历炼——邹立颖

　　研究和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表现方式，特别是将素描体面造型与传统线描形式的造型语言相融通来表现水墨绘画的方式与可能性，是上个世纪艺术界提出的一个热门学术课题。当代著名画家赵华胜先生便是这股潮流中与众不同并颇具建树乃至成为贯穿中国水墨人物画发展这条主线上的旗帜型人物。
　　中国画语言上的根本问题，是毛笔与造型如何衔接的问题。因为笔墨与造型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水墨人物画要解决的最重要课题。所有20世纪有关中国画的论争几乎都是围绕水墨人物画处理笔墨与造型关系而展开的，它的背后掩藏着整个20世纪空前而深刻的文化运动。然而赵华胜先生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通过研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以及从被动到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成果的有用成分，作品逐渐体现出中国人物画笔墨与体面造型兼容的历程，进而产生了一次突跳。

　　这个突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笔墨对体面造型的解读突破了轮廓线“用笔”的局限性，扩展到体面“用墨”的领地，“用笔”、“用墨”的有机融合有效地转为造型中的“体、面”关系。二是这种兼容也不再是统一的制式，明显地出现了地域和个性化的色彩。通过解读赵华胜先生对中国水墨人物画探索的生命信息，清楚可现先生以他的实践推进笔墨与造型的兼容，即光影造型完全让位给结构造型，偏、中锋兼用的轮廓线本身，通过虚实、粗细、浓谈、枯润、轻重来表现体面的转折，并在局部用山水画中的皴擦表现出折面的体量，头像与体态的造型方式完全统一起来，通过这些来实践他的“笔墨是表现力”和“强造型观”的学术主张，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画鸿篇巨制的魅力，以及恢宏的传统精神在创作中的推进与发展，特别体现原创精神的人物意象表现，渗透着某种生命的哲思。

　　中国画是具有深厚传统的艺术。作为一种有独特民族传统的造型艺术，中国画当然有与其他民族绘画艺术既相似又特殊的造型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进入了深入沉潜和个性化的阶段，它表现为当笔墨完成体面造型的一般解读后，人物画的发展走出写实主义的封闭圈，从单一的固定形象的意义说明到多样性的形象暗喻与象征，从而使人物画发生了从写实到具象，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这个转换过程也是深入沉潜的，无论观念还是语言，笔墨对于造型的解读生发多种语境和义项。这一时期，赵华胜先生的作品，超越他原有建立起来的语言文本，而更深入到笔墨与造型兼容的个性气质，所追求的笔墨具有一种刀劈斧凿的力度。这种笔墨的力度不是通过草书式的线条或花卉中的墨块去体现的，而是大幅度移用了北派山水的斧劈、短线皴，开拓出人物画用笔气质上的深度和厚度，并完全和体面造型的坚实感融为一体，移用了花卉画花画石的泼墨技巧，酣畅淋漓的墨块立如磐石，赋予了人物形体以巨大的体量。

　　今天，认真深读赵华胜先生的作品，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他不仅是做出重要贡献的革新艺术家，而且正确地解决了如何继承与如何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问题。他既反对民族虚无，又反对民族保守，非常重视保护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反对用西画来“改造”中国画；又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地恰当地从西画中吸收某些表现因素，用来加强中国画的表现力。赵华胜先生坚持“以‘中’为主”地吸收西画的经验与技巧，所以他的艺术创造具有鲜明的民族气派，以近于现实的温热气息，洗刷着历史泥垢，展现了现实的人与世界之美。
　　通观古今历史的沿革，可以看到三个因素左右着中国画的发展：一个是政治，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文化。当前政治的清明，对艺术规律的尊重，艺术家生存的宽松环境，保证了创作自由。身为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的赵华胜先生，一向积极鼓励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着作品的创新，提升境界与格调。相信先生在涵养民族魂魄并以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高瞻阔步地走向现代过程中，必将迈出更沉稳、更有力的步伐。

2009年1月15日深夜于上海海军基地贵宾楼
邹立颖　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职创作员
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