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生命之境 笔墨之歌——杜滋龄的水墨人物画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成就最突出的是人物画。五六十年代，水墨写实人物画已经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不仅开辟了反映人民生活的新时代，而且发展了水墨写实画风，南北不同，各擅胜场。新时期以来，水墨人物画摆脱了“文革”的束缚，无论在重大题材创作上，还是在表现普通群众生活与情感的丰富性上，或是在开掘传统、综合南北、借鉴西方以增强现代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上，都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而杜滋龄先生正是颖脱于五六十年代、崛起于新时期的著名中国人物画家。

　　杜滋龄自幼喜爱美术，虽因家庭背景未能进入美术学府，但刻苦自学，英才早发，20世纪60年代已经在连环画、插图和速写等方面脱颖而出，受到工作单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的器重，被叶浅予先生破格收为弟子。“文革”后，他又考取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在李震坚教授指导下，充分吸收新浙派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精髓，画风为之一变。其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先后出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和南开大学艺术系主任，编辑、教学与创作并进，反复深入各地，写生速写，感受生活，积极创作，精益求精，研究取法黄宾虹的山水画，完成了画风的又一改变，形成了独具风采的个人风格，体现了水墨写实人物画在新时期的发展。

　　我和杜滋龄是同龄人，相识三十余年。认识初期，他已担任出版社领导，不时来京联系作者，我得便请教技法创新，他回答毫无保留，几句话就道出了先水后墨的奥妙。其后，在各种美术活动中时常见面并看到他的新作，近日《行者无疆——杜滋龄作品集》即将问世，我有幸先睹为快。该书精选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佳作，有富于创作意识的水墨速写，有保持了速写鲜活感的创作，以人物为主，也有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山水和花鸟。他画的荷塘，发挥宿墨，淡冶迷蒙，很容易让人想起周思聪的风调。他的山水画，既有徐悲鸿《漓江春雨》的水晕墨章，也有黄宾虹的点线交错，层层积墨，浑厚华滋。

　　他的人物画，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古代题材为次，也有少量域外题材。在现实题材中，有描绘重大题材的鼓舞人心之作，更多作品则描写平凡而普通的群众，特别是边塞少数民族同胞，其中有刻画深入的单人肖像，有特定环境中的群像，更多画日常生活、讴歌平凡中真善美的作品。他描写的对象，少量是矿工（如《建设者》）、农民（如《山东老农》）和文化人（如《永久的纪念》），更多的是描绘少数民族诗意盎然的生活风情，尤以藏区和新疆最多。至于古代题材的作品，有寄寓浪漫情怀的名人轶事，更有以古诗词入画的诗意画和词意画。无论何种题材，他都以朴实、真挚的心态去描绘他所钟爱的人物，不以张扬而强悍的形式抓人眼球，而以和谐舒缓的节奏抒写真情，与观者亲切交流感受，格调隽永而有味。

　　杜滋龄人物画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既传神，又造境。古代中国人物画，本来讲求“以形写神”的“传神”，写意画发展以后，“不求形似”的主张，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物画发展，造成了不少作品的空泛化和模式化，骛美和向善之意犹存，而求真之旨已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物画对前人的超越，主流是水墨写实一派。人们常把近百年以来的中国画分成两大系统：一者立足传统、借古开今；另者则引西入中、融合中西。后者的主流是写实派，也有非写实派。杜滋龄的人物画，固然属于引西入中、融合中西系统里的水墨写实派，但在意境与笔墨上，吸收了立足传统借古开今的因素，而且随着其艺术的修养的精进，二者的结合越来越融洽无间。

　　他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像师辈和同侪一样，重振了人物画的优良传统，重视写形，更重视传神，普遍生活气息浓厚，地域特征明显，人物性格鲜明，精神面貌鲜活。一般而言，水墨写实人物画，造型是写实的，形态是水墨写意的。写实的造型，借助素描观念，锻炼了精确的观察力，以体面关系辅助线条，复兴了“以形写神”的传统，艺术表现更加丰富而精微。杜滋龄就是如此。他的肖像画和人物画，以写实观念，突出面部神态刻画，尤其重视眼神，还有富于表情的身姿和手势，彰显了平凡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内心世界，提升了“传神”的品质。有些传神之作，比如《给人们送来光明的矿工》《唐古拉山上的幸福之路》，还成功地描绘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精神。

　　然而，他的作品却不乏写意精神，或者说，他已经把写意因素引进写实人物画，具体途径就是传神与造境的结合。他以这种结合方式，提炼生活感受，神遇造化自然，变生活为艺术。所谓造境，也就是创造意境，讲究诗情，追求韵味。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帕米尔雪韵》《高原雪韵》和《秋韵》——就以韵为题，可见造境的自觉。所谓传神与造境的结合，是把深入而生动地刻画人物形神与山水画创造意境的手段结合起来，把人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理解。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人物的内在美，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但画出了一种气质、一种气韵，一种情调、一种意境，而且画出了一种妙造自然的境界。

　　这种传神与造境的结合，非常适于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大量描写雪域高原的作品，既以传神之笔，画出藏民质朴坚毅的生命活力，又以造境之美，使对象处于风雪弥漫、阳光普照的环境中，与牦牛、骆驼、狗、马等生灵相互依存，构筑了天人合一清明静穆的境界。他在《藏族风情》上的题跋中，流露出这种结合来源于对大美西藏的深度感受。他写道：“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这里有独特的雪域高原风光，又有类似南国风采的藏东南风情，更为称道的是有一群拥有坚信仰、幸福快乐的藏族同胞。吾自画藏族生活已廿多载，深感藏胞之质朴、毅勇，古老的藏族文化、宗教、医术，都是吾之倾情感动的，西藏——大美的西藏。”

　　杜滋龄水墨人物画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在笔墨与造型关系中，融合南北优长，借鉴山水花鸟画笔墨，尤其是把黄宾虹山水画的积墨法成功地引进人物画，形成了独特的画法风格。众所周知，水墨写实人物画，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问题是笔墨与造型的统一。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核心，既用来“应物象形”，实现造型要求，又有相对独立的美。这种独立的美不是纯形式的，而是以笔墨的形态、结构与运动表现感情、个性与时代风尚。近现代以来，在用笔墨实现造型上，如果不算叶浅予的简笔舞蹈人物，基本有三种形态：其一是传统的勾勒立骨与山水画皴擦渲染的结合，以蒋兆和为代表；其二是把复线速写的生动性引入水墨人物画，以黄胄为代表；其三是把写意花鸟画以点厾为特点的笔墨用于人物画，也称意笔人物画，以新浙派为代表。前两者一前一后，都发端于北方，最后一种则肇始于南方。这种南北之别，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并行不悖。

　　杜滋龄人物画，开始从学习蒋兆和作品的图片入手，也不乏黄胄的影响，已经获得了北派处理笔墨与造型关系的方法，具备较强的造型能力。经过杭州时期的深造，他又接受了新浙派的陶融，借鉴写意花鸟画技法，以毛笔作水墨写生，在笔墨点线运行中造型，打通南北，实现了生动笔墨与精准造型的结合。关于他在笔墨语言上的特点，既有北派的刻画精微，深入严谨，厚重丰富，重视造型，又有南派的提炼概括，注重感受，施展笔墨效能，发挥水墨韵味。杜滋龄的笔墨，不仅顺应了“笔墨当随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他主张的“笔墨当随性情”之美。这种笔墨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是平易近人的、不激不厉的、灵动苍秀的、蕴蓄丰饶的。

　　在笔墨与造型的结合中，杜滋龄也会根据描绘的具体内容，在笔墨上有所区别，有的沉着痛快，有的潇洒轻松，有的简当生动。但整体地看，其笔墨风格可概括为疏密两体。疏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从速写发展而来，以线描为主，干笔白描，以线造型，偶用一点重墨粗线，或者淡墨干擦，用色较单纯。另一类是新浙派的发展，点线面结合，大笔头与小笔头结合，有粗细的线，有大片小片的墨，在勾勒与点厾中发挥笔情墨趣。不过，与老一辈新浙派不同，他也用些干笔，在线与面的互用中，干湿的结合更加浑融。密体也有两类，一类以深重繁密的背景衬托人物，人物刻画细腻充分，构图繁密饱满，重视立体感，既使用泼墨，也使用积墨，但积墨为主，似乎北派为体，南派为用。另一类以多层次的笔墨点线刻画人物并描写环境，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强化了整体感、阳光感和空气蒙眬感。这种密体，密中有疏，不仅在南派中融入北派，而且把黄宾虹山水画中的积墨法引进了人物画。

　　我本人更偏爱最后一种。中国的水墨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水晕墨章一次成形的湿画法，重复落墨层层积累的干画法。湿画法的一种叫泼墨法，另一种叫破墨法。泼墨法面多于线，积墨法线多于面，破墨法难于成形，容易取得水墨晕散的偶发效果。湿画法容易淋漓酣畅但不易厚重，干画法容易浑厚丰富但不易空灵。杜滋龄的笔墨，属于干画法与湿画法的结合，泼墨、破墨与积墨的结合。他在上述两结合中，能够发挥线条的骨干作用，尤其善于线条与小面的互补，用笔似断实连，用墨虚灵沉着，努力实践黄宾虹的笔墨主张：“参差离合，大小斜正，肥瘦长短，俯仰断续，齐而不齐，是为内美。”使以线为主的不同点线面在运动与交错中实现笔的灵活而有力，墨的“淡而厚，实而清”，完成富于个性的笔墨之美。

　　杜滋龄的水墨写实人物，基本是水墨为主，色彩为辅，较多使用淡彩，偶尔用点浓色醒提，但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自觉致力于光感与空气感的表现。早期的作品已重视一定的光感，后来大量传神与造境相结合的作品，特别是描绘藏区风情之作，则有意追求天光、阳光和空气感的表现。不少作品的题目，也透露了这一点，比如《阳光下》《金色的阳光下》《秋天的阳光》《阳光中的草原三代》《雪域夕阳的下落》《阳光普照和谐高原》《草原之晨》《早春二月》与《牧场飘奶香》，莫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光感和空气感的表现，不论省略了人物背景的作品，还是以焦点透视交代空间关系的作品，都在笔墨与造型、人物与空间的结合上，巧妙地融合了中西，吸收了西画的光色因素，把自由而抒情的笔墨、准确状物的造型与情境交融的空间境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光照与空气的表现，恰到好处，或者形成了抒情的统调，或者强化了“阳光普照和谐高原”的意境。

　　杜滋龄的绘画，不愧为生命之境、笔墨之歌。回顾他的成就，总结他的艺术道路，人品的低调、不息的进取、南北的融合、积墨的运用，都是重要的成才经验。而最宝贵的经验，我以为有三条：一是生活，二是速写，三是修养。这里谈谈速写与修养。速写与中国画一样，都是线的艺术，不但是记录生活的手段，而且是感受生活的桥梁，更是提炼生活的艺术。对杜滋龄而言，速写习惯，养成于青少年时代，相伴至今。他说：“启蒙时期，我得到诸多导师的帮助……我把包装纸裁成64开连环画大小，装订成速写本放在口袋中，随手即画。叶浅予先生给予的这种教导和感染已成为我天生的习惯。”“我从2010年至今五年的时间，速写本完成数十册，足有一米多高。”速写相对于图像，与生活的关系更直接，相对于素描，把握对象更迅捷，既培养了敏锐观察，又锻炼了整体把握。速写不同于照相，有利于推动作者以心感物，以线取象，高度概括，意到笔随。速写是师造化，也是得心源，一手联系生活，一手联系创作。以毛笔宣纸作速写，还有利于在书写性的笔笔生发中，获得生动笔墨与准确造型的结合。杜滋龄持续不断的速写，使笔下物象经过心灵的折射，转化到水墨人物画中，成为他的水墨人物画饶于生动性和书写性的重要条件。

　　艺术规律表明，画到一定程度就是画修养了，对于现代中国画家而言，一是人品修养，二是传统修养，三是跨界修养。人品修养关乎人文关怀、艺术个性与艺术境界，传统修养关于中国画的文化积淀与民族特色，跨界修养关乎知识结构的更新与中国画走向现代。在同辈画家中，杜滋龄属于修养全面的画家。三者都重视，越来越重视。跨界修养，始于他青年时代的编辑生涯，早就形成了全覆盖美术品种的修养。改革开放以来，学养更加丰富，跨文化视野的形成，使他积极吸收西画有益成分，表现现代人的审美经验。传统的修养，自杭州深造之后，越来越自觉，他深知中国画的发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生长’，是新和旧的统一。”因此不断提高国学修养，包括哲学修养、古文诗词修养和书法素养，他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富于诗的意境和书法的线条表现力。他描绘回族老人与羊的《大吉祥图》和少数民族妇女养鸡《大吉图》，还继承传统的谐音取意，古意今情，雅俗共赏，也是来自传统修养。杜滋龄非常注意人品修持，一向淡薄名利，低调做人，不仅把绘画当作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把人品修持看作提升精神境界的必然途径。总之，修养深化了感受，修养参悟了文化，修养提升了精神，保证了艺术的更上一层楼。相信他再接再厉，必能创造新的辉煌，他的经验也将成为同行后学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