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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论·研究] 生命之境 笔墨之歌——杜滋龄的水墨人物画

4 已有 4373 次阅读   2018-09-08 10:09

  生命之境 笔墨之歌——杜滋龄的水墨人物画

                                         作者:薛永年

  20世纪以来,中国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成就最突出的是人物画。五六十年代,水墨写实人物画已经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不仅开辟了反映人民生活的新时代,而且发展了水墨写实画风,南北不同,各擅胜场。新时期以来,水墨人物画摆脱了“文革”的束缚,无论在重大题材创作上,还是在表现普通群众生活与情感的丰富性上,或是在开掘传统、综合南北、借鉴西方以增强现代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力上,都取得了划时代的发展。而杜滋龄先生正是颖脱于五六十年代、崛起于新时期的著名中国人物画家。

  杜滋龄自幼喜爱美术,虽因家庭背景未能进入美术学府,但刻苦自学,英才早发,20世纪60年代已经在连环画、插图和速写等方面脱颖而出,受到工作单位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的器重,被叶浅予先生破格收为弟子。“文革”后,他又考取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在李震坚教授指导下,充分吸收新浙派水墨写实人物画的精髓,画风为之一变。其后的三十多年中,他先后出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和南开大学艺术系主任,编辑、教学与创作并进,反复深入各地,写生速写,感受生活,积极创作,精益求精,研究取法黄宾虹的山水画,完成了画风的又一改变,形成了独具风采的个人风格,体现了水墨写实人物画在新时期的发展。

  我和杜滋龄是同龄人,相识三十余年。认识初期,他已担任出版社领导,不时来京联系作者,我得便请教技法创新,他回答毫无保留,几句话就道出了先水后墨的奥妙。其后,在各种美术活动中时常见面并看到他的新作,近日《行者无疆——杜滋龄作品集》即将问世,我有幸先睹为快。该书精选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佳作,有富于创作意识的水墨速写,有保持了速写鲜活感的创作,以人物为主,也有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山水和花鸟。他画的荷塘,发挥宿墨,淡冶迷蒙,很容易让人想起周思聪的风调。他的山水画,既有徐悲鸿《漓江春雨》的水晕墨章,也有黄宾虹的点线交错,层层积墨,浑厚华滋。

  他的人物画,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古代题材为次,也有少量域外题材。在现实题材中,有描绘重大题材的鼓舞人心之作,更多作品则描写平凡而普通的群众,特别是边塞少数民族同胞,其中有刻画深入的单人肖像,有特定环境中的群像,更多画日常生活、讴歌平凡中真善美的作品。他描写的对象,少量是矿工(如《建设者》)、农民(如《山东老农》)和文化人(如《永久的纪念》),更多的是描绘少数民族诗意盎然的生活风情,尤以藏区和新疆最多。至于古代题材的作品,有寄寓浪漫情怀的名人轶事,更有以古诗词入画的诗意画和词意画。无论何种题材,他都以朴实、真挚的心态去描绘他所钟爱的人物,不以张扬而强悍的形式抓人眼球,而以和谐舒缓的节奏抒写真情,与观者亲切交流感受,格调隽永而有味。

  杜滋龄人物画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既传神,又造境。古代中国人物画,本来讲求“以形写神”的“传神”,写意画发展以后,“不求形似”的主张,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物画发展,造成了不少作品的空泛化和模式化,骛美和向善之意犹存,而求真之旨已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物画对前人的超越,主流是水墨写实一派。人们常把近百年以来的中国画分成两大系统:一者立足传统、借古开今;另者则引西入中、融合中西。后者的主流是写实派,也有非写实派。杜滋龄的人物画,固然属于引西入中、融合中西系统里的水墨写实派,但在意境与笔墨上,吸收了立足传统借古开今的因素,而且随着其艺术的修养的精进,二者的结合越来越融洽无间。

  他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像师辈和同侪一样,重振了人物画的优良传统,重视写形,更重视传神,普遍生活气息浓厚,地域特征明显,人物性格鲜明,精神面貌鲜活。一般而言,水墨写实人物画,造型是写实的,形态是水墨写意的。写实的造型,借助素描观念,锻炼了精确的观察力,以体面关系辅助线条,复兴了“以形写神”的传统,艺术表现更加丰富而精微。杜滋龄就是如此。他的肖像画和人物画,以写实观念,突出面部神态刻画,尤其重视眼神,还有富于表情的身姿和手势,彰显了平凡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内心世界,提升了“传神”的品质。有些传神之作,比如《给人们送来光明的矿工》《唐古拉山上的幸福之路》,还成功地描绘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精神。

  然而,他的作品却不乏写意精神,或者说,他已经把写意因素引进写实人物画,具体途径就是传神与造境的结合。他以这种结合方式,提炼生活感受,神遇造化自然,变生活为艺术。所谓造境,也就是创造意境,讲究诗情,追求韵味。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帕米尔雪韵》《高原雪韵》和《秋韵》——就以韵为题,可见造境的自觉。所谓传神与造境的结合,是把深入而生动地刻画人物形神与山水画创造意境的手段结合起来,把人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理解。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有人物的内在美,还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但画出了一种气质、一种气韵,一种情调、一种意境,而且画出了一种妙造自然的境界。

  这种传神与造境的结合,非常适于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大量描写雪域高原的作品,既以传神之笔,画出藏民质朴坚毅的生命活力,又以造境之美,使对象处于风雪弥漫、阳光普照的环境中,与牦牛、骆驼、狗、马等生灵相互依存,构筑了天人合一清明静穆的境界。他在《藏族风情》上的题跋中,流露出这种结合来源于对大美西藏的深度感受。他写道:“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这里有独特的雪域高原风光,又有类似南国风采的藏东南风情,更为称道的是有一群拥有坚信仰、幸福快乐的藏族同胞。吾自画藏族生活已廿多载,深感藏胞之质朴、毅勇,古老的藏族文化、宗教、医术,都是吾之倾情感动的,西藏——大美的西藏。”

  杜滋龄水墨人物画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在笔墨与造型关系中,融合南北优长,借鉴山水花鸟画笔墨,尤其是把黄宾虹山水画的积墨法成功地引进人物画,形成了独特的画法风格。众所周知,水墨写实人物画,在艺术表现上最主要的问题是笔墨与造型的统一。笔墨作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核心,既用来“应物象形”,实现造型要求,又有相对独立的美。这种独立的美不是纯形式的,而是以笔墨的形态、结构与运动表现感情、个性与时代风尚。近现代以来,在用笔墨实现造型上,如果不算叶浅予的简笔舞蹈人物,基本有三种形态:其一是传统的勾勒立骨与山水画皴擦渲染的结合,以蒋兆和为代表;其二是把复线速写的生动性引入水墨人物画,以黄胄为代表;其三是把写意花鸟画以点厾为特点的笔墨用于人物画,也称意笔人物画,以新浙派为代表。前两者一前一后,都发端于北方,最后一种则肇始于南方。这种南北之别,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并行不悖。

  杜滋龄人物画,开始从学习蒋兆和作品的图片入手,也不乏黄胄的影响,已经获得了北派处理笔墨与造型关系的方法,具备较强的造型能力。经过杭州时期的深造,他又接受了新浙派的陶融,借鉴写意花鸟画技法,以毛笔作水墨写生,在笔墨点线运行中造型,打通南北,实现了生动笔墨与精准造型的结合。关于他在笔墨语言上的特点,既有北派的刻画精微,深入严谨,厚重丰富,重视造型,又有南派的提炼概括,注重感受,施展笔墨效能,发挥水墨韵味。杜滋龄的笔墨,不仅顺应了“笔墨当随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他主张的“笔墨当随性情”之美。这种笔墨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是平易近人的、不激不厉的、灵动苍秀的、蕴蓄丰饶的。

  在笔墨与造型的结合中,杜滋龄也会根据描绘的具体内容,在笔墨上有所区别,有的沉着痛快,有的潇洒轻松,有的简当生动。但整体地看,其笔墨风格可概括为疏密两体。疏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从速写发展而来,以线描为主,干笔白描,以线造型,偶用一点重墨粗线,或者淡墨干擦,用色较单纯。另一类是新浙派的发展,点线面结合,大笔头与小笔头结合,有粗细的线,有大片小片的墨,在勾勒与点厾中发挥笔情墨趣。不过,与老一辈新浙派不同,他也用些干笔,在线与面的互用中,干湿的结合更加浑融。密体也有两类,一类以深重繁密的背景衬托人物,人物刻画细腻充分,构图繁密饱满,重视立体感,既使用泼墨,也使用积墨,但积墨为主,似乎北派为体,南派为用。另一类以多层次的笔墨点线刻画人物并描写环境,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强化了整体感、阳光感和空气蒙眬感。这种密体,密中有疏,不仅在南派中融入北派,而且把黄宾虹山水画中的积墨法引进了人物画。

  我本人更偏爱最后一种。中国的水墨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水晕墨章一次成形的湿画法,重复落墨层层积累的干画法。湿画法的一种叫泼墨法,另一种叫破墨法。泼墨法面多于线,积墨法线多于面,破墨法难于成形,容易取得水墨晕散的偶发效果。湿画法容易淋漓酣畅但不易厚重,干画法容易浑厚丰富但不易空灵。杜滋龄的笔墨,属于干画法与湿画法的结合,泼墨、破墨与积墨的结合。他在上述两结合中,能够发挥线条的骨干作用,尤其善于线条与小面的互补,用笔似断实连,用墨虚灵沉着,努力实践黄宾虹的笔墨主张:“参差离合,大小斜正,肥瘦长短,俯仰断续,齐而不齐,是为内美。”使以线为主的不同点线面在运动与交错中实现笔的灵活而有力,墨的“淡而厚,实而清”,完成富于个性的笔墨之美。

  杜滋龄的水墨写实人物,基本是水墨为主,色彩为辅,较多使用淡彩,偶尔用点浓色醒提,但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自觉致力于光感与空气感的表现。早期的作品已重视一定的光感,后来大量传神与造境相结合的作品,特别是描绘藏区风情之作,则有意追求天光、阳光和空气感的表现。不少作品的题目,也透露了这一点,比如《阳光下》《金色的阳光下》《秋天的阳光》《阳光中的草原三代》《雪域夕阳的下落》《阳光普照和谐高原》《草原之晨》《早春二月》与《牧场飘奶香》,莫不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光感和空气感的表现,不论省略了人物背景的作品,还是以焦点透视交代空间关系的作品,都在笔墨与造型、人物与空间的结合上,巧妙地融合了中西,吸收了西画的光色因素,把自由而抒情的笔墨、准确状物的造型与情境交融的空间境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光照与空气的表现,恰到好处,或者形成了抒情的统调,或者强化了“阳光普照和谐高原”的意境。

  杜滋龄的绘画,不愧为生命之境、笔墨之歌。回顾他的成就,总结他的艺术道路,人品的低调、不息的进取、南北的融合、积墨的运用,都是重要的成才经验。而最宝贵的经验,我以为有三条:一是生活,二是速写,三是修养。这里谈谈速写与修养。速写与中国画一样,都是线的艺术,不但是记录生活的手段,而且是感受生活的桥梁,更是提炼生活的艺术。对杜滋龄而言,速写习惯,养成于青少年时代,相伴至今。他说:“启蒙时期,我得到诸多导师的帮助……我把包装纸裁成64开连环画大小,装订成速写本放在口袋中,随手即画。叶浅予先生给予的这种教导和感染已成为我天生的习惯。”“我从2010年至今五年的时间,速写本完成数十册,足有一米多高。”速写相对于图像,与生活的关系更直接,相对于素描,把握对象更迅捷,既培养了敏锐观察,又锻炼了整体把握。速写不同于照相,有利于推动作者以心感物,以线取象,高度概括,意到笔随。速写是师造化,也是得心源,一手联系生活,一手联系创作。以毛笔宣纸作速写,还有利于在书写性的笔笔生发中,获得生动笔墨与准确造型的结合。杜滋龄持续不断的速写,使笔下物象经过心灵的折射,转化到水墨人物画中,成为他的水墨人物画饶于生动性和书写性的重要条件。

  艺术规律表明,画到一定程度就是画修养了,对于现代中国画家而言,一是人品修养,二是传统修养,三是跨界修养。人品修养关乎人文关怀、艺术个性与艺术境界,传统修养关于中国画的文化积淀与民族特色,跨界修养关乎知识结构的更新与中国画走向现代。在同辈画家中,杜滋龄属于修养全面的画家。三者都重视,越来越重视。跨界修养,始于他青年时代的编辑生涯,早就形成了全覆盖美术品种的修养。改革开放以来,学养更加丰富,跨文化视野的形成,使他积极吸收西画有益成分,表现现代人的审美经验。传统的修养,自杭州深造之后,越来越自觉,他深知中国画的发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生长’,是新和旧的统一。”因此不断提高国学修养,包括哲学修养、古文诗词修养和书法素养,他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富于诗的意境和书法的线条表现力。他描绘回族老人与羊的《大吉祥图》和少数民族妇女养鸡《大吉图》,还继承传统的谐音取意,古意今情,雅俗共赏,也是来自传统修养。杜滋龄非常注意人品修持,一向淡薄名利,低调做人,不仅把绘画当作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把人品修持看作提升精神境界的必然途径。总之,修养深化了感受,修养参悟了文化,修养提升了精神,保证了艺术的更上一层楼。相信他再接再厉,必能创造新的辉煌,他的经验也将成为同行后学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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