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董译夫等 耕于田，狩于林，渔于水，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千百年来，华夏子孙秉持着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之道，将现实与想象中的万物生灵深深地刻入文明进程。不论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哲理思想，还是“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这样的经典诗句，这些朴素而睿智的自然观念，至今仍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思考。
无论是龙行天下、凤鸣九霄，还是吉祥寓意的羊、勤劳寓意的牛、勇猛的老虎，这些动物造型都被栩栩如生地刻画在各种文物上，流传至今。
在本篇，你可以欣赏到远古时期的萌禽“陶鹰鼎”，青铜文明的代表“四羊方尊”，丝绸之路中的沙漠之舟“唐三彩骆驼载乐俑”，江南水乡旁的《江山放牧图》，代表男女恩爱痴情的象征“鸳鸯形漆盒”，让我们一同走进文物中的“动物世界”，看看这些有着特殊寓意的生命吧。
01
后母戊铜鼎
商 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鼎耳上有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有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鼎身腹部装饰饕餮纹，在司母戊鼎上，每个面都有 6 只夔龙，其中横向长边框的 2 只夔龙对称成为一个“肥遗”型饕餮纹，纵边各有一只夔龙，这样 4 个面就有 24 只夔龙，鼎足上铸有蝉纹。
鱼纹自远古发端，最初诞生于巫觋文化和图腾文化，是脱胎于生殖崇拜的信仰物，后来演变成寓意着福泽绵延、年年有余的吉祥图案。鱼类，是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一种珍贵的宝物，因为它们能够繁殖、生长，因此被视为繁荣和长寿的象征。据史书记载，周代早期，每年春天皇帝都会举行亲耕仪式，以示重视农业，而鱼是亲耕仪式中的重要道具，用以祈求农业丰收。
饕餮（tāo tiè），别名老饕、狍鸮（páo xiāo），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四大凶兽之一。据《山海经》记载：饕餮其形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是贪欲的象征，常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除了贪吃之外，饕餮还被视为一种能够驱逐邪恶和灾难的神兽。在古代，人们常常将饕餮的形象刻画在各种符咒和护身符上，以祈求其保佑自己平安、健康和繁荣。同时，在一些古代宗教仪式中，人们也会通过祭祀和崇拜饕餮来祈求丰收和平安。特别是在青铜器装饰中，人们相信饕餮有驱邪的作用，因此经常将饕餮的形象用于祭祀用具和武器等器物上。
《山海经·大荒东经》描写夔是：“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但更多的古籍中则说夔是蛇状怪物。夔龙是一种近似龙的动物，传说其形象为一角一足，口张尾卷。夔纹象征王权和神权，饰有夔形纹饰的青铜礼器或兵器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贵。
双虎食人首纹俗称虎咬人头纹，这种虎食人头纹，仅见于商代铜器，以后少见或不见，具有辟邪之意。虎一直受到汉族的崇拜，是正义、勇猛无敌、威严的象征。汉朝人把虎看作是百兽之王。相传白虎是五百年才能变白的虎，是神物，而且仙人往往也乘虎升天，是镇西之兽。自汉朝以后虎一直成为人们喜爱的保护神。
蝉纹是作为象征“生命永存”而设计出来的纹饰，被赋予复活和永生的象征意义，从周朝后期到汉代的葬礼中，人们总是把一枚玉蝉放入死者口中以求死者得到庇护和永生。古代文学中认为蝉“餐风饮露”，是高洁的象征。
02
大克鼎
西周 上海博物馆
大克鼎造型雄伟凝重，耳饰龙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工艺达到巅峰的历史见证。
《尔雅翼》记载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为鳞虫之长，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相传龙能飞行，擅变化，会呼风唤雨等，与凤凰、麒麟等并列为祥瑞，古代主要寓意皇权。
03
新郑出土莲鹤铜方壶
春秋 河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莲鹤方壶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整体风貌，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方壶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条应龙，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上面有一只仙鹤，造型灵动。
应龙，是我国远古神话传说中“集创世、造物、灭世三位一体的巨神”，被古人赋予了“创世神”和“造物神”的尊称。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与蚩尤作战，应龙、魃等帮助黄帝，最终蚩尤战败被杀。据《广雅》记载：应龙的形象特征为有翼；结合《淮南子》“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和《镡津文集》“羽嘉生应龙，应龙生凤凰”等记载可知，应龙不仅能开辟天地，还是凤凰与麒麟的祖先。另外《氏族典》中提到：“祖龙，老龙也。”而“老龙”即应龙，所以应龙是“龙之始祖”。应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和文化象征的古代神兽。在中国文化中，应龙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威严和神圣。
鹤有着久远的文化历史，远古时候就已经产生了鹤的图腾，早在《诗经》中就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记载。在中国人们常把仙鹤和挺拔苍劲的古松画在一起，作为益年长寿的象征。鹤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特别是丹顶鹤，是长寿、吉祥和高雅的象征，又称为“仙鹤”。丹顶鹤性情高雅，形态美丽，素以喙、颈、腿“三长”著称，直立时可达一米多高，看起来仙风道骨，被称为“一品鸟”，地位仅次于凤凰。除此之外，鹤雌雄相随，步行规矩，情笃而不淫，具有很高的德性。古人多用翩翩然有君子之风的白鹤，比喻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能之士，把修身洁行而有时誉的人称为“鹤鸣之士”。
04
摇钱树
汉 四川绵阳博物馆
1990 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的摇钱树造型生动优美，保存完好，它是迄今我国出土最大的摇钱树。整体由红陶树座、青铜树干、枝叶等共 29 个部件衔接扣挂而成，叶片甚薄，厚约 2 毫米。以人物神兽为主题内容，有龙首、朱雀与鹿、象与象奴、璧等图案。
朱雀，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之四灵之一，源于远古星宿崇拜，是代表炎帝与南方七宿的南方之神。朱雀与青龙、白虎、玄武合称为“四方神”，表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二十八宿体系形成之后，朱雀成为南方七宿的总称。朱雀在古代神话中往往属于太阳崇拜，象征祥瑞。
05
铜奔马
东汉 甘肃省博物馆
铜奔马又名“马踏飞燕”。造型矫健精美，作昂首嘶鸣，疾足奔驰状，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全身的着力点集注于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准确地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
马是汉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农业生产畜力。汉朝政府给马立“口籍”，汉武帝作《天马歌》，马在各种场合被神化和奉颂。铜奔马是在汉代社会尚马习俗的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工艺品。此外，汉代社会盛行车马冥器随葬，视马为财富的象征。
06
墙盘
西周 宝鸡周原博物馆
墙盘铭文字形整齐划一，笔式流畅，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作，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填补了西周国史与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墙盘型巨大，腹和圈足分别饰凤鸟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
凤鸟纹，古代青铜器纹饰之一，象征吉祥如意，常被用作殷商和周朝青铜器上的图案，这些纹饰既体现了凤鸟在殷商和周朝人民心中的形象，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玄鸟生商”，鸟为商人的图腾；“凤鸣岐山”，周人视凤鸟为祥瑞、守护神。凤鸟纹作为青铜器纹饰始见于商代中期，一直沿用到春秋晚期。
凤本意为凤鸟，原指凤鸟中的雄鸟，后因凤凰合体，成为凤凰的简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与龙、麟、龟一起并称“礼记四灵”，它被视为中华精神之鸟，是原始先民太阳崇拜和鸟图腾的融合与神化。凤是人们心目中的瑞鸟，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时逢太平盛世，便有凤凰飞来。“凤”与“风”的甲骨文字相同，即代表具有风的无所不在，及灵性力量的意思；凰即皇字，为至高至大之意。凤凰也是中国皇权的象征，常和龙一起使用，凤从属于龙，用于皇后嫔妃，龙凤呈祥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图腾。
07
何尊
西周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庄严厚重，美观大方，主体感极强。内底铸铭文 122 字，记述了周成王五年迁宅成周的重大史实。“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何尊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
蚕是蚕蛾的幼虫，丝绸原料的主要来源，在人类经济生活及文化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用其巢丝织绸的国家。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黄帝的妻子嫘祖。春蚕象征着执着、坚贞、奉献等精神。
08
景云铜钟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代为景龙观所铸之青铜钟，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天下第一名钟”，世界名钟之一，据说每天撞击报时的时候，全城都能听到清亮悦耳的犹如凤凰鸣叫的钟声。钟身铭文 292 字，为稍参篆隶的楷书，由唐睿宗李旦亲自撰文并书写。铜钟钟身周围铸有纹饰，自上而下分为 3 层，每层用蔓草纹带分为 6 格，共 18 格。格内分别铸有翔鹤、走狮、腾龙、朱雀、独角独腿牛等图案，四角各有 4 朵祥云，显得生动别致。
中国人最初认识到狮子及西方的狮子文化，大约在公元初期，比西方至少晚数个世纪。中国最早的古籍《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在位距今 3000 年左右）驾八骏巡游西域：“狻猊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狮子）。”说明在中国人熟悉的虎、豹、狗、猫等以外，还有一种神秘的异兽存在，且名之为“师（狮）”。
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与中亚各地的友好关系，“殊方异物”的狮子和狮子文化才正式被中国人所认知。《汉书·西域传》的注释中，对于“师（狮）”解释为：“似虎，正黄，有冉冉，尾端茸毛大如斗”，这几个文字客观地描述真实雄性狮子的外貌。
“龙生九子”中的狻猊是狮子状，故早期的狮子文化更带神秘色彩，从三国、晋代出土的青瓷器物中可见与狮子相似的神兽，已具吉祥辟邪的精神意义。进入文化鼎盛的唐代及之后宋、元、明、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于是产生了充分写实和高度神化的狮子文化，似狮似虎、似狗似猫、能飞能游的异兽形象。
09
商四羊方尊
商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
羊与上古先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影响着中国文字、饮食、道德、礼仪、美学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四羊青铜方尊，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羊在古代被喻为吉祥之物。
商四羊青铜方尊以四羊陪四龙，雄踞四面八方，寓意吉祥、和谐、尊贵、富强。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概括为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我们常用的“美”字也来源于羊。
10
商龙纹兕觥
商 山西省博物院
龙纹兕觥身两侧饰鼍纹和夔龙纹，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也是研究商代北方民族青铜器铸造工艺，器物造型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扬子鳄，古代被称作鼍（tuó），民间俗称“土龙”或“猪婆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小型鳄类，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外动物。历史上，扬子鳄曾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的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流域，随着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逐渐收缩至长江下游流域。
11
西周天亡簋
西周 中国国家博物馆
天亡簋和利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的两件铸有铭文的青铜器，不仅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也是在西周铜器断代上作为依据的一件重要标准器。西周天亡簋器腹与圈足饰蜗体兽纹。
蜗牛种类繁多，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蜗牛喜欢在阴暗潮湿、疏松多腐殖质的环境中生活。在不同文化中，蜗牛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文化中，蜗牛象征缓慢、落后；而在西欧，则象征顽强和坚持不懈。苏格兰人认为如果蜗牛的触角伸得很长，就意味着第二天会有一个好天气。
12
西周伯矩鬲
周 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西周伯矩鬲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周初青铜器中的杰作，证明了北京三千年的建城历史。
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劳的象征。古代就有利用牛拉动耕犁以整地的应用，后来人们知道牛的力气巨大，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应用，从农耕、交通甚至军事都广泛运用。而中国传说中的“牛头马面”，是冥府著名的勾魂使者。鬼城丰都，及各地城隍庙中，均有牛头马面的形象。牛头来源于佛家，牛头又叫阿傍，其形为牛头人身，手持钢叉，力能排山。据《铁城泥犁经》说：阿傍为人时，因不孝父母，死后在阴间为牛头人身，担任巡逻和搜捕逃跑罪人的衙役。
13
西周晋侯鸟尊
周（晋国） 山西省博物院
鸟尊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是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宗庙礼器。在早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上，都有很多鸟的造型，著名的如凌家滩文化（5800-5300 年前）的玉鸟。
鸟是飞禽的总称，是适应于陆地和空中生活的高等脊椎动物。在中国古代，鸟被赋予很多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象征，进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鸟文化”。除了喜欢用鸿鹄代表志存高远外，古人喜欢的鸟还有很多：比如，鹤在古人眼里被视为“一品鸟”；孔雀“开屏”被看成是祥瑞之兆；鸳鸯是代表夫妻情侣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爱情鸟”；喜鹊则是一种“闻鹊声，皆为喜兆”的灵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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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
汉 西安博物院
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中的主区画像以红色为地，用白色、绿色、黑色彩绘人物、车马以及树林等自然景象，最引人瞩目的是狩猎图：在狩猎一组画像中，一短衣束发的猎手骑马疾驰，反身弯弓射一惊慌逃窜的野猪，野猪的后腿已被猎犬紧紧咬住，后有一骑士束缰挥鞭围猎野猪。
中华文化圈崇尚猪，贯穿猎狩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是一种基于经验的文化现象。古人崇尚猪，大概分两大类别，一是敬畏野猪的勇猛刚烈，一是猪的繁殖力强，一胎可十多个崽，被崇祀为地母。因有猪神信仰，所以催生猪的观念经济，在民俗文化中，猪又有吉祥、好运、丰产、财富等象征意义。
15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
汉 云南省博物馆
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器盖上铸造立体群雕，计有 1 碑、1 表、2 铜鼓、52 人、1 猪、1 犬、筐篮 17、罐 11、布帛 5 匹、纹锦 1 幅、鸡 1 只、鱼 2 条、薪当三捆，以及主祭者乘坐的肩舆 1 部，施用于刑徒的栓桔、绳索，执法者佩戴的长剑、盾牌、盔甲等物。
人们对犬的宠爱由来已久，在古代，帝王们都以可以拥有一头名犬而倍感荣耀，在民间养犬玩犬之风也十分盛行。人们把狗视为吉利的动物，象征着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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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
汉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伞铤纹饰依竹节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以人骑象为主，山石间有奔驰的马、鹿、兔、熊，以及飞翔的仙鹤、雁、鹰等。第二段一骑士反身引弓射虎为主，山峦间有熊、鹿、羚羊、野牛、猿猴，还有飞鸟等。第三段以一人骑骆驼为主，辅以虎噬豕，以及熊、兔、立鹤、飞鸟等。第四段以一正在开屏的孔雀引颈长鸣为主，辅以虎捕牛，以及熊、鹿、猴、鹤、飞鸟等。四段纹饰主题不尽相同，但都描绘了生气盎然的大自然景象，以及人类的狩猎活动，构成了一幅既富于神话意味又源于实际生活的精美画面。
由于农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存边界逐步向外拓展，大象作为陆地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个体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三皇五帝时期，据《容成氏》（成书于春秋前期，相传容成氏曾担任黄帝的大臣，发明了历法）第 24-27 简记载，华夏部落的核心区被称为“叙州”，而这一地域范围到了夏朝，据《尚书·夏书·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中的记载已被称为“豫州”。“豫”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豫，象之大者”，能以大象来给文明核心区命名，足见大象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汉代，大象已经成为了带有一定政治意义的动物，通过大象的进贡，周围小国能向中原统治者表达自己臣服的政治决心。至唐朝，许多人认为大象是社会正统性和合理性的代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兔子是象征祥瑞的动物，古籍《瑞应图》就有记载：“赤兔大瑞，白兔中瑞”；《宋书·符瑞志》也把白兔等白色动物列为祥瑞之物。在古代中国，先民还认为兔子是“多产”的象征。民间则一直有嫦娥奔月、玉兔捣药的传说。
自新石器时代直至秦汉，熊崇拜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史记·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左传·昭公七年》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礼记·月令》正义引《帝王世纪》曰：“大皞（伏羲）一号黄熊氏”；《汉书·武帝记》曰：“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黄帝、鲧、伏羲、大禹等上古时期的部落领袖，都出自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可见熊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重要的图腾之一。熊是勇猛、无畏、伟力的兽性象征。因此对熊崇拜往往落在熊的兽性特征方面，通过对熊的祭祀以期待获得熊的勇猛、无畏、伟力。
熊崇拜源自上古人类狩猎活动中与熊的接触，熊对当时的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开始由狩猎社会转型至农业社会，这一背景下与雨水灌溉关系更为密切的龙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而随着龙崇拜与祖先崇拜和王权的结合，曾经广泛存在的熊崇拜逐渐被农业社会的龙崇拜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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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安三年”款青釉堆塑谷仓罐
三国“永安三年” 故宫博物院
该器以百鸟争食、欢庆丰收、牲畜满栏等题材的立体雕饰展现了 1700 多年前江南吴地庄园五谷丰登的场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四只小罐分列大罐四角，周围簇拥引颈觅食的雀鸟，一只老鼠正从中间大罐里爬出，嘴里叼着一大块食物，惬意地斜躺在罐口，象征财富的丰饶。五罐下有三层崇楼，楼两侧各立一亭阙，门口蹲伏着守卫的小狗，阙下有八位侍仆各执不同的乐器，正聚精会神地演奏乐曲。
大罐口沿下来塑贴了一圈人物和动物，除跳舞的人像外，还有鹿、猪、龟、鱼等动物，其间还夹杂狗、鱼、龙等纹饰。罐腹上的纹饰也如堆塑一样的风格，几根线条就生动白描出了一只凶狠捕食的恶狼，写实反应了庄园四周山林湖泽里的动物。
18
西晋青釉神兽尊
西晋 南京博物院
西晋青釉神兽尊器表饰以神兽，关于神兽的名称，有辟邪、蟾蜍、穷奇等说法。该器青釉神兽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造型为盘口，短颈，斜肩，长圆腹，平底稍向内凹，肩与腹之间两侧各有三系。腹壁浮雕神兽一只，头部双眼突出，体饰四爪、双翼、脊毛和尾，雕刻生动，制作较精。遍体内外施青釉，棕色胎。器底外部刻有“东州”二字。
西晋青釉神兽尊造型奇特，造型为盘口短颈削肩鼓腹平底，象个大鱼篓。器表由肩至腹堆塑面目狰狞的神兽纹饰，兽首昂起，双眼仰视，鼻孔朝天，张口含珠，吐舌露齿，颌下长须垂至腹部；四肢紧贴前胸及下腹，前肢上举，后肢伏地蹲坐，两侧刻划双翼纹，背后有耸起的脊毛五撮。该尊“张牙舞爪”，威风八面，象要将一切凶险和邪气驱离主人。兽纹形象威严，面目狰狞。
西晋青釉神兽尊的妙处，在于“尊”与“兽”的浑然一体。匠师紧紧抓住器形削肩鼓腹的形体特征，运用夸张写意手法，以盘口作兽的头顶，以器腹为兽腹，以器耳为兽耳，兽爪兽脊等都有序地布列在器物的各个部位。让人“尊”、“兽”难辨。西晋青釉神兽尊在六朝青瓷中罕见的艺术珍品，系明确纪年墓出土。西晋青釉神兽尊显示了高超的雕塑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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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青釉凤首龙柄壶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纹饰新颖，造型奇特，盘口形、细颈，斜溜肩，腹部自上而下逐渐圆鼓，下腹缓收，圈足呈喇叭形。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凤的嘴下啄，凤头扣住壶的口沿上，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在凤头的后侧，从口沿顺肩而下至底部，壶柄塑成一条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
六朝至唐代，中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波斯的一种鸟首壶传到中国，影响所及，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出现了凤首壶。这件唐青釉凤首龙柄壶就是越窑青瓷当时的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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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
唐开元十一年，即公元 723 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
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融合。在一峰铺着花毯的骆驼背上，塑有 5 位胡人乐俑，左右两侧各坐着两个，神情专注地演奏胡乐。骆驼昂首挺立，驮载着成年男子。
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表现的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唐代百戏留下记载的有盘杯伎、吞剑伎、猕猴缘竿伎、透飞梯伎等。唐代，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唐玄宗曾“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骆驼载乐节目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双峰骆驼身高一般 2 米左右，负载力可以达到 250 公斤，驮载 5 个成年男子需训练有素。5 位艺人在驼背没有围栏的平台上载歌载舞展现了高难度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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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骆驼昂首直立于长方形座上，张口嘶鸣状。驼背铺有带花边圆形垫子，其上搭一平台，用刻花毯子覆盖，其上有七个男乐俑盘腿朝外坐于平台四周，正在演奏，中间立一体态丰腴载歌载舞的女子。造型新颖，器形硕大，骆驼健壮，人物表情丰富。
骆驼四肢细长，蹄大如盘，两趾、跖有厚皮，都是适于沙地行走的特征。背有 1～2 个较大驼峰，内贮脂肪。骆驼的皮毛很厚实，冬天沙漠地带非常寒冷，骆驼的皮毛对保持体温极为有利，厚毛发可以反射阳光，被剃毛后的骆驼会多出 50 %的汗以避免过热；皮毛同时帮助骆驼隔热。它们的长腿也让它们远离火烫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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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
五代 辽宁省博物馆
该器青釉晶莹素洁，胎质细腻坚硬，为耀州窑的精品之作，为耀州窑青瓷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器。通体作龙鱼形，龙首鱼身，鱼腹下为平底圈足，以定器身。龙首口部特大，略显夸张，上唇卷起，塑贴俩小原点作眼，眼上贴勾形独角，对龙首面貌是作了艺术性的简化处理。鱼身雕满鱼鳞，双翅伸展，尾部高扬，尾鳍开张，全身弯作“U”形，于平衡中呈现优美姿态。翅膀和尾部周边塑贴小圆珠，暗示龙鱼正从水中翻飞而起。
“鱼”在汉语中的发音同“余”，象征吉祥、富庶，传统的中国陶瓷常常运用鱼的造型来丰富表现手法。这件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盂在表现鱼形的时候，结合青瓷葱翠欲滴的釉色，运用棱角拐弯处“出筋”的艺术效果，把鱼跃出水面一刹那的感觉充分表现出来了，加上鱼鳞泛出粼粼波光，整件器物显得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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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
五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
伏凤式提梁，壶把是半圆形，好似一只飞翔中的凤凰，凤首高翘，轻轻地落在了带有莲花的壶盖上。壶嘴出水处仿佛一只狮子张开的大口，狮子的牙齿清晰可见。这头母狮腹下还有一头正在吸吮母乳的小狮子。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造型奇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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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
北宋 定州市博物馆
北宋定窑白釉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形体高大，是定窑净瓶之最，被誉为“定瓷之王”。瓶为细长颈，鼓腹，颈上部饰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肩部刻覆莲纹三重，上腹刻缠枝花卉一周，下腹刻仰莲四重。肩部一侧塑龙首，龙头高昂，额突耸，角上扬，目圆睁，张口露齿。瓷胎细白、坚硬；釉色莹润、乳白泛灰，略有垂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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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登封窑珍珠地划花虎豹纹瓶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登封窑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形似橄榄，圈足。胎为灰褐色，施白色化妆土。瓶身刻划二虎，一站立，一行走，呲牙翘尾，均矫捷凶猛, 搏斗于草丛中，衬以洞石、芭蕉，近底处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老虎张口甩头，虎尾摆开，伏在草丛中，草丛以装饰性的草叶来表示，在花草从中采用细密的珍珠地截印工艺生动精致，全图充满活力。
宋登封窑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造型敦实古朴，通体装饰十分简洁，主题纹饰采用划花和刻花两种工艺，虎身采用大圆圈的形式表现其斑利的色调，在整体细致工艺的衬托下，黄褐色的色调与金银器的风格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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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蓝釉白龙纹梅瓶
元 扬州博物馆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诞生于景德镇的瓷窑之中，代表了元代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该梅瓶浅底内凹。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主纹刻划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象浮动的珊瑚枝一样的四朵火焰形云纹。巨龙威武、雄壮、悍猛，腾空飞舞于万里蓝天之中，颇有叱咤风云之势。飞腾游动的白龙纹饰与蓝色瓶身相辅相成，蓝白相映，对比鲜明，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由于龙是中国人心中的神物，自古以来就被尊奉崇拜，故以龙纹为装饰图案的器物比比皆是。但作为装饰纹样，龙的形状是不断演变的，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到精细，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华丽，由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到了元代，龙的造型更加美观，龙体更加修长、屈曲。梅瓶上的龙纹，具有典型的元代龙纹的特征，龙头上昂，张口翘舌，双角向后伸展，两眼正视，细颈疏鬣，曲腹蛇尾，背鳍整齐，龙鳞细密，肘毛细长，四腿三爪，刚劲有力。龙纹首尾相接，张牙舞爪，作腾飞游动之状。再以蓝釉点饰龙眼，起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龙纹的上下饰火珠纹及流云纹，使凌空飞舞的气氛更加突出，整个画面疏密有致，笔意流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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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滉《五牛图》卷
唐 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下滑动即可查看）
此作品白麻纸，纵 20.8 厘米，横 139.8 厘米，在横卷上画了五条神态、性格、年龄各异的牛。从右至左，首匹为棕色老牛，描绘成一边咬着东西一边在杂木旁蹭痒痒的情状，意态悠闲；次为黑白杂花牛，身躯壮大，翘首摇尾，步履稳健；第三匹为深赭色老牛，筋骨嶙峋，纵峙而鸣，白嘴皓眉，老态龙钟；第四匹为黄牛，躯体高大，峻角耸立，回首而顾；第五匹牛，络首而立，体态丰厚，凝神若有所思，双眼流琢出倔强的个性。
有专家考证，韩滉的《五牛图》渗透着浓厚的个人情感，五牛寓指自己兄弟五人，以任重、勤劳、温顺的牛的品性，表达爱同忠君的真情实感。而史书中记载，韩滉就任宰相期间，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他以牛为画题，也很可能是含有鼓励农耕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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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齐翰《勘书图》卷
五代 南京大学 （上下滑动即可查看）
纵观整幅图，前半段为立歇部分，该画作中共有 24 匹马，马背上的猎物点缀了人马刚从追逐和喧闹中转入静态，在马群的尽头是走向乐舞场地的捧花女，把歇息和乐舞两段有机地结合起来。舞蹈者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跃，构成全图的高潮，充分显示了画家处理大场面中人马动静、聚散的艺术能力，充满了浓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气息。
《卓歇图》卷奠定了金代人马画的发展走向，即线条凝练、造型生动、画风淳朴，着意于表现女真族勇悍和粗犷的民族个性及浪漫不羁的草原生活，并一直影响了元初的人马画艺术。这件《卓歇图》被冠以胡壤之名后，更增添了对后世人马画的范本作用，尤其是画中的人物发式和服饰，几乎成了表现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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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
五代 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下滑动即可查看）
《写生珍禽图》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大自然的众多生灵。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画家画了昆虫、鸟雀及龟类共二十四只，均以细劲的线条画出轮廓，然后赋以重彩。这些动物的造型准确、严谨，特征鲜明。每一动物的神态都画得活灵活现，富有情趣，耐人寻味。两只麻雀，一老一小，相对而立，雏雀扑翅张口，嗷嗷待哺的神情，惹人怜爱；老雀低首而视，默默无语，好像无食可喂，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下端一只老龟，不紧不慢，一步步向前爬行，两眼注视前方，有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
画家用细密的线条和浓丽的色彩描绘了大自然中的众多生灵，在尺幅不大的绢素上画了昆虫、鸟雀及龟类共 24 只，均以细劲的线条勾出轮廓，然后赋以色彩。这些动物造型准确、严谨，特征鲜明。鸟雀或静立，或展翅，或滑翔，动作各异，生动活泼；昆虫有大有小，小的虽仅似豆粒，却刻画得十分精细，须爪毕现，双翅呈透明状，鲜活如生；两只乌龟是以侧上方俯视的角度进行描绘，前后的透视关系准确精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造型能力和精湛的笔墨技巧。画面中 24 只小动物均匀地分布，它们之间并无关联，亦无一个统一的主题，但每一件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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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序《江山放牧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下滑动即可查看）
此图描绘江南水乡牧童牧放水牛情景。作者摄取湖山波渚一区，右端置茂木，左端绘坡地山丘渐远，中为湖泊河汊，平远开阔，水牛在水边踱步，牧童或在牛背上戏耍，或在树荫下闲坐。整幅画布局疏朗有致，虚实变化丰富，描绘笔法劲健，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华文化的起源离不开牛的赫赫功劳。首先，牛个头大，体格壮，性格温顺，憨厚老实；其次，农耕兴起后，牛就立刻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干活卖力，所以，牛也成众多字画的必选题材，各种牧牛图、斗牛图层出不穷。祁序就是北宋时期画牛的代表人物，曾创作过二十多幅关于牛的画作，而《江山放牧图》是流传下来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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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
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下滑动即可查看）
全图共画 1286 匹马和 143 人，显示了大唐帝国的强盛，充分展现了原作者集群马成势的艺术能力。《临韦偃牧放图》是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弥足珍贵。画中展现了皇家牧场的浩大场景：马倌赶着拥挤的马群在丘陵中鱼贯出现，马匹在平川上散开，自由自在地吃草、奔跑、嬉戏、翻滚，千姿万态，有聚有散，有虚有实，构思非常巧妙，场面也极为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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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鹳鸟文化是鸟类文化中起源较早的一种文化，而《鹳鱼石斧图》中所绘鹳鸟更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罕见的绘画珍品。
“鹳鸟衔鱼”的场景是古时先民在水边生活时所观察到的场景，不仅在新石器时代，后世也多有诸多记载。该陶缸最初被发现时，对于这一图中所画水鸟所属种类有过讨论和质疑，现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是图中所绘是一只白鹳，一般认为鹳鸟衔鱼有着图腾含义，代表的是鹳氏族打败了鱼氏族的功绩。
鱼类是彩陶仰韶文化中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动物纹饰之一。陶缸上鹳鸟所衔的鱼，看起来有一定的重量，因此使得鹳鸟身体后仰发力，鱼的尾部也仍在做最后的挣扎摆动。
鹳鸟是一种常见的水鸟，形似鹤，亦如鹭，嘴长而直，翼大尾短、善飞。以鱼蛙昆虫为食，为按季候迁居之鸟。我国常见的有白鹳和黑鹳。分别为通体白色毛羽脖颈较直的白鹳和黑色毛羽曲颈的鸟鹳，陶画中所绘的是一只白鹳。
鹳鸟非常擅于捕食鱼类，并且其捕鱼的方式是筑巢蓄水，捕鱼之后置于其中，这一捕鱼技能另以渔猎为重要生产活动的人们心生崇拜，依据鹳鸟的图腾崇拜也就不足为奇了。远古时代的中原便有古老氏族以鹳鸟作为图腾。《山海经》中曾把这种以鹳鸟为图腾的氏族称为“讙头国”、“驩头之国”。《海外南经》讲“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缘，方捕鱼。一曰在毕方东，或日讙朱国”。
鹳鸟在古代和人们的生活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禽经》一书曾讲“鹤仰鸣则晴，俯鸣则阴。”可见古人曾经以它的鸣叫方式来推测气候的变化，帮助人类认识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认识和总结自然规律。《诗经·幽风·东山》中还以它的鸣叫来比兴怨妇的哀怨。例如其中讲到士卒的妻子哀怨之情时，就首先讲到“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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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鹰鼎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陶鹰鼎，也称鹰型陶鼎，出土于一座距今 5300 年前的成年女性墓葬，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出土的唯一一件以动物塑形的陶制品，说明了鹰在仰韶先民心目中有着某种重要且特殊的意义。
鹰鼎最初被叫做鸮鼎，后来研究认为陶鼎的形状为鹰类，故称陶鹰鼎。鸮是我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用来命名鸮形目猛禽，鸮大多习惯在黄昏或夜间活动，民间又称其为“夜猫子”。在大部分地区，鸮被视为不吉利的鸟甚至叫它“报丧鸟”，特别是它夜间发出的哀鸣般叫声。
但鹰却不同，喙和爪子都呈弯钩形，锋利无比，鹰的视野广阔且对目标敏锐度极高，在高空也能轻易发现地面微小的猎物，鹰的嘴也特别尖锐锋利，能够轻易地咬破猎物身体。陶鹰鼎有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高挺翘曲尖利的鹰嘴，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鹰的凌厉之势。
在中国史前时期，人们对鹰类猛禽的崇拜是较为普遍的，带有鹰类猛禽形象的器物见于各地的史前文化遗址中。仰韶文化等农业区则以鹰鸟造型陶器和陶饰为主，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在内的游牧及农牧交界地带的鹰鸟崇拜形式多见玉器等饰品和饰件。研究认为，以陶鹰鼎为代表的史前动物造型陶器开启了商代鸟兽形象青铜器之先河。
对于鹰的崇拜甚至在世界各国文化历史中也是常见的，比如古罗马帝国军团的鹰徽、俄罗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旗，中国的满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游牧民族都有神鹰崇拜历史。鹰作为被众多民族崇拜的对象，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或是历史与文化的印记，或是因为物种珍贵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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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彩陶人面鱼纹盆是新石器时代时期儿童瓮棺葬的棺盖葬具，盆中绘有鱼纹与人面鱼纹，人的眼睛、嘴巴部位都与鱼形巧妙结合，形成了神秘的人面鱼纹，引发了学界诸多猜测。陶盆内鱼纹与人面交错分布，鱼儿围绕在人面前后，彷佛在人面存在于活跃的鱼群中。
自人们发现鱼能食用开始，人类对鱼的崇拜也就开始了，甚至成为了一种美好的文化象征。时至今日，我们在过年时也会许下年年有“鱼”的美好期盼，祝愿生活富足。可见鱼崇拜的生命力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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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新石器时代 中国国家博物馆
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是极为罕见的彩陶艺术品，整体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一般认为该陶壶并非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细看壶身，我们可以发现该陶壶上除了最特殊最吸睛的人纹贴塑之外，还分布有好几处蛙纹，也称神人纹。蛙纹具有祈求多子多福、风调雨顺、辟邪消灾的文化寓意。
青蛙是蛙科褶蛙属的两栖类动物，常见于华南华北的中原和丘陵地区，适于水陆两栖环境生活，大多在夜间活动，以昆虫为主食，食昆虫绝大部分为农业害虫，是一种对农业有益的动物。相传，在仰韶文化时期的马家窑文化氏族中，发生了一场给族群带来了几乎灭顶之灾的水患，在这种对大自然威力和死亡的恐惧下，先民希望能获得像蛙一样能在水患中存活的本领，希望能拥有或借助蛙的能力来庇护自己的氏族。蛙之所以能获得先民的敬仰和崇拜的原因是多样且复杂的。
首先，蛙的喉门软骨上方有一处能发声的声带。正所谓“蛙鸣雨至”，雨天便是青蛙叫得最频繁的时期。而蛙也正是因为这一习性，曾被很多族群当作水神或雨神，通过祭拜青蛙来祈求雨水，趋吉避凶。其次，蛙类有着较强的生殖能力，每次能排卵约 3000 到 6000 粒，受精后 4 到 5 天便能孵化发育成为蝌蚪，这也与当时的生殖崇拜不谋而和。除此之外，蛙的形态多变，能以冬眠的方式延长生命，因此也被视为“不死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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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
新石器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大型墓中共发掘出四件内部绘有蟠龙纹的陶盘，而此盘则是这四件中保存最好、纹饰最清晰的一件。陶盘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磨光为地，蟠龙纹以朱红彩绘制而成，尾部模糊不清。龙纹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红鳞纹遍饰周身，圆目巨口，利齿长舌，身体饱满而外张。
蟠是“伏在地面上”的意思，蟠龙指的是伏在地上的龙或盘成一团的龙。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蟠龙指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身盘曲环绕，是上古神龙之一。《太平御览》：“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在古代传统建筑中，盘绕在柱上的龙和装饰桩梁上、天花板上的龙也均习惯地称为蟠龙。
蟠很多时候也被用来指蚯蚓等地下的虫，寓意不高级，所以也有说法称蟠龙是逊于蛟龙的没角下等水龙。彩绘蟠龙纹陶盘出土于具有大规模陪葬品的大型墓中，不仅是墓主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可能是该地区氏族的图腾徽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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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漆木雕小座屏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
战国时期雕刻动物形象漆器的代表之作，其上雕刻着凤、鸟、鹿、蛙、蛇等共计55只动物组成连续性的图案，左右对称、美观大方。
座屏中间的两只凤凰的凤喙相对，神情威严，凤爪孔武有力；身后的梅花鹿呈跃起式，鹿腿、鹿颈、鹿身呈流线型，栩栩如生，恰似疾驰在原野之上；四只飞鸟呈俯首状，鸟爪紧抓蛇身，显得勇猛刚劲，活灵活现。仔细观察底座所雕刻的的小蛇与大蟒，可以发现每条蟒身都刻有凹线，既似盘旋交织，又像在扭曲游动，线条流畅、姿态各异。整件作品，无论是动物外形的处理还是动物肢体语言的刻画，无一不体现出战国时期楚国人民雕刻工艺之精湛绝伦。
在木雕小座屏中，鸟的冲击、鹿的跳跃、凤的争鸣、蛇的缠绕，五十五只动物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交叉折叠，疏密得当，相互争斗的同时又相互联系，这种抽象与写实的处理手法给这件作品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超越了自然的一般的具象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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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
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
鸳鸯形漆盒为木胎胎质，由两半胶合而成，整体看上去像一只浮水的“鸳鸯”—翅膀微微上翘，尾部平伸，双腿蜷曲。器身肥硕，内部凿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上有一个浮雕夔龙盖。颈下有一圆形榫头，可嵌入器身颈部的卯孔内，头部能自由旋转，拔出后里面的榫眼可作为出水口，具有很强的实用功能。
古代文人和民间传说都认为鸳鸯是恩爱、痴情的象征。《孔雀东南飞》结尾处，焦仲卿与刘兰芝双双赴死化作鸳鸯：“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东晋干宝的志怪类小说《搜神记》中记载了韩凭夫妇，他们的故事与焦仲卿夫妇相似，死后也化作鸳鸯。初唐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的诗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更被人们千古传诵，鸳鸯也被称为爱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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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御龙帛画何尊
战国 湖南省博物馆
1973 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一号墓穴，描绘墓主人乘龙升天的情景。采用单线勾勒和平涂、渲染兼用的画法，已见我国后来绘画技法的雏形。堪称中国古代绘画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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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凤帛画
战国 湖南省博物馆
出土于战国晚期，是中国现存最早具有独立意义的完整绘画作品。画中侧身站立的妇女两手向前伸出，弯曲向上，做合掌状状态。妇女的前方绘有一只凤，凤展翅飞舞，它引颈抬头，凤尾上的翎毛还清晰可见。一种解释是龙凤导引灵魂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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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裾素纱禅衣
汉 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早在黄帝时代，就流传下“嫘祖始蚕”的故事；大约在战国时期，古希腊人已经称中国为“丝绸之国”；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传向世界各地。中华文明史始终与桑蚕、丝绸密不可分。
蚕丝的获得需要经历养蚕、结茧、缫丝三大过程，其中养蚕的难度最大，因为蚕宝宝非常娇弱，所以被古人视作“天物”。素纱襌衣由精缫的蚕丝织造，当时的蚕是三眠蚕，就是三次休眠三次蜕皮的蚕，吐出的蚕丝细，所以素纱禅衣只有 49 克重。而当代的蚕是四眠蚕，所以吐出来的蚕丝也更粗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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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
汉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羊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家畜之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羊一直被视为是善良与吉祥的象征。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中的山羊形象更加具有异域风情，整体风格显示出典型的希腊、罗马装饰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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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兽纹锦
北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丝织品中的狮子形象是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因素相互演化的结果，狮子实物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是直至北朝才进入丝绸图案，主要受印度和波斯影响，与中西亚威猛的狮子艺术造型相比，北朝方格兽纹锦的狮子纹样略显温顺。因为在佛教的影响下，狮子的护法辟邪作用被强化，一改热带草原上凶残、勇猛 与暴力，成为吉祥象征物形象。狮子不仅有着作为百兽之王的威猛神勇，也常以被驯化的佛与菩萨的伴侣及坐骑形象出现，作为护法侍卫来衬托佛陀力量的神圣、智慧及尊贵。
图中的狮子正张开大嘴，露出尖尖的牙齿，两条前腿半支撑着坐卧在青青草原上，全身棕白色的毛，自然、古拙的线条勾勒出蓬松的鬃毛，强壮的尾巴左右摆甩，显得威武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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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九凤冠
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该冠是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九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八只点翠金凤，后部也有一金凤，共九龙九凤。
中国古代皇家首饰不仅作为一种富贵来炫耀，更主要的是为了体现佩戴者的尊严。皇帝皇后至高无上，因此人们用龙凤来表示，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龙是鳞虫之长，凤为百鸟之尊。珠宝镶嵌而成的吉祥如意花朵与金龙翠凤集中在一起，从而达到尊长与祥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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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滇王之印”金印
汉 中国国家博物馆
滇王金印纯金质地。印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印纽为蛇形，蛇头伸向右上方，微微抬起，背上还饰有鳞片纹。
根据汉代的规定，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金印纽则多用蛇、骆驼等造型。但是这枚金印的印纽之所以是蛇形，还因为在云南地区一直盛行着对蛇的崇拜。云南地区蛇类极多，而且蛇的行进速度很快，又多有毒性，所以令滇人十分恐惧，这种恐惧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于是蛇的形象也成为了象征平安的图腾，常常被装饰在青铜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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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
唐 镇江博物馆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是唐人饮酒时盛放酒令的筹筒。玉烛的座是银龟。据《礼记·礼运》记载：麒凤龟龙，谓之四灵。龟是是“四灵”中唯一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其他龙、凤、麒麟都是传说中的，由于其具有耐久力和绵长的寿数，便有“龟一千年生毛，寿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日灵龟”等说法。龟象征长寿，是道家的祥瑞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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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陵石雕
汉 陕西茂陵博物馆
汉代的马既是一种长途交通运输工具，又是战争时期的重要军事装备。为了开拓疆土、武装骑兵抗击北匈奴游牧部落的长期侵扰、巩固国防，汉代曾一度积极建设骑兵，因而非常重视马的培育与改良，专门设立了马政，在甘肃一带建立育马基地，引进西域良马，饲养了几十万匹优良的马匹。
这组雕塑以马踏匈奴为核心，重点突出了马匹腹部和遭压制的匈奴溃兵。由于花岗岩材质坚硬易碎，也由于汉雕刻风格的朴素幼稚，导致这尊雕塑无法像秦兵马俑一般栩栩如生。但还是努力的复原了战马身体细节，以浑厚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尖厚双耳、圆瞪的眼球、张大的鼻孔，以及略弓的后退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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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石刻
唐 西安碑林博物馆
在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日常生活中，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了保障国家特别是军事上对马匹的需求，唐朝政府以监牧制度管理政府牧场的养马事宜，监牧最多时曾达七十多个，养马数量超过七十万匹。除了本地马外，唐政府还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以互市和贡马形式大量引进优良马匹，当时入唐的“胡马”优良品种达八十个以上，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昭陵六骏”为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青骓、什伐赤、拳毛騧。这六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它们都是唐初跟随李世民平定天下的战马。
白蹄乌：纯黑色骏马，四蹄为白色。曾跟随李世民征讨薛仁杲。薛仁杲割据陇西，是薛举的儿子，薛举本来实力强悍，一度大败唐军，却在 618 年猝然病逝，其后薛仁杲继承父志。不久，李世民率大军征讨薛仁杲，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后，李世民在浅水原大败薛仁杲。这一战中李世民所骑的战马就是白蹄乌。
特勒骠：黄马白喙，毛色黄里透白。曾跟随李世民平定征讨宋金刚。宋金刚依附于刘武周，并建议刘武周南下取太原，于是和唐军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619 年冬天，李世民奉命征讨刘武周和宋金刚，在这一战中，尉迟敬德降唐。第二年，刘武周和宋金刚大败双双逃往突厥，都被突厥杀死。当时李世民所骑的战马就是特勒骠。
飒露紫、青骓、什伐赤：此三匹马曾跟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和窦建德。其中飒露紫的前胸中了一箭，丘行恭在帮它拔箭。620 年开始，李世民率军征讨王世充，所到之处各地纷纷投降，王世充的洛阳城成了一座孤城，不得不求救于窦建德。窦建德在吞并孟海公之后支援王世充，结果李世民把这两个割据势力一起灭了。此战中，李世民骑了以上三匹战马。
拳毛騧：黑嘴黄马，毛作旋转状。此马曾跟随李世民平刘黑闼叛乱，身中九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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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
北齐 山西博物院
娄睿墓墓道所绘的鞍马出行图壁画，采用长卷式构图，分成若干段，每段前有二骑作前导，后面八骑跟随。画面由主骑和从骑、骏马构成，群马图像，错落重叠，转侧腾跃，扬首缩蹄，翘尾振缨。画家以高超的线描技巧，勾勒出马儿奔跑、惊驰、嘶鸣之状。不仅线条千变万化，顿挫有力，如行云流水，而且众多马匹无一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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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1组)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宽大的墓壁上描绘出山间野外声势浩大的狩猎出行场面。由四十多个骑马人物、骆驼鹰犬组成的阵容庞大的狩猎队伍，浩浩荡荡地奔驰在大道上。整个画面人物排列有序，最前方以四匹奔马为前导，接着是左右旗手，中间簇拥着数十骑，领头的人物身穿蓝灰色长袍，骑一高骏白马，其后有十数骑紧紧跟随 ；随从中有的抱犬，有的架鹰，还有两个骑者鞍后置有红色圆形带流苏的坐垫，其上分坐一猎豹；最后是两匹驮运辎重的骆驼和殿后的随从。整个画面布局虚实相间、疏密有致，疏处不显其空，密处不显其乱。马蹄嗒嗒，旌旗猎猎，人马喧闹着从山林中穿过。
唐朝的狩猎活动，具有十分明显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性质。在狩猎之前，还要有充分的物质准备。《新唐书》记载，唐朝设有雕坊、鹘坊、鹞坊、鹰坊和狗坊。雕、鹘、鹞、鹰都是一些猛禽，可以用来狩猎。至于猎犬，因其嗅觉敏锐，也成为打猎的“标配”，它们较多地出现在唐代壁画中。《狩猎出行图》中的猎犬被主人抱于怀中，更显其与主人的亲密关系。图中的狗皆竖耳尖嘴，瘦身长腿，颇似波斯犬。这种犬源于中亚、西亚，唐时波斯、中亚诸国常以犬进贡。
古代绘画中包含车马狩猎元素的不少，但像《狩猎出行图》如此宏大的画幅却很少见。它不仅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章怀太子李贤生前外出狩猎的情景，而且为研究唐代王室狩猎的真实生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图片 | 董译夫等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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