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雅物是载道之器，与文人雅士朝夕相处，故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精美的文房用具，在古代文人眼中，不只是实用的工具，更是精神上的良伴。
御用文房主要是明清两代皇家的珍藏，风格各异，但都透着文人之风雅，皇室之威势。这些文房风格多样，情趣各异，或雍容华美，或雅致脱俗，又有配合成套者，相映生辉。
春华秋实，再约嘉记。此次中国嘉德2023年秋拍，“宸赏—明清御瓷珍玩”夜场中的古董珍玩板块将延续以往的风格特色，突出“宫廷器”和“文房器”两个专题，设置更为细化、精致，从历史、文化、学术角度，集成专题，结构清晰、释读详细地呈现宫廷艺术品的审美与价值。是次专场共汇聚了二十余件古董珍玩，题材多样，品类丰富，质量上乘，其中不乏传承有序、经名家递藏的可赏、可珍、可藏之上选。
下面我们通过浅赏几件文房佳器，管窥中国文房艺术之美。
印章一道，始于殷商，兴于秦汉，盛于明清，与书法、绘画、诗歌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艺术。宫廷宝玺，不仅在中华玉石文化中地位显赫，同时也是皇室威信与至高权力的象征。专场中则见一方雍正时期的白芙蓉三狮钮“和硕宝亲王宝”宝玺，三狮钮刻琢工艺精妙绝伦，神态威严气势恢宏，好一派舍我其谁的皇家风范。
Lot 1212
清雍正
白芙蓉三狮钮“和硕宝亲王宝”宝玺
3.4×3.4×5 cm
清代皇帝宝玺种类繁多，包罗极广，单就印文所显示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爵位姓名年号玺、宫殿玺、鉴藏玺、嘉言诗词玺等。这些宝玺尽管种类不同，显示出自身不同的特质，但在反映皇帝的思想、意趣方面的价值却有共通之处。特别是爵位姓名年号玺，由于归属明确，颇受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此次这方“和硕宝亲王宝”，就属于乾隆皇帝弘历皇子时期制作的一方爵位名号玺。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七册）—乾隆卷三》，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第 259-261 页
此玺寿山芙蓉石质，方形玺，印体上部圆雕子母狮钮，印文为阴文“和硕宝亲王宝”六字。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对比，无论是材质、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该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合。根据《乾隆宝薮》的著录，此玺原来与“随安室”、“胸中常养十分春”同装于一匣，相互配合钤用，为乾隆皇帝青宫时所制作，是乾隆皇子时期的印章。
随安室
“随安室”是乾隆皇帝较早命名的书斋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记述，“予十七岁居重华宫时曾颜书室曰随安”，那正是他娶满洲镶黄旗富察氏为嫡福晋，并自毓庆宫移住乾西二所的时候，可知随安室最早被他用作书房的名称是在雍正五年（1727）。根据这一信息，乾隆皇子时期的六方“随安室”印玺都刻制于他潜居重华宫期间。这是他一生中相对闲适的一段时光。“随安室”玺曾于2017年由香港拍卖会拍出，成交价格是3,420,000港币。
香港拍卖会，2017年5月31日，lot3038（印文“随安室”，成交价 3,420,000 港币）
再看“胸中常养十分春”玺。该玺曾于2004年香港拍卖会拍出，成交价格是1,910,400港币。寿山石材质，色呈米黄，间有白色斑纹及浅褐色筋络，温润凝腻。顶部雕双螭衔环，螭身遒健，须发飘逸，为典型早期寿山石雕刻风格。此玺另一特别之处是在印上刻有“尔矩作”隶书款，这在清代皇帝玺印中非常少见。按照惯例，服务于宫廷的御用工匠承做活计，很少有在作品上署名镌款的，说明其钮雕非宫内工匠所为。“尔矩”是莆田人黄毂的字号，其人具体情况现在已不甚清楚，从此印可知他生活在康熙、雍正时期，善雕印钮，水平很高。该玺印文文辞雅驯，同样显示出皇子弘历平和的心态。
香港拍卖会，2004年10月31日，lot4（印文“胸中常养十分春”，成交价 1,910,400 港币）
如果将已经出现的这两方玺与此方“和硕宝亲王宝”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此套组玺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是组玺印文的组合反映出乾隆皇帝在晋封为亲王并参与国家治理时的心理状态。面对纷繁的世事，他所追求的是拥有随遇而安，和平宁静的良好心态。这里“胸中常养十分春”印文的出处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实际上“胸中常养十分春”一语最早出现在圆明园双鹤斋室内的匾额上。双鹤斋是圆明园内最早建造的建筑之一，后来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不断增扩，而成为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廓然大公景区。又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在建于乾隆三十九年的乐寿堂之西的三友轩内楣间也挂有“胸中常养十分春”匾额。另外在乾隆十二年兴建的长春园淳化轩内同样也有“胸中长养十分春”匾。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可以断定“胸中常养十分春”是乾隆帝皇子时期拟撰的句子，因很好地体现出皇子弘历的心境和希望保有的生活状态，故不但将其制成匾额，还刻成印章钤用。
二是该玺反映出乾隆早期玺印的基本状况。按照乾隆即位以后宝玺制作的通常情况，其组玺中的各个印章一般都是用同一块材料制作，颜色接近，大小和印钮相同，规划性很强。但这组“和硕宝亲王”组玺却是用不同颜色的寿山石刻制，大小和印钮也不相同，应非同时制作，而是后来根据印文内容和大小逐步组合在一起的。相同的情况还可参见香港拍卖会2004年拍卖的“随安室”、“宝亲王宝”和“长春居士”组玺，材质、颜色都不相同，大小也有差别。这些都反映出乾隆皇帝早期印章使用和组玺制作的状况。
以上通过对组玺的解读，可以使我们对乾隆皇帝的御用宝玺获得一些新的认知，应该说包括此方“和硕宝亲王宝”在内的组玺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宝亲王时代弘历的真实心里状态，为我们了解乾隆皇帝早期人生经历及其思想的延续性提供了难得的一扇窗口。
“无砚不文人”，宋代苏易简《砚谱》云：“谱言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唯砚而已。”早在唐宋之时，文人墨客、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砚台，刻砚、赏砚、藏砚也成为一时的文雅之风；到明清时期，藏砚之风盛行，尤其是清代以后，中国砚文化达到高潮。高凤翰与砚史、纪晓岚与阅微草堂、乾隆皇帝与《西清砚谱》，分别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文人藏砚及铭砚水平。而到了晚清，吴昌硕与好友沈石友合力打造的《沈氏砚林》，更宣告砚台的收藏与作铭达到了一个巅峰。
Lot 1208
民国二年（1913 年）
吴昌硕、沈石友铭端石石交砚
正面铭文 ：“浑浑沦沦，文字真原。石友属铭，昌硕时年七十”、钤印“缶”
背面铭文 ：“璞不雕，质璚瑶。伴书巢，真石交。癸丑（1913年）花朝，石友”
L 18 cm
来源 ：
沈石友旧藏 ；
桥本关雪旧藏
著录 ：
《鸣坚白斋砚谱》，第四册，第十七砚 ；
《沈氏研林》原拓，沈若怀辑拓，1923 年，第四十二砚 ；
《研林》，松丸东鱼编辑，白红社，1970 年，第一百砚 ；
《沈氏研林》，二玄社，1981 年，第四十二砚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硕， 又字仓石，号缶庐、缶道人、苦铁，又署破荷、大聋等， 浙江安吉人。诗、书、画、印皆精，为一代艺术大师。
沈石友(1858-1917)，名汝瑾，字公周，号石友，别 暑钝居士，室名明月楼，月玲珑馆、师米斋、鸣坚白斋， 江苏常州人。诸生，不仕。沈石友工诗善书，精篆刻，富收藏，与吴昌硕交谊凡三十余年，鸿雁往还，唱和不歇。
桥本关雪(1883-1945)，本名关一，后改名贯一， 又名房弘，字士道，号涧雪散人、四明狂客等，斋号懒云洞、白沙邨庄，日本著名画家，大正、昭和年间关西画坛 的泰斗。自1914年起，曾三十余次来到中国，并精通中国古文化，与吴昌硕，王一亭等结为至交。
此石交砚以端溪水岩璞石为材，色呈紫碧，若紫云团团。是砚随形而就，正背磨平，不饰赘琢，上具石皮，更显天真。正面砚堂具青花点点、五彩钉，背具小眼，石质温润如玉，抚之滑腻。正面砚额深镌“浑浑沦沦，文字真原。”落款为“石友属铭，昌硕时年七十”，下钤阳文印“缶”。可知为沈石友嘱吴昌硕铭，为赵古泥篆刻。缶翁以石鼓文笔意作砚铭，浑穆苍劲，以书艺入道，得文字真原者也。背面则由沈石友自铭“璞不雕，质璚瑶。伴书巢，真石交。”落款为“癸丑(1913年)花朝(二月)，石友”。沈氏自铭，前句赞石，后句抒情并点题。
著录：《沈氏研林》原拓，沈若怀辑拓，1923 年，第四十二砚
古砚收藏素有“古有《西清砚谱》，今有《沈氏研林》”之说，前者则是宫廷藏砚，后者则是文人砚代表，比之高凤翰的《砚史》以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砚谱》，《沈氏研林》最重要的一点，还凸显了沈石友与吴昌硕之间的砚石之交，恰若本品。
著录：《研林》，松丸东鱼编辑，白红社，1970 年，第一百砚
按《沈氏研林》卷首吴昌硕跋《品研图》言:“石友好研老成癖，十载搜罗数逾百。”沈、吴二人结识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时沈石友二十五岁，吴昌硕三十九岁，二人书信不断，以金石诗文相交最甚。《沈氏研林》 著录一百五十八砚中，有一百二十余方有吴昌硕制铭，这亦是《沈氏研林》历来备受瞩目的原因之一。
著录：《沈氏研林》，二玄社，1981 年，第四十二砚
本品制铭时间在民国二年(1913年)，正逢沈氏开始 大量制铭之肇始阶段，更是最为罕有的仅具沈石友、吴昌硕制铭一类，堪称研林之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此批《沈氏研林》著录之一百五十八方砚，被沈若怀通过钱瘦铁和唐吉生介绍日本近代画家桥本关雪担保，抵押给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做融资。而后桥本关雪并未及时赎买，钱瘦铁等人又找到坂东贯山、井上砚山等人，赏砚期间恰逢犬养毅至沪，又请当时沪上中日文化名流共同观赏，之后井上砚山还选其中二十方砚制拓。而后在其筹集资金准备购入时又被桥本关雪赎走，悉数运回日本，成为白沙邨庄藏品。沈氏藏砚携归日本后，桥本关雪自留二十方(即井上砚山所制 拓二十方)，其余又做抵押。1944年桥本去世后，除自留二十方砚外，均于东京瑞芝堂释出，散落各地。而桥本自留二十方，最后亦归藏井上砚山处。本品当亦是于1944年散出，几经流传又可见世，实乃文坛大幸。
著录：《沈氏研林—解题·释文》所录本品正背照片，二玄社，1981 年
更难得是二玄社《沈氏研林》“解题·释文”一册开篇，还附四十六方之正背照片，殊为难得，而本品更列其中，十分难得。
Lot 1207
清道光
卢葵生制“秋柳鸣蝉”花卉纹漆沙砚一对
“卢葵生制”款
带紫檀随形盒
L 10.3 cm
卢栋（?-1850），字葵生，扬州人，祖父卢映之、父卢慎之均为制漆名家，活跃于嘉庆至道光年间，业主漆工，闻名于扬州。技艺继承其祖映之，至葵生技艺更加精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独步有清一代之漆艺大师。所制文玩器具，多种多样，造型精致，技艺高超，其作品流传至今亦多有所见，漆砂砚为其一种。
此对砚正方形，淌池式，木胎髹漆，分别为赭和灰黑二色，内含闪亮的极细金刚沙粒，体质轻巧耐磨，清新雅致；不仅轻便实用，亦美观大方。原配漆砂砚盒随砚之形而成，其一，通体髹黑漆，砚盒正面浅刻秋柳鸣蝉图，柳树侧斜而生，柳条依依，自然下垂，优雅委婉，柳叶飘零，孤蝉倦鸣，阴刻行书“秋柳鸣蝉”，落“葵生制”款，下刻“栋”方印款。情文流畅，令人起敬。
其二，通体髹褐色漆砂，漆内添加螺钿碎屑，砚盒正面浅刻新折枝山茶花图，一株山茶花，枝干虬劲，俊逸挺秀。山茶或怒放枝头，妍丽雍容；或含苞俏立，娇怜可爱，刀法娴熟，笔随意动，聊聊几笔，山茶之风情姿态跃然而出，与漆砂盒面相得益彰，写意天成，雅致隽美。下刻“葵生”二字方印款。二者砚边均刻“葵生仿古”款，二者画面均阴刻线条，保留漆面，寥寥数刀，便成诗情画意，清逸出尘，简洁秀劲，实可谓淡雅咸宁，清高志远。两盒底部书有“卢葵生制”红漆篆书方印。
此对砚工雅器精，所选漆砂色泽讲究，纹饰诗书画意融为一体，别具一格，常人当莫之能为。整体色泽沉穆古雅，绝胜同类器物浮夸之态，甚为难得，包浆厚实，为赏玩兼实用之佳器。
臂搁不是文房中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不一定每位文人都备有臂搁，笔墨纸砚是书房必备用具，而臂搁可有可无，只有那些有情趣的、有经济能力的人才会使用、收藏它，臂搁在文房用品中属于锦上添花的东西，所以说臂搁是书房里的奢侈品。
Lot 1206
清早期
紫檀嵌螺钿梅枝书卷形臂搁
L 25.6 cm
此件臂搁选珍贵紫檀为材，色泽深沉，光泽温润，包浆浑厚。作书卷式，两端如卷首状弯卷，造型文雅，选材考究，形制尤为独特，区别于常见的臂搁造型。正反两面均以螺钿、珊瑚、大漆等各种杂宝镶嵌一株梅花，枝干嶙峋遒劲，冰枝嫩绿，疏影清雅，花色美秀，构图疏朗，十分清雅，使整体画面生动传神，惟妙惟肖。
古人云，梅具四德，初生蕊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又梅花五瓣，是五福的象征。梅花高风亮节，凌寒留香，铁骨冰心，幽香宜人，花期独早，“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被誉为花魁。
古往今来，喜欢石头的中国人，不是无聊，不是故作个性，确是认知到石中有大美。随着现代人类的不断发现，人们对待“怪石”之美的态度越发理性而深切。因此，研究石头美的内涵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继宗教之后新的全球化的文化风尚。著名赏石收藏家、美国查德·罗森布诺姆曾于二十世纪末由衷感言: “赏石是生命探索的历险过程。”
Lot 1210
明
“云主”灵璧石山子
原配木托
L 27.5 cm
来源 ：北京私人珍藏
著录 ：《藏品》2008·卷肆《石上清风》，页 121-125
此枚研山名曰“云主”，产自安徽灵璧县渔沟乡磬云山宋坑（今名）。“云主”约在北宋（或更早）即以成为文人案头供石。“云主”石质结构致密、色彩黑白分明、石体呈卧式，兼具宋人瘦皱透漏之美，孔洞峰峦略无琢痕，布满周身的“米汤”质皮壳见证了千年云烟的存在。“云主”之美大音希声，诚属宋人案头供石中浑然天成之宝。
托座为软木中松木质，手感略感轻飘之余，感叹其共“云主”传世已千年，乃岁月尽去木胎水分而如云烟仅存所至。显见木托表层涂有疑似桐油质物，（古建筑木作中桐油浸木一节俗成“转生”）始知其意在固其筋骨以延木托不朽而为之。值得指出的是，古代早期文人案头供石世间遗存稀少，而石与托座原配俱佳者尤当堪允“拱璧星辰”之珍。从“云主”木托上乳钉凹状支点看，乃古人以简为美大音希声之修为，供石底部仅以极浅的乳丁凹槽支点为“云主”支撑，稳健之余又十分妥善的保全了“云主”的祥瑞气象之中不乏飘逸和或去还留的无尽禅机。
嗟叹，造物者遗此“云主”与人间，诚石友之福，且为当下珍爱“供石”却无从得见传世宋人案头供石实例的石友们，提供了一个可供鉴赏和顿悟宋人赏石法门的珍贵例证。也由此可见，其具有的学术品格之高和珍稀无与匹敌的投资价值何需赘言，同道之人睹物之际，心下自明。
Lot 1209
明
珍珠灵璧石山子
L 12 cm
来源 ：北京私人珍藏
此枚袖石山子名可曰“无相”。“无相”袖石系出安徽省灵璧县白马陶寨村。从此石玩的皮壳和石皮润泽如玉等综合传世特征看，其作为文人袖石之玩，应不晚于明代（或更早），属“白马黑珍珠石种”。（在“灵璧珍珠”的红、灰、黄、白、黑色诸色珍珠石种中，以白马黑色珍珠为最珍贵，堪与灵璧“龙鳞石”并驾齐驱。底置原配随形四足木座，曲线婉转，韵律感十足，与山子之灵动交相辉映。
此黑珍珠袖石“无相”状呈卧云山型，静中寓动，妙在有状而无相之间，对照宋时徽宗品题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小型笔架山描述的特征，概属此类石种。此袖石的珍贵有三：一曰石种珍稀贵重；二曰无相瑞象妙蕴其中，小中见大而生机盎然；三曰古人袖中石玩传世绝少，并无人为修饰的天然白马黑珍珠袖石更为珍稀。缘者切勿因小轻视而尤当敬对。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言：“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耸秀嵚嵌之状，可登几案观玩。”此山子当之。
“文房百器，炉为首器。”君子佩玉，文人博古，铜炉取玉之温润，谦谦和悦；常置案头，焚香一柱，秉烛夜读，红袖添香，实乃文房清玩之雅器。
Lot 1225
明正德
阿拉伯文鬲式炉
“正德年制”四字篆书款
D 15.6 cm, 重 2381 g
鬲式炉是自明代铸造铜炉以来的经典炉型，其型源自上古吉金青铜鼎彝之器。此炉整作鬲式，炉势较高，稳重中见秀丽。腹部等距离三组减地开光，内铸联珠鱼籽地，其上以阿拉伯文字装饰，取材自清真言中内容，善祷善祝，以为祈福，三组内容各不相同，笔画流动，颇富神韵，运刀如笔，字口屑削有力。炉底开阔，中央开框内铸“正德年制”四字篆书款，款字工整有佳，结体中正，笔画深峻，铸后修刻，一丝不怠。观此款识，结合炉身铸造之规范，应为正德朝官铸之佳品。
此炉宽阔沉稳，典雅庄重，传世的正德阿文炉中无与之相伯仲者。更为难得之处，通体枣红色原皮包覆，舒润可嘉，红韵溢出，似朝霞之初现，包浆厚泽沉稳，若美玉之莹润。口沿内里见绿锈，朴茂肃穆，古意自来，与外壁至美的红皮相映成趣。精铜铸就，铜质精炼，入手生坠，足尖露铜处，见金灿铜质，观之若金，亦证本品用材之精。红皮之炉，有明一代以正德朝为最佳，此式枣红皮阿拉伯文炉，亦为正德官造铜炉的经典形制。
北京2016春季拍卖会，lot7337，成交价：3,220,000
明正德帝颇为重视伊斯兰教，宫廷作器受其影响，亦多见以阿拉伯文装饰者，此类装饰阿拉伯文亦受汉字书法的影响而变形，成为独具正德风韵的器物纹饰。此式阿拉伯文香炉，于正德年间多为皇室御用或赏赐功臣之用。亦见有安置于清真寺经堂，为家族世代传承者，民间少有流传。足见本品应是正德宫廷中等级颇高的礼供佳器，此类精品为历代收藏名家渴求，一物难寻，精品更是难能可见，价值极高。同类可参阅北京2016春季拍卖会，lot7337，成交价：3,220,000。
Lot 1224
清早期
蚰耳炉
“仿古”款
口径 D 9.1 cm , 重 534g
出版 ：《明清宣德炉》，紫禁城出版社，2012 年，页177，编号 77
炉形簋式，平口外侈，短颈外侈。腹部下垂，扁圆外鼓，渐势出圈足，足壁高起外撇。两侧置蚰耳，上肥下瘦，双耳灵动，塑造古拙，平滑顺畅。炉底正中开方框刻减地阳文“仿古”二字篆书款，画转折分明，笔道匀整，字体铸刻深浅得当，不留多余剔刻痕迹。炉身皮色苍古绿韵，宝光润泽，通体深沉，古绿参差，古色古香，将上古青铜器的红斑绿绣模仿得惟妙惟肖，实属难能可贵。这也与“仿古”炉款不谋而合，颇为精妙。
本品出版：《明清宣德炉》，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页 177，编号 77
此炉庄重典雅，大气蔚然，法度严谨，皮色仿古，铜精工巧，蕴光其里，备极精妙。款字结体苍秀，深得金石韵味，可谓形、色、款、质皆上乘。如斯佳器，置于书房，不惟可得悠悠清趣，亦得历史之厚重感。
希望对藏友有所帮助或者引起你的一些小兴趣。少走弯路，关于民间藏品的出手想必藏友们都会有疑问和顾虑，但是还是要尊重藏品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以诚相待！你的一份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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