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在评价陈淳的书画时，是和祝枝山的书法相提并论的：“枝山书法，白阳（陈淳的号）画品，墨中飞将军也。当其狂怪怒张，纵横变幻，令观者辟易。”既然陈淳的画像“墨中飞将军”，那飞扬驰骤、不可羁縻的豪放之态就可以想见了。
明 陈淳《秋塘花鸭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触忤恩师 ◆
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卒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他是世家子弟，祖父陈璚点过翰林，官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和同乡的大画家沈周是好友。父亲陈钥官苏州府阴阳正术，和文徵明是莫逆之交。他们都是精鉴书画的高级知识分子，两代积累，富有田宅。陈淳出生在这样优裕的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父辈的深厚交谊，让他很早就拜在文徵明门下学习诗文书画了。
文徵明是稳扎稳打、勤学苦练的典范，他性格内敛，温文尔雅，从不做出格的事。他小时候还是个笨孩子，“幼不慧”、七岁才能站立，八岁还不会说话。但这个笨小孩有恒心、有毅力，书画功夫下了一辈子，“非人磨墨墨磨人”，他把自己从璞玉磨成了温润的美玉。
陈淳和老师的禀性可大不相同，他天赋出众，又是个天性不羁爱自由的人。早期父亲在世，他跟随文徵明学习的时候，还能尽力做到像老师那样的不激不厉。可是在他33岁那年，父亲因病谢世，他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也许是觉得，父亲在时自己还能尽孝，还能做出些事业，使老人感到欣慰。父亲一走，也就没了这种心气。也许是陡然感到人生苦短，终归是尘归尘、土归土，倒不如顺从心性，在自己痴迷的艺术天地里沉醉呢。“既免丧，意尚玄虚，厌尘俗，不屑亲家人事。租税逋负，多所蠲免，而关石簿钥，略不訾省。日惟焚香隐几，读书玩古，与高人胜士游与笔砚、从容文酒而已。于世家钜室之所以补苴罅漏维植门户者漠如也。”父亲葬在白阳山，他就为自己取了“白阳山人”的别号，对经营家计的事略不关心，整天与诗酒为伴，呼朋引友，潇洒度日。有一天，他又在家里聚饮，宴请的宾客里，还有老师文徵明，席间还让歌妓唱歌跳舞来助兴。文徵明最讨厌这种狂浪行为，之前因为好友唐伯虎好饮酒狎妓，还曾写信规劝，闹得唐伯虎差点和他绝交。现在弟子当他的面让歌妓歌舞侑酒，他可忍不了，当时变了脸色就要离席。陈淳见老师不留情面，也有点愤愤然，就说：“文先生因为我是他的门下弟子，就用礼法来苦我吗？”从此，他就不再写文氏风格的小楷字，不画老师那种细笔触风格的山水画。这一变，才十天半月的光景，笔下的面貌连自己都吃惊，觉得天机焕发，若有神助。文徵明看到后，也不由得“大惊”。
明 陈淳 《紫薇扇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打破樊笼 ◆
陈淳书画风格的突变，不是凭空而来的。他也不是像王世贞说的那样，不模拟前贤的书画笔法，恰恰相反，他汲取营养的对象有很多。
他不仅从文徵明那里接受了系统的基本功训练，还广收博取，学习了许多大家的笔法。比如，他对师祖沈周十分佩服，跳过师父，直接学习沈周的画法，他的一些花卉册页，既萧疏简淡，又纵逸苍茫，很有沈周的影子。但他比沈周的笔墨更放纵，逸笔草草，酣畅淋漓。从他的山水和花鸟画中，可以看到他学习了米芾父子、郭忠恕、赵孟坚、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高克恭、杜堇、吴伟、温日观等人的画法。他的画，有些标明了仿前人笔意，如仿荆浩、董源、惠崇、巨然、王诜、李唐、夏圭、曹知白、吴镇、倪瓒、王绂等，可见他取法之广，可谓多方涉猎、无所不窥。他的书法，深研过“二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米芾、张旭等人的笔法，还精研过小篆、大篆，越到后期，越爱写笔势淋漓飞动的大草，风格越来越不受绳墨，粗服乱头，恣肆狂放。他把草书的笔情墨趣融入画法，于是他的画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吴门画家的面貌，如果说别人是温文尔雅的秀士，那他真就是纵横叱咤的飞将军了。
陈淳绘画，常常以一种悠闲的漫笔出之。他在1538年作的《杂花图》卷中写道:“喜农家有登场之庆，童仆鸡狗各得其所，真郊居一乐也，畅我心曲，舍笔墨又奚以哉？遂展素纸，作墨花数种，以志野兴。”他看到农民收获时心满意足，儿童在谷场边嬉戏，鸡犬自得其乐，自己也很轻松惬意，就提笔画几枝野花，所谓“心手双畅”，就是这样的情景。
他的水墨《写生花卉册》，山茶、柿子、石榴、百合、蜀葵等花果，都是寥寥数笔，不施彩色而纯以水墨写成，花叶都有草书的灵动气韵，笔锋飞白都历历可见，和徐渭的花卉风格很接近，特别是荷花、石榴、螃蟹等幅。徐渭比陈淳小38岁，可知徐渭是从他这里学的。后人因为他们的画风相似，共同开启了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新天地，便将其并称为“青藤白阳”。
歌妓事件，只是陈淳和文徵明书画风格决裂的一个诱因。归根结底，还是他和师父的心性各异，艺术主张不同，文氏那种端庄秀丽、中规中矩的艺术形式，放在文徵明身上，确实很匹配，但对陈淳来说，却不足以抒发性灵，不能够表现“真我”。老师的风格固然“雅正”，但对他来说，越到后来就越成为束缚自己的笼藩，只有打破了，飞出去，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
明 陈淳《花卉图》上海博物馆藏
◆ 我用我法 ◆
王世贞写道：“家弟一日问待诏：‘道复尝从翁学书画耶？’待诏微笑谓：‘吾道复举业师耳，渠书画自有门径，非吾徒也。’意不满之如此。”是说他的弟弟王世懋问文徵明（文曾为翰林院待诏），陈淳和您学过书画吗？文徵明微笑着回答：“我是教他应试文章的老师，他的书画有自己的路数，不是我的徒弟。”王世贞认为，大家都知道文做过陈淳的书画老师，现在不承认，是因为对陈淳心存不满。
文徵明可能不是这么想的，他看到陈淳的书画面貌已经和自己大相径庭，也知道陈淳从米芾、沈周等等前贤那里学了很多，再加上自己的天赋，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面貌。可以说陈淳已经不在自己的苑囿之中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歌妓事件，当时确实让师徒两人心存芥蒂，但并没有疏离到反目的程度。后来二人多有书信往来，彼此在画上题跋，还是在互相“点赞”，说着对方的好话。
文徵明作为吴门画派的一代宗师，深刻影响了自己的徒子徒孙，他谢世之后，他的子侄和学生如文彭、文嘉、陆治等对他的风格亦步亦趋，后期的吴门书画家也都带着明显的文氏印记，逐渐成为颓势，再也没有高峰了。就像当代学白石老人的一些徒子徒孙，面貌乍看上去都和白石老人是一样的，却缺乏了老人的笔墨气概和诗意、灵性，让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
中国书画的笔墨具有很强的程式性，前辈名家的风格形成之后，很容易成为一个定式，也就像一个樊笼，才力小的人，往往走得进去，打不出来。而陈淳以不羁之才，敢于突破，走出了门户，以强大的自信开辟了自己的艺术境界。他在《花卉册》题跋中说：“古人写生自马远、徐熙而下，皆用精致设色，红白青绿，必求肖似，物物之形，无纤毫遗者，盖真得其法矣。余少年亦有心于此，既而想：造化生物，万有不同，而同类者又禀赋不齐，而形体亦异，若徒以老懒精力，从古人之意，以貌似之，鲜不自遗类物之诮矣。故数年来，所作皆游戏水墨，不复以设色为事。间有作者，从人强，非余意也。”《花觚牡丹图》题跋也写道：“余自幼好写生，往往求为设色之致……近年来，老态日增，不复能事少年驰骋，每闲边辄作此艺，然已草草水墨。昔石田先生（沈周的号）尝云：‘观者当求我于丹青之外。’诚尔！余亦庶几。若以法度律我，我得罪于社中多矣。”在《烟峦叠嶂图》跋文中他写道：“米氏父子戏弄水墨，遂垂名后世。石田先生尝作墨花枝，亦云‘当求我于形骸之外’，画亦不可例论欤。”
他对画品神韵的追求，已在“牝牡骊黄之外”，也像沈周说的“观者当求我于丹青之外”、“求我于形骸之外”，他的“游戏水墨”、“草草水墨”，正足以表达心相中的花卉，而不是为物所役，只求浅白的貌似。陈淳领悟了艺术的规律，从文徵明和其他老师那里学到了技法之后，就以“我用我法”的恣肆笔墨，来画自己的花卉了。
文徵明不愧是一代宗师，他虽然没有提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高论，但他从陈淳的笔墨中，感受到了活泼泼的生意，感受到了超越自己的审美境界，所以在陈淳《“观物之生”花卉卷》上题跋道：“道复游余门，遂擅出蓝之誉。观其所作四时杂花，种种皆有生意。所谓略约点染而意态自足，诚可爱也。”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说：“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陈淳的书画艺术，也是一只关不住的自由飞鸟。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王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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