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上的鉴宝栏目，专家论价国画一般按平尺算，书法一般按字数算。
曾经一幅东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拍卖出每字十四万元的高价，把“一字千金”变成了现实。
而且这幅作品，还被很多专家鉴定为是宋朝的仿作。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死忠粉，把民间藏有的王羲之书法都收购殆尽，死后还和他一起下葬，生生世世都要厮守在一起。
特别是最经典的《兰亭集序》，唐太宗更要拿来置于枕边，片刻不忍分离。唐太宗这种执念，使得后世再也见不到王羲之的真迹。
2010年，王羲之的书法，绢本草书《平安帖》，在拍卖市场拍出三亿八百万的价格。
这幅作品被也认定为宋朝临摹本，每个字却达到逆天的七百五十万元，再一次刷新记录。
也是在2010年，北宋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黄庭坚真迹书法作品《砥柱铭》，拍出四亿三千多万的高价，作品四百零七个字，每字价值一百零七万。
王羲之的仿品也好，黄庭坚的真迹也好，后世都能见到他们不止一幅作品。
诗仙李白留给后世一千多首诗，可他的墨宝只留下二十五个字，以李白民族灵魂级别的影响力，这二十五个字，每个字的价值就难以估算了。
这二十五字，留在李白的《上阳台帖》中。
司马承祯是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道士，创立了“五渐门”、“七阶次”等修真功法。公元七百二十七年，唐玄宗请他入宫，让他到王屋山自选灵地，建造上阳观。
公元七百四十四年，李白、杜甫、高适三个大诗人，到上阳台观寻访司马承祯，却得知司马承祯已经羽化仙逝。
李白曾在三峡与司马承祯相遇，还被司马承祯点赞，算是有旧交。
感慨与司马承祯永诀，他写下了《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这首诗用对景物的描绘功夫，来称赞司马承祯道法高深，也算是追忆和故人在三峡的那次相遇。
李白手书原创四言诗，加上两个顶尖大诗人友情出演，一起寻仙问道的故事，这对藏家来说太震撼了。
书法的年代足够早，作者人气最旺，内涵也很丰富，又是唯一的存世之作，那一个字得值多少钱啊！
不忙，唯一存世没有对比怎么能确定是真迹？就有人说这幅《上阳台帖》，用的不是唐朝普遍的硬毫笔书写，应该是宋朝人的仿品。
著名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启功的看法是，有李白的题款，有宋徽宗的题跋，加上收藏款流传有序，确定是真迹无疑。
李白的题款其实不足为凭，又没有李白其他的题款作对比，谁知道是不是伪造。流传序列源头上鉴定失误，一错到底也有可能。最可信的证据，还应该是宋徽宗的题跋。
宋徽宗离唐代较近，本身又是书画大家，收藏鉴赏一定也是高段位，同时代的仿品应该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认可是真迹，那就可以不再怀疑。
唐朝普遍用硬毫笔，不代表只有硬毫笔，李白临时起兴，在外将就拿支笔书写，正好不是硬毫，也是很正常的事。
宋徽宗是史上顶流书法家，自创瘦金体流芳百世，入得他的法眼，《上阳台帖》的书法水准一定惊艳。
宋徽宗的题跋写了一大段，最后称赞李白的书法：“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把李白的字，和李白的诗相提并论，那就是认可李白的书法也是一流的。
达到这种水准的书法，如果是仿品，一定也出自大书法家，宋徽宗不可能不知道，这也旁证了《上阳台帖》是真迹。
真迹加顶级书法，二十五个字，必然字字天价。何况还有宋徽宗四十多字的题跋，和元代书法家欧阳玄二十八字的诗，作品的整体价值，又有大幅提升。
要知道，宋徽宗书法真迹的拍卖价，每字也是上百万的标准。《上阳台帖》的拍卖价没人知道，这幅作品不会出现在拍卖会。
刚解放的时候，这幅作品的最后一个私人藏家张伯驹，把《上阳台帖》赠与给毛主席，并专门附言“仅供观赏”。
毛主席本身就是书法大家，毛主席的书法酣畅淋漓、风卷云腾，让一些人感觉是狂草，其实毛主席的书法确切说属于行草。
怎么区别草体呢？很简单，都看得懂的草体就是行草，少数看不懂就是草书，基本看不懂那才是狂草。不过这是江湖鉴定法，不足为凭。
毛主席学生时代，有很长时间都是工工整整写楷书，进而转向行书，过后才一直写行草，从楷到行再到草的书法流程一点没有省，基本功相当扎实。
毛主席借鉴怀素的狂草和北碑体，自成一种风格。和纯粹的书法不同，毛主席的书法具有实用性，不管题词、指示、信件还是诗词，都必须让人看得懂，写成狂草显然不合适。
用行草则可以挥洒豪情，提高速度，又不妨碍实用。
毛主席曾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四大家族。”
这既说明毛主席重视思想、理论武器，也说明毛主席对书法的喜爱。
近代著名学者黄炎培也是一位书法家，毛主席曾在延安，和他讨论历代政权周期率，对他提出我党打破周期率的办法，让他深受鼓舞。
建国初期，毛主席听说黄炎培收藏了一幅王羲之的真迹，就向他借这幅真迹来观摩。黄炎培把这幅真迹看得比命还重，也就是毛主席开口，他才会外借。
毛主席和他商量好借一个月，借到后毛主席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观摩，爱家的情感难以抑制。
黄炎培借出心尖宝贝后，却有些失魂落魄，几日不见藏品，就生怕会出什么意外。期限不到他迫不及待打电话找毛主席催还，想要尽快让自己安下心来。
几次催还催得毛主席有些上火，对报告的工作人员说：“不是讲好一个月吗？到期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有次毛主席亲自接到黄炎培的电话，也没有对他让步，还是坚持按约定，对他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没办法，都是爱家都着迷，和地位无关，纯粹是爱家之间的“切磋”。直到一个月期满，毛主席才忍着留恋对秘书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主席对前人的书法精品爱到了骨子里，得到张伯驹送来的《上阳台帖》，简直高兴的不行，一有空便捧着细细研读，爱不释手。
在激动之余，毛主席也让人给张伯驹送去了一万元，这一笔钱是从他的稿费里拿出来的，虽然比不上这幅字的价值，但也算是聊表心意。
1958年，毛主席亲自定下规矩，领导收到的贵重礼品都必须交公。鉴赏一段时间后，毛主席就让人把《上阳台帖》送到故宫收藏，让所有的爱家，都有机会欣赏到这幅李白唯一的真迹书法。
至此，这幅稀世珍宝终于安稳了下来，而毛主席的做法，也让张伯驹感到佩服。他这一生都在为了这些珍宝奔波，倾其所有，保护它们不毁于战火、流落他国。
可以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很多绝世国宝，都是张伯驹和他的妻子潘素拼尽性命所保护下来的。
张伯驹之前，《上阳台帖》的藏款是满清内务府，也就是收藏在满清皇帝的宫中。
辛亥革命清朝末代皇帝退位后还居住在宫中，不过没有皇权对宫中人的控制力大为削弱。
帝王时代，宫里人不惜掉脑袋，偷盗宫中珍宝的事也不少见。在溥仪退位住在故宫的那些年，宫里人盗窃珍宝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
曾经溥仪放在床头柜的钻石，莫名失踪。他大婚的时候，新娘头饰居然被调换成了赝品。要是他还是皇帝，一定会满门抄斩好几家。
1922年溥仪十六岁的时候，有次转悠到建福宫，受好奇心驱使，让人打开建福宫的库房，想看看里面藏着些什么宝贝。
建福宫是乾隆少年时的居所，他一生都对建福宫情有独钟。乾隆不仅功夫一流，还是个文艺皇帝，酷爱写诗作画，收藏精品字画的兴趣也十分浓厚，很多他喜爱的珍宝，都被他存放在建福宫。
他还写下过“愿将建福宫中福，赐与寰区万姓家。”的句子，只不过说说而已，满清时期，老百姓照样无缘一睹建福宫珍宝的风采。
乾隆死后，嘉庆为显孝道，下旨封存建福宫，后来的清朝皇帝都没有再开启过，直到逊帝溥仪想看看，祖宗给他留下了多少宝贝。
建福宫的库房有很多，分类存放着金器、珠宝、字画、瓷器等文物。溥仪还发现了一种紫檀木制成、像书柜一样的百宝匣，小的百宝匣里面珍宝都有几百件，大的更有上千件。
溥仪对百宝匣爱不释手，搬了几十个去养心殿，不久干脆翻新建福宫，自己搬了过去。
查看建福宫让溥仪对故宫的珍宝更加上心，当他听到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告诉他，地安门很多新开的古玩店，老板都是宫里的太监和内务府的人时，他心疼得要命，决定彻底清查故宫的藏品，以免肥水继续流向外人田。
1923年4月，国学大师王国维被溥仪请进宫，封为“南书房行走”，五品官职，据说就是为了让王国维帮着盘点故宫的收藏。
王国维后来投昆明湖自尽，也有士为知己者死，对溥仪被逐出故宫郁结不散的因素。
王国维进宫两个来月，建福宫就突然烧起一把大火，内务府不知是真的束手无策，还是战略性束手无策，想掩盖盗窃珍宝的证据，都眼睁睁看着大火冲起十丈高，烧到其他宫殿，连周围的松柏也变成了红彤彤的火树。
后来还是附近意大利公使馆的消防队，进宫用拆建筑阻断的方式，扑灭了大火，溥仪为此还支付给意大利消防队六万大洋的工钱。
这场大火单是字画，保守统计就毁掉了一千一百多件。被熔掉的黄金，北京一家金店以五十万大洋投标取得处理权，最终提炼出一万七千多两。
要不是火灾现场金光闪闪，这家金店也不敢用五十万大洋的巨资，来做赌石一样的生意。
金店把好得手的黄金拿走，就已经赚翻，内务府瓜分余下的灰烬，都还可以提炼出不少黄金。
据说有个内务府的人，曾经捐给宫殿和寺庙两座一尺见方的“坛城”，就是用的灰烬中提炼出的黄金。
满清亡了都还在败家，这把火不知道烧掉了多少国宝，辛亥革命不能很快把故宫收归国有，也是“革命尚未成功”的一种表现。
宫里工作人员盗文物，清朝的遗老死缠烂打找溥仪“赏赐”文物，最严重的是溥仪自己也在盗文物，故宫的文物在这一时期流失得一塌糊涂。
满清亡了溥仪也知道被逐出故宫是迟早的事，他盘算着要出洋留学，还心有不甘妄想着“复国”。
这两个想法都促使他，想方设法把故宫的文物转移到宫外。他不方便自己行事，就找到他的两个弟弟给他当帮手。
那时他的亲弟弟溥杰，和堂弟溥佳是他的伴读，每天都要进宫。溥仪就以赏赐为名，让他们把一些便于携带的文物带出宫。这些文物都是精中选精，手卷字画和书册为主。
溥仪自己说有半年时间，溥杰和溥佳每天都要带一大包袱文物出宫。曾经有检查的太监问溥佳，那些珍宝是不是都是赏赐。
天天赏赐一大包，溥佳都不能自圆其说，只好掩饰回答，有些是赏赐，有些是拿出去修复。
修复从不见拿回来，太监心中有数也不揭穿，而把这三兄弟的行为，当成了浑水摸鱼的机会。于是太监中又掀起一波赝品换真品的风潮，加大了故宫文物的流失。
溥仪用这种方法从故宫盗出七十六箱文物，先放在生父的醇亲王府，然后通过族人和税务督办的联姻关系，把文物运到天津预先租好房子藏匿。
这些文物共有字画近一千三百件，册页六十八件，至宝“清明上河图”就在其中，还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几乎每一件如今拿到拍卖市场上，都是轰动级的藏品。
然而在坐拥故宫的溥仪眼里，这些文物不如现金来得实惠。他曾抵押一箱文物换来四十万现款，其中一件金册，就值四十万。
溥仪出宫到天津后卖出的几十件文物，价格也很低廉，天津的文物贩子和藏家，算是捡了一个大漏。其中有没有流失到国外，也很难查证。
《上阳台帖》不在这批字画中，乾隆在《上阳台帖》引首处题有“青莲逸翰”四个字，对这幅作品很喜欢，应该会放在建福宫。
建福宫的封条，挡不住有心的贼，《上阳台帖》在建福宫大火前，已经被偷盗出宫。
《上阳台帖》最后的藏家张伯驹，和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号称民国“四公子”。这四个公子中，除了张学良是政坛人物，其余三人都算职业公子。
那时的职业公子玩的是文化，琴棋书画和京剧都要精通。张伯驹还是收藏大家，而且还善写诗。
张伯驹收藏除了爱好，还有一个目的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不求收藏永归自己，只求不要流失出诞生藏品的土地。为了保护文物不从中国流失，他的一生做了很大的努力。
他收藏主题明确，专注于唐宋及以前的精品字画，这也让他的收藏价值极高。
曾有人说自己五千件藏品，都抵不上张伯驹的一件藏品。除了《上阳台帖》，他还收藏有杜牧、范仲淹的真迹手卷，晋朝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等超级作品。
清朝恭亲王的孙子溥心畬，是我国近代比较有成就的书画家和收藏家，他有爱国心，曾大骂溥仪给日本人当傀儡数典忘祖，不过把文物卖给外国人他并不介意。
张伯驹听到溥心畬要卖文物就会紧张，知道他的收藏品质高，生怕他卖给外国人。
溥心畬卖《平复帖》，开价二十万大洋，讲价下来张伯驹用四万大洋到手，看起来张伯驹讲价的功夫不比做诗差。
《上阳台帖》是和《三希堂法帖》、唐伯虎的《蜀宫妓图》一起出售，要价二十万大洋，卖家是袁氏的一个庶务司长。
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就卖了一所大宅院，还让妻子潘素变卖了一些首饰，才凑足二百四十两黄金到手。
这三件二十万大洋，交了六万大洋的订金后，就再也凑不足，最后只好放弃“三希堂法帖”买了两件。
参照《平复帖》的到手价，两件六万大洋肯定拿不下来，少说也要十来万大洋。
以当时一个大洋折合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算，十万大洋才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现在有网友估计《上阳台帖》能拍出十亿天价。
抗战时期，张伯驹和潘素，把藏品缝在衣服、被褥里，一路逃难到西安，途中紧张兮兮，终日不敢出门，生怕藏品有闪失。
张伯驹的藏品，终究还是被人盯上了。1941年他在上海被绑架，绑匪意在《平复帖》，不然就用两百两黄金赎人。张伯驹传话给潘素：“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
潘素的先祖潘世恩，历经乾隆至道光数朝，曾帮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官至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还是林则徐在朝中的支持者。
张伯驹的父亲在清朝时是直隶总督，和潘素有相似的家族背景。潘素又是江南美女画家，和张伯驹情趣相投，夫妻之间称得上是灵魂伴侣。
丈夫的性命和收藏潘素都要保，只得变卖首饰、四处筹款，最终用四十万大洋赎回了张伯驹。这样算下来，收藏“平复帖”的价格，就达到四十四万大洋。
张伯驹就是这样要藏品不要命的人，他继承的家财，几乎都用在了收藏上。
他玩文化又玩得纯粹，不能为家里创收，1948年，故宫想回收藏品资金不足，张伯驹又变卖了所剩不多的家产用于回收。
以至于解放前夕，他和潘素的生活，已经到了几位贫困的地步了。
就算这样，张伯驹还是痴迷收藏。1949年，有次他在文物市场相中一幅画，同行的潘素嫌贵不愿买，他居然躺在地上不起来跟潘素耍赖。
直到潘素答应卖首饰买画，他才起身拍去衣裤上的灰尘，露出小孩得逞的神情。
一般的妻子遇到这样的丈夫早就烦透了，潘素却深爱着丈夫。张伯驹也很爱潘素，他们相爱的一大基础，就是对字画的共同的喜好。
爱字画，把这种爱和爱家分享，熏陶出更多的爱家，才是对传统文化的真爱，张伯驹要收藏“永存吾土”，就是出于这样一种爱。
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收藏的部分文物捐给了国家，这其中包括杜牧《赠张好好诗》卷、陆机《平复帖》卷、展子虔《游春图》、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頫《千字文》等等。
国家在感动之余也不忘做补偿，政府给了他20万的奖励金，但被夫妻两拒绝了。
张伯驹这样说道：“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他们所捐的每一卷藏品，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顶级的瑰宝。当年国家危难，大厦将倾之际，夫妻二人拼尽身家性命保住了这些藏品，没有让他们毁于战火或流于国外。
如今国家安定之际，他们将其捐献出来，还珠于民，正是印证了张伯驹所说的那句：“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