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生平] 追憶黎雄才 于風

大師的足跡---追憶黎雄才       

奇峰半天出    秀色數州分                  于風        

國畫大師黎雄才先生離開我們已一年了。近日翻閱黎老的畫集和一些文字資料，回想與他數十年的接觸，音容笑貌以及論藝談天的情景，似乎宛然在目。重讀他的作品，就像沿著他的足跡，眺望他漫長的人生道路。值此忌辰，援筆寫下我的一些感想，聊以寄託對黎老的緬懷。

黎老於1910年出生於廣東高要縣肇慶鎮。1927年被嶺南畫派主要創始人之一高劍父召到廣州春睡畫院深造，從此踏上漫長的藝術征途。當時，高劍父對這位年未弱冠的弟子，並不是要求他過早地參與“新與舊”的論戰或創新嘗試，而是嚴格地要求他對中國畫傳統筆墨語言打下更堅實的基礎。他拿出珍藏的許多歷代名畫，要黎氏臨摹，“每天叫他爬到閣樓裏臨畫，他一上去，高劍父就把梯子抽掉了，免得他散心。”同時也帶他到大自然中去寫生，把學到的傳統技法，在寫生中去實地運用。但在這場新與舊的較量中，對他必然產生相當重要的影響，至少是對藝術複雜而深刻的內涵有了進一步的認知與理解，同時也引導他開始朝著高氏所倡導的“折衷中西，融彙古今”的方向，嘗試著邁開了第一步。

1932年創作的《瀟湘夜雨圖》，稱得上是黎氏早年最成功的代表作。畫幅描寫了當代水上人家在風雨歸途中，于錯落的竹林近旁停泊的情景。畫面吸收了西洋水彩畫的技法，以及大面積的渲染營造濕潤朦朧的效果，同時在景物的刻畫上，又顯示出他掌握傳統筆墨的功力。作品獲得當年的比利時國際博覽會金獎。同年，高劍父資助黎氏留學日本。如果說自入春睡畫院，到1935年回國，這前後八年，黎雄才還是以求學、深造為主，那麼八年抗戰時期，可以說是他擴展視野、深入生活、進一步體味人生的契機。這段時間他大部分在祖國的西南、西北地方度過，旅行寫生並舉辦個人畫展，還於1946年去敦煌臨摹壁畫，積累了大量的速寫、寫生畫稿數以萬計，從而使造型能力大步提高。如作于成都的《獵得山禽信馬歸》和1948年所畫的《牧馬》，這些源於生活的命題中，既是對大自然的謳歌，也顯示了畫家技藝的嫺熟；雖然畫中的人物、馬匹只是景物的小小點綴，但那動態神情卻躍然紙上，充滿生活氣息，成為點睛之筆。

新中國的誕生，為黎雄才的藝術生涯進一步開闢了新的天地。這不只是他筆墨技巧愈加成熟、形象構成的手法愈加提煉，更主要的是新社會生活環境以及對藝術的社會功能和價值的重新認識，在思想意識和感情上發生了深刻變化的結果。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黎氏的山水畫已逐漸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畫面上雄偉的氣勢，源于畫家對真山真水的飽滿激情；他筆下的山石樹木，使人體味到大自然的社會性和時代感，是畫家對祖國壯麗山川的放聲高歌！

我常說漢語辭彙中“江山”、“河山”的含義，不只是字面上代表的意思，而是涵蓋更廣大、更崇高的內容，因此也才有歷史上的“還我河山”的?喊和現實中的“江山如此多嬌”的讚歎。　

黎雄才的山水畫，正是以這種內在精神，感染著廣大觀眾。我想這也正是被人們稱頌的“黎家山水”的重要品質。在他的作品當中，我覺得有兩類作品特別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以雄放的筆觸對革命聖地的描繪，如《井岡山雙馬石哨口》、《瑞金沙洲壩毛主席辦公處》、《長征第一山》、《韶山毛澤東同志故居》和《延安之春》等等，莫不蘊含著在新的歷史背景下，畫家對革命先驅的崇敬之情。其次，是表現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題材，記錄了祖國欣欣向榮的新氣象。值得特別提出的，該是他作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為表現武漢軍民與洪水搏鬥的《武漢防汛圖卷》。1954年夏季，長江中游，洪水氾濫，嚴重威脅著武漢三鎮數百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黨的號召下，全市軍民展開歷時三個多月的防汛鬥爭。當時廣州美院的前身———中南美專全體師生也無一例外地投入了這場戰鬥。正值壯年的黎雄才，一面參加防汛，一面利用手中的畫筆，記下了這場人與大自然災害奮戰的歷史，經過一年多反復推敲，終於完成了長達二十八米的力作。當這件作品首次展出時，立即引起轟動，並贏得“防汛史詩”的高度讚譽。

黎老除善作大畫之外，也喜作高不盈尺、長達數丈的長卷。如《灕江春雨》、《黃山》、《萬松圖》等，正如古人所說的，收到“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的藝術效果；是畫家數十年深入生活、辛苦勞動的結晶，也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熱愛之情。黎老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一個宏願，即將“兩江”（長江、珠江）“一河”（黃河）以長卷形式分別寫下它們由發源到入海的全貌。但一則年事已高，再加兩度摔傷骨折，行動不便，使這一願望未能全部實現。他完成一半的《珠江長卷》，已達七十余米，如此巨大的工程，出自八九十歲的老人筆下，能不令人驚詫！　

黎老雖以山水畫大師的盛名馳譽海內外，但他留下來的大批花鳥草蟲精品，同樣令人稱奇。他始終把花鳥畫作為山水畫的基本功對待，每日晨起，先畫一小幅，從不間斷。熟悉黎老的人都知道，他每年除夕之夜或元旦之晨，必畫幅花鳥謝歲迎新。這些貌似應景的小品，同樣顯示著大師足跡的印痕。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黎氏更多次奉派出國，先後到朝鮮、日本、菲律賓、泰國、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以及港、澳等地，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或舉辦畫展，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畫跡。

在回顧黎雄才先生漫長的藝術人生時，不能忽略他在美術教育戰線上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在半個多世紀中，經他精心培育的學生，現在許多已成為知名畫家或美術戰線上的骨幹。

黎老在教學上，特別強調循序漸進，先易後難。學習態度必須老老實實，不能貪大求全。所以他主張開始最好從花鳥入手，因為觀察起來比較細微，寫生可以和實物同樣大小。而山水就不同，山無定形，也無定色，正側遠近，變化無窮，而且寫生時要縮小數百乃至數千數萬倍，難掌握。所以他主張打下基礎，再畫山水。這也可以說，是黎老對自己創作的親身體驗的總結。

黎老在藝術上達到這樣登峰造極的境界，是與他的勤奮、剛毅、數十年如一日地探索追求分不開的；也是他敦厚人品的具體表現。正如古人說的：“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黎老常對學生講，一個藝術家必須有崇高、清雅的思想和人格，思想修養不高，在作品中必表露無遺。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那都是虛的東西。這也正如魯迅說的：“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雕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

熟悉黎老的人都知道，他熱衷公益，廣施善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主動放棄部分政府規定的福利待遇，自建小築于珠江南岸。將海外友人贈送的小汽車交給單位公用；捐建單位的藝術交流館；耄耋之年，集精品數百幅捐獻國家。平時，他交遊甚廣，往來社會賢達、工農群眾，家裏總是高朋滿座，其樂融融。他在閒談時常講起自己的養生之道，也是他的處世哲學。那就是“運行不息，隨遇而安，百無禁忌，適可而止。”這四句十六個字，也可算是他的“座右銘”。據黎老解釋：“運行不息”，不僅指人的生命在於運動，而且宇宙萬物無不在運動之中。人生在世時光有限，不能把飛逝的時間，空空地放過去。“隨遇而安”就是要能適應周邊的環境，無論順境、逆境，都應有所作為，碰到矛盾，不要怨天尤人。“百無禁忌”不是專指飲食，而是對意志的鍛煉。做人要光明正大，不要謹小慎微，胸襟要開闊。但任何事情，過了頭總是不好的。常言道“過猶不及”，所以該“適可而止”。相信聽過黎老講這番話的人，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就在黎老逝世的半年前，中國文聯和中國美術家協會，有鑒於老畫家數十年來對美術事業的卓越貢獻，特為他頒發了繪畫界的國家級專業學術最高獎項——第一屆“金彩獎”。

黎老以九十一歲高齡，離開了我們。他的人生足跡，不但通過他的創造和輝煌業績長久留在世上，也將永遠地留在我們心中。

《人民日報》(2003年01月16日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