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文] 草莽英雄？书香门第？——忆我的父亲韩复榘

草莽英雄？书香门第？——忆我的父亲韩复榘

口述/韩子华(韩复榘次子)整理/关昕

 

    我的父亲韩复榘，字向方，1891年出生在河北霸县（旧称霸州）东山台村。社会流传关于父亲的笑话很多，比如什么“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什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一个大使馆”、什么“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什么“没来的请举手”、什么“连中国的英语都不懂”……这些笑话不仅在民间流传，甚至某些文章著作也以讹传讹，乐此不疲。

    对于这些笑话，我一向置之不理。稍有知识的人也知道，这些笑话是编造的，是假的。这些笑话无非说父亲没文化，不仅是老粗，而且是大老粗。

    实际上，父亲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颇有根底。韩氏祖籍湖北蒲圻，明朝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后，韩氏依江南大户北迁充实京畿之令，迁居霸州，至父亲为北迁第18代。韩氏为霸州的望族之一，世代以读书科举为主，五百年来以科举出身者层出不穷，这在族谱中有详细记载。父亲祖上因家境中落而相当贫困，即使如此，我祖父韩世泽尚是清末的秀才，祖父以教书为生。父亲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自幼聪明好学，受到祖父偏爱，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十三经，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

    对于父亲究竟是不是“老粗”，山东省从事多年文史研究的纪慧亭老先生断言：“韩复榘决非老粗，应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

    曾受国民政府派遣，到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陆立之，1994年在《炎黄春秋》上著文，谈到他与父亲接触后的种种感受。他说第一次见到韩时，“就感觉到世人是误解了他”。又说：“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人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当时国民党所谓‘儒将’中，还很难找到第二人。”

    1986年，与父亲有过密切交往的梁漱溟先生接受采访时说：“我印象中的他（指韩）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且读过许多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种种笑话，不只是我，如韩的老友张钫（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闻承烈（冯玉祥军队的兵站总监）等，都认为许多不合事实。”

 

追随冯玉祥

 

    父亲在县衙任帖写，薪俸极低，实难养家糊口，乃决然“投笔从戎”。1910年赴关外新民府，正值清政府新编练的北洋第二十镇招兵，他毅然当了兵，编在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就是冯玉祥。冯发现父亲具有相当文化，不到半年遂将之由正兵提升为营部“司书”，军中最低一级官佐。

    此后，父亲与冯建立了较好的感情。他参加了冯组织的以青年军官为主体的秘密反清组织“武学研究会”，并成为骨干之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武学会同仁积极响应，在滦州发动兵变，由王金铭、施从云分任大都督和总司令，冯玉祥任参谋长，父亲任左路军司令。滦州地处京畿，清廷大震，急调重兵镇压，起义终于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等牺牲，冯玉祥和父亲被捕入狱也将被处死。适逢清帝逊位，冯玉祥和父亲才幸免于死，但仍被开除军籍。

    数月后，冯玉祥得陆建章之助，又在北京邀集旧部，重整旗鼓。父亲二度投冯，因父亲在滦州起义中胆识过人，被冯任命为带兵官。从此，父亲在冯麾下由一名低级军官逐步提升为拥兵数万的总指挥。

1923年9月，冯部驻军北京南苑，父亲被选送到陆军部主办的“高级战术指导团”学习，该团由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等任教，还聘请外国军事专家讲课，课程相当于“陆军大学”。翌年8月，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受到冯玉祥赏识。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一军。1925年1月，父亲任国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1月，国民军进攻天津，父亲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并由此被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7年5月，冯玉祥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父亲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率部将直鲁联军主力消灭。

                    

                  1932年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

    1928年4月，奉军12个师攻河南。冯玉祥任父亲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6月6日，韩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各报皆誉之为“飞将军”。

    1930年，在蒋介石与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在中原大战之前，冯玉祥的军队在陕西华阴召开了一次军事部署会议。当时军队战线拉得太长，冯玉祥想集中兵力，捏起拳头打人。冯玉祥的西北军有四五十万人，将领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先打山西的阎锡山，把后路清扫干净后再打蒋介石。如果先打蒋介石，他们害怕蒋介石把阎锡山收买了，两面夹击西北军。而且阎锡山好打，一共才十来万军队。另一派主张联合阎锡山打蒋介石，这样力量更大。冯玉祥属于联阎打蒋一派。可他下面许多军官，包括父亲在内都主张先打阎，再打蒋。别的将领有不同意见也不说，但我父亲胆子大，脾气大，有意见就要说出来。

    那时西北发生大荒，要把四五十万军队调到西北，怎么养活军队将成为大问题。因此父亲就说，军队不用调动，在河南待命就可以，而且最好先打阎锡山。冯玉祥知道其将领分为两派，一听就火了，说：“小孩子，谁让你多嘴，小孩子，不许多嘴。”父亲又说：“你说不打阎锡山，打蒋介石。那何必要等蒋介石打咱们，主动打他不行吗？你给我十万人马，包打武汉；给孙良诚十万人马，包打南京；给石友三十万人马，两边策应，这样分三路打蒋介石。”冯玉祥更火了，说：“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

    实际上，冯玉祥在西北军搞家长式统治，把他的将官都叫孩子，将官们有错就罚跪。比如，他给吉鸿昌打电话说“跪下”，吉鸿昌拿着电话机就跪下了。吉鸿昌跪下之后，冯还问：“跪下了没有？”吉鸿昌说：“报告总司令，跪下了。”冯玉祥把手下最能打仗的军队叫“韩石二孙”（即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冯玉祥总是对人说，这是我的四只老虎。

    虽然有人劝解，但冯玉祥还是让父亲去院子里跪下。当时父亲已经是河南省主席，居然还被罚跪，对此他十分愤怒，后来就与冯玉祥决裂了。

    5月22日，父亲与石友三联名发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接受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父亲与石友三的脱冯归蒋，使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遭到失败。

    其实，父亲与冯玉祥之间在此之前就有隔阂。父亲与冯玉祥的矛盾，第一次是“投晋”事件。1926年，张作霖在南口对西北军发起进攻，父亲与石友三两个人奉命攻打大同，占领了大同火车站。当时冯玉祥去了苏联，西北军由张敬尧指挥。南口兵败后，父亲觉得必须先保着军队，于是与石友三商量投靠商震。商震原来在东北军，后来投靠了阎锡山。

    他们找到商震说：“我们算你的部队，你给我们粮饷。你们不能解散我们的军队，还是我们自己带。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你拼命，我们在南口已经被打垮了，我们不能饿死啊。”商震回去给阎锡山一说，阎就同意了。三个月后，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父亲和石友三带着军队回去了。但石敬亭却在冯玉祥面前挑拨离间，说他们不能同一条心，在真正危难的时候靠不着。

    另一次是父亲担任河南省主席后，他还兼任二十师师长，但师长职务由孙桐萱代理。黄秋霖迟到遭到父亲撤职，冯玉祥对此不满，就安插石敬亭做二十师师长。石敬亭与父亲一向不和，这样就让父亲成了光杆司令，军人一般很忌讳这个。这时有人挑拨父亲说：“过去拿你当儿子看待，现在连师长都不让你当了。”这使父亲与冯玉祥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并萌生投靠蒋介石之心。后来父亲被罚跪，终于导致他脱冯归蒋。

    虽然脱离了冯玉祥，但他与冯玉祥之间只是有矛盾，没有仇恨。后来冯玉祥两次去父亲治下的泰山，都是父亲安排一切食宿。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去了泰山。那时蒋介石还通缉冯玉祥，但父亲还是把他当老父亲一样看待，不仅安排了冯玉祥个人的生活住宿，还安排了冯带来的一营人生活住宿。第二次是冯玉祥在张家口搞察哈尔抗日，后来冯玉祥抗日失败后又去泰山。我想：如果冯玉祥与父亲关系很坏的话，他就不会两次选择去泰山。

 

治理山东八年

 

    父亲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桂战争之后。1929年，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武汉发生战争，冯玉祥命令父亲带着七个军去武汉援助蒋介石。实际上，如果真是援助蒋介石，只需要带一两个军去做做样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是七个军呢？这是因为冯玉祥想等蒋介石与李宗仁打得差不多了，两败俱伤以后，插一杠子把武汉夺过来。

    当时父亲想参战，但冯玉祥却不让打，让父亲先观望，看他们两家打。但后来李宗仁的军队发生哗变，没打就跑了，蒋介石轻易就获胜了。蒋介石看到父亲的军队在观望，有点害怕，就派人请父亲，欢迎父亲去武汉见面，表示感谢。

    父亲就去了，蒋介石让宋美龄陪着一起吃饭，倒酒敬酒。宋美龄张口闭口“常胜将军”，说：“常胜将军辛苦了，喝杯酒。”那时西北军很穷，没有受过这么好的礼遇，于是父亲对蒋介石有了好感。后来谣言说，蒋介石收买父亲，给了他两百万。实际上，蒋介石确实给了点钱，但只有几十万。这笔军费是劳军，是该给的，这笔钱也不是给我父亲个人的，而是给整个军队的，当时父亲还向冯玉祥做了汇报。但后来有人却造谣说，蒋介石收买韩复榘。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了与父亲的见面，称父亲为“我之宝贝”。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对父亲是赏识的。后来父亲脱离冯玉祥，归顺蒋介石，蒋介石高兴极了。

    父亲归顺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直到抗战爆发，父亲一直担任山东省主席。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刚去的时候，他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农民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审得很干脆，说枪毙就拉出去枪毙了。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开法院干什么？

他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后来就不审理了。但有三种案子还是他亲自审理：一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土匪，当时山东的土匪很猖獗，但经过父亲的治理，山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至今仍然活着的长寿老人，都赞不绝口。二是禁烟，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三是官吏，父亲建立了高级侦探队，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枪毙。

                           

    父亲主鲁期间，十分重视教育。父亲说：“近来我国社会愈趋愈下，最大原因为教育落后而不普及，凡事皆不知其所以然。”在他就任之初，即将“普及教育”列为四项“政治计划”之一，制定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勒令学龄儿童入学，经劝告不听者受罚。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还创办了山东大学和山东省立剧院，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父亲还尊崇中国传统文化，新建了规模宏大的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楼，建立了山东考古研究会，成立了山东京剧院。

    有人在电视上说，我父亲刮地皮，金条装了一火车。这怎么可能呢？金条一火车，那是多少钱呢？

 

被蒋介石暗杀

 

    抗战爆发后，济南失守，父亲孤立无援，率残部撤往鲁西南。但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却以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为名，将父亲逮捕，并在1月24日以“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为由将父亲枪杀。

实际上，父亲撤退到鲁西南山区，也不是一味的撤退，是边打边撤的，甚至他在德州还打了胜仗。就是这样撤退，父亲两三个师的人也伤亡过半了。那时我跟着母亲，逃难过程中，父亲给母亲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方

    母亲长父亲两岁，所以父亲称其为大姐。此信为毛笔书写，后被作为父亲的遗书保留下来。母亲1956年去世后，由姐姐保存。不幸的是，此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遗失了，幸好我曾录了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

    为什么开封开会父亲敢去？父亲认为，就算没听命令，济南没守，但你南京也没守啊。失守的多了，那这责任怎么说呢？他还觉得，不听命令，最多撤职。当时很多人劝他不要去，蒋介石还专门打了电话，给父亲说，“向方兄，来开会吧。下一步打日本人怎么打，我们开个会议好好研究一下。把你的副军长、参谋长都带来啊。”他去了才知道，根本不是开会，也不是研究下一步打法，就是为了逮捕他。

    会上也不容父亲辩论，他一说“济南不守我负责，南京上海不守谁负责？”蒋介石就火了，拍着桌子说：“那自有人负责，不用你管，散会。”

    散会后，何应钦对父亲说，请上车。父亲说，这不是我的汽车。何说，上车吧，哪个汽车不一样啊。父亲上车后，才发现两个特务在车上，他们说：“你被捕了。”连夜坐火车到武昌，关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二层小楼上。这座小楼过去是军统的大本营。

    父亲被关押在二楼上，要见蒋介石不让见，要见审判长何应钦也不让见。总共关押了七八天。一天，忽然有人告诉他，你不是要见何审判长吗？他请你。他一下楼，在楼梯拐弯处，看见下面的人全拿着枪，不像请客的样子。他很警惕，就说，“我回去换一下鞋，这个鞋不合适。”他一转身，后面就开枪了，身上中了七枪。没打他的头，都打在身上。

    后来父亲被安葬在湖北与河南交界的鸡公山。安葬时，没人敢去参加追悼会，只有孙连仲去了。孙连仲与父亲很要好，是把兄弟。父亲还关在小楼上时，孙连仲去看过他一次。

    后来我才知道，根本就没有审判。当时何应钦是审判长、鹿钟麟是副审判长。抗战时我到重庆，鹿钟麟一见到我，就说：“他们真阴险啊，杀我们西北军的人，还让我当副审判长，我怎么审判。我不去不行，去了以后，他跟别人说，你们西北军的人自个也不是认为该杀吗？我怎么会杀你父亲呢？我们一块儿是老战友。”我问他，“你审判了吗？”他说，“根本就没开过会，完全是报纸上编造的，根本没这么回事。”

蒋介石为什么要杀父亲呢？“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只是借口，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西安事变时，父亲发出的两封电报，让蒋介石忌恨在心。

    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

    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 “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宥电。宥电是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宥电我看过原文，马电却没有看到过。

    蒋介石在父亲刚做山东省主席时承诺每年拨60万经费，但后来财政部反悔不给，父亲才截留了两次税款。实际上蒋介石对杂牌军不信任，对嫡系与杂牌军是不一样的，给嫡系十万块钱，却只给杂牌军一万。

    除了截留税款之外，父亲还把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刘涟漪杀了，也有人说刘涟漪是蒋介石自己杀的。后来父亲与蒋介石闹矛盾，还解散了整个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各县党部。所有这一切，激化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最终导致被蒋介石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