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化”与“美化”的生理极限
我已理出了许多条线索，是否先归纳一下：
请注意：上儿章我提到了“隶化”与“美化”两个概念。
转笔的技巧方法，始自于毛笔诞生时，起初可能没有法定的规律性，从象形文字中不难看出，一字间有许多反复的转笔。到甲骨文，汉字的结构基本形成，但转笔还是多次的。综上所述，多次转笔是影响速度的，为此，人们不断在想办法改进。这个改进的过程，就是“隶化”的过程，也就是“便捷”的过程。显然，~~~~~~
毫无疑问，在“隶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美化”。而“~~”实际晕视觉上的要求。典型的是小篆中极其对称的字型、笔直光滑的线条，作为官方文字，以示慎重。
“隶化”与“美化”说白了是指手和眼，也是作为“书法”和“美术字”的最重要的分野。
“八分”书的始创，用向背的取势原理，在“隶化”的过程中，获得书法中作为“法”的最便捷、最重要的结果。随后，“章草”的始创，将便捷发展到极端。
极端是什么呢？人类的嗓音唱到高音c，就算是极端了。男子百米短跑运动员借助药物，至今亦突破不了9秒7。人始终是有生理极限的。就说书法，汉字造型的演变是受毛笔的限制，毛笔又受捻转的限制，捻转又受手的限制，手又受拇指的限制：人类的拇指上节只有3厘米左右长短。这就是我们用笔的极限。
换言之，一切便捷的用笔技巧，都是限制在这个生理极限内。“隶化”的“章草”和“楷法”的“八分”，把这个生理极限内所能运用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于是，汉字造型就停止发展了。
我想，我已经找出了本文第四章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28.三根细绳搓成一根粗绳——“完法”
少年时我喜欢体育，爱动。现在不爱动了，却依旧爱看。任何比赛的输赢，运动员的水平，观众的情绪，场外的评论，实际上完全是由运动的规则所决定。只有当运动规则完备时，才能相应有运动员的水平，才能谈得上伴论。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浅显易懂的道理。同样印证书法。
只有当汉字书写及造型规则完成时，才可能有评判、有理论。所以，书法发展至东汉，汉字演变停止发展时，方出现完整的书法理论，亦是必然。
到魏晋时代，造纸、制笔技术进一步成熟精致，众多书家一齐运用笔法，群贤毕至，群策群力，将书法的笔法与造型的优美兼融一体。这时继蔡邕、钟繇、张芝、索靖、陆机诸家之后，有一人“备精诸体”、“无所不工”，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贵越群品”，世“莫有及者”。这个人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有七子，最小者名献之，传“变父体”，创“一笔书”，“无迹因循”，其“逸气盖世”，“最为风流者也”。世称羲之献之父子为“二王”。
王羲之显然是以一次左右转笔周期成一字，字字断开，每字的转笔痕迹皆可循。小王所谓“变父体”，创“一笔书”，即是用笔字字相连，不以一次左右转笔周期成一字为限，巧妙地造“势”，所以转笔“无迹因循”。
注意，这正是“今草”的实质。我在前面已说过。
王羲之及“二王”书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法”的全面成熟，标志着“隶化”与“美化”、笔法与视觉完美的统一，标志着书法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是那个时代孕育了无数的契机，造就了英雄，造就了天才。
让我们先好好欣赏一下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
倘若画一条山峰的曲线，以最高点为魏晋时代，左面的上坡面，应作为是汉字及笔法从起源到成熟的过程。
这个不断的书写过程就像一根粗绳子，是由三股细绳搓成：
一、右手在无依托书写时的生理特点；
二、相对适合的工具（包括笔、简、纸等）；
三、人类奏事趋向快捷、简约的心理。
这三股细绳相互搓合、相互牵制、相互递进，约定俗成。
好比是体育运动中，以生理自然为前提，配以适合的器材，最终而形成的规则。而运动器具的不断改革，也提高了运动成绩。小时候，参加百米赛跑，穿的是钉鞋，是为了在煤渣跑道上不打滑。20世纪70年代改用塑胶跑道，运动员不用钉鞋了，因跑道有弹性，世界百米跑记录一下突破了10秒大关。
作为书法，这个过程未免漫长了些，从启用毛笔开始，这根粗绳子足足搓了有六七千年。其间，虽然兼有人类视觉所要求的控制与审美，但人类的主攻方向，却必然是趋向于手操作毛笔的“便捷”，创造和完善“法”的。
此时的视觉，是依存于“法”、受“法”的制约的。
鉴于这个过程，我概括称它为“完法”过程。
29.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尚法”
在魏晋这个巅峰上，可惜留给后世的真迹太少了。大致原因有二：
其一，魏晋禁立碑，故石刻殊少；有，也屈指可数。
其二，当时书家书写所用惟缣与纸，缣纸之寿，不过千年，岂能续延至今。不能处晋代真迹，也只有从晋简或很少的残纸上。
南朝尚帖，依然是“二王”的天下，江左风流绝世。北朝兴碑，楷法盛行，故留下众多石刻可鉴。大约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汉碑到北魏碑之间，几乎全是行草书，没碑，好像衔接不上，缺了一段什么？”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
从汉简到魏晋行草，再到隋唐书风，相承脉络之清晰可辨。我坚信相承是割不断的，缺的那一段，就是因为“魏晋禁碑”。从另一角度看，古人刻碑必讲究工整、庄严，以楷书入碑最为合适。元代郑杓于《衍极》中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唯用筒札。至铭刻必正书之。”在我们印象中，“魏碑”时代似只有楷书，是因为行草不宜人碑之故。我们只需参照汉碑之端正、汉简之随意的差异，便可见古人正书入碑是由来已久的。
或是可看楼兰出土的晋代书法残纸，虽不是名家或书家所为，却令我们立即想到赫赫有名的陆机《平复帖》，再与唐人摹本比较，晋人书风之可信度可略见一斑。
使人惊奇的是，在新疆出土的高昌时代的墓志与墓表。好就好在有许多是墨迹写成未刻的墓表，它给我们提供了“真迹”，提供了当时“碑”的原始面目。高昌地处大西北，虽然晋室已经南迁，却依然完整保留了魏晋遗韵，与南朝书风如出一辙。
唐代是书学鼎盛的时代，帝王均享有善书之名，加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俗称“盛唐”。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顶礼膜拜，命御府以重金搜购王字真迹，“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百纸，装为八十卷”，其中包括“天下第一”的《兰亭序》，遂又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等予以鉴定真伪、双钩廓填。据史说，《兰亭》真迹已随唐太宗人了昭陵，其余真迹即使有存，亦无法完好保存至今。我们现在所能见的王字，最早都是唐人的摹本。唐人功不可没。
后人对王字的真伪众说纷纭。我倒是认为，如若是唐人的临本，即便不是王字真迹，亦是一流高手所为。只需看看唐太宗本人的字，
看看唐代书家欧阳询、柳公权严谨的正楷，
看看虞世南、
褚遂良、
冯承素
临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看看颜真卿老到的行书，
看看张旭、怀素淋漓的狂草，
看看当时的笔法论述，可谓对王字亦步亦趋，不出左右。可见唐人对王字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当魏晋“完法”之后，接下去无疑是法的普及和运用。
唐代将“法”推到了世人关注的高度，如设立科举制度，书法居中；选官员，必取“书才”“楷法遒美”。垂世的孙过庭《书谱》、张怀罐《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书史、书论，以欧阳询、虞世南、张旭、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等为杰出代表的一代书家，使魏晋“法”的那个最高点一直持续了五六百年。
这个过程，无疑是“尚法”的过程。
我已理出了许多条线索，是否先归纳一下：
请注意：上儿章我提到了“隶化”与“美化”两个概念。
转笔的技巧方法，始自于毛笔诞生时，起初可能没有法定的规律性，从象形文字中不难看出，一字间有许多反复的转笔。到甲骨文，汉字的结构基本形成，但转笔还是多次的。综上所述，多次转笔是影响速度的，为此，人们不断在想办法改进。这个改进的过程，就是“隶化”的过程，也就是“便捷”的过程。显然，~~~~~~
毫无疑问，在“隶化”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美化”。而“~~”实际晕视觉上的要求。典型的是小篆中极其对称的字型、笔直光滑的线条，作为官方文字，以示慎重。
“隶化”与“美化”说白了是指手和眼，也是作为“书法”和“美术字”的最重要的分野。
“八分”书的始创，用向背的取势原理，在“隶化”的过程中，获得书法中作为“法”的最便捷、最重要的结果。随后，“章草”的始创，将便捷发展到极端。
极端是什么呢？人类的嗓音唱到高音c，就算是极端了。男子百米短跑运动员借助药物，至今亦突破不了9秒7。人始终是有生理极限的。就说书法，汉字造型的演变是受毛笔的限制，毛笔又受捻转的限制，捻转又受手的限制，手又受拇指的限制：人类的拇指上节只有3厘米左右长短。这就是我们用笔的极限。
换言之，一切便捷的用笔技巧，都是限制在这个生理极限内。“隶化”的“章草”和“楷法”的“八分”，把这个生理极限内所能运用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于是，汉字造型就停止发展了。
我想，我已经找出了本文第四章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
28.三根细绳搓成一根粗绳——“完法”
少年时我喜欢体育，爱动。现在不爱动了，却依旧爱看。任何比赛的输赢，运动员的水平，观众的情绪，场外的评论，实际上完全是由运动的规则所决定。只有当运动规则完备时，才能相应有运动员的水平，才能谈得上伴论。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浅显易懂的道理。同样印证书法。
只有当汉字书写及造型规则完成时，才可能有评判、有理论。所以，书法发展至东汉，汉字演变停止发展时，方出现完整的书法理论，亦是必然。
到魏晋时代，造纸、制笔技术进一步成熟精致，众多书家一齐运用笔法，群贤毕至，群策群力，将书法的笔法与造型的优美兼融一体。这时继蔡邕、钟繇、张芝、索靖、陆机诸家之后，有一人“备精诸体”、“无所不工”，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贵越群品”，世“莫有及者”。这个人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有七子，最小者名献之，传“变父体”，创“一笔书”，“无迹因循”，其“逸气盖世”，“最为风流者也”。世称羲之献之父子为“二王”。
王羲之显然是以一次左右转笔周期成一字，字字断开，每字的转笔痕迹皆可循。小王所谓“变父体”，创“一笔书”，即是用笔字字相连，不以一次左右转笔周期成一字为限，巧妙地造“势”，所以转笔“无迹因循”。
注意，这正是“今草”的实质。我在前面已说过。
王羲之及“二王”书风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法作为“法”的全面成熟，标志着“隶化”与“美化”、笔法与视觉完美的统一，标志着书法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是那个时代孕育了无数的契机，造就了英雄，造就了天才。
让我们先好好欣赏一下王羲之的《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
倘若画一条山峰的曲线，以最高点为魏晋时代，左面的上坡面，应作为是汉字及笔法从起源到成熟的过程。
这个不断的书写过程就像一根粗绳子，是由三股细绳搓成：
一、右手在无依托书写时的生理特点；
二、相对适合的工具（包括笔、简、纸等）；
三、人类奏事趋向快捷、简约的心理。
这三股细绳相互搓合、相互牵制、相互递进，约定俗成。
好比是体育运动中，以生理自然为前提，配以适合的器材，最终而形成的规则。而运动器具的不断改革，也提高了运动成绩。小时候，参加百米赛跑，穿的是钉鞋，是为了在煤渣跑道上不打滑。20世纪70年代改用塑胶跑道，运动员不用钉鞋了，因跑道有弹性，世界百米跑记录一下突破了10秒大关。
作为书法，这个过程未免漫长了些，从启用毛笔开始，这根粗绳子足足搓了有六七千年。其间，虽然兼有人类视觉所要求的控制与审美，但人类的主攻方向，却必然是趋向于手操作毛笔的“便捷”，创造和完善“法”的。
此时的视觉，是依存于“法”、受“法”的制约的。
鉴于这个过程，我概括称它为“完法”过程。
29.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尚法”
在魏晋这个巅峰上，可惜留给后世的真迹太少了。大致原因有二：
其一，魏晋禁立碑，故石刻殊少；有，也屈指可数。
其二，当时书家书写所用惟缣与纸，缣纸之寿，不过千年，岂能续延至今。不能处晋代真迹，也只有从晋简或很少的残纸上。
南朝尚帖，依然是“二王”的天下，江左风流绝世。北朝兴碑，楷法盛行，故留下众多石刻可鉴。大约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汉碑到北魏碑之间，几乎全是行草书，没碑，好像衔接不上，缺了一段什么？”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
从汉简到魏晋行草，再到隋唐书风，相承脉络之清晰可辨。我坚信相承是割不断的，缺的那一段，就是因为“魏晋禁碑”。从另一角度看，古人刻碑必讲究工整、庄严，以楷书入碑最为合适。元代郑杓于《衍极》中言：“初行草之书，魏晋以来，唯用筒札。至铭刻必正书之。”在我们印象中，“魏碑”时代似只有楷书，是因为行草不宜人碑之故。我们只需参照汉碑之端正、汉简之随意的差异，便可见古人正书入碑是由来已久的。
或是可看楼兰出土的晋代书法残纸，虽不是名家或书家所为，却令我们立即想到赫赫有名的陆机《平复帖》，再与唐人摹本比较，晋人书风之可信度可略见一斑。
使人惊奇的是，在新疆出土的高昌时代的墓志与墓表。好就好在有许多是墨迹写成未刻的墓表，它给我们提供了“真迹”，提供了当时“碑”的原始面目。高昌地处大西北，虽然晋室已经南迁，却依然完整保留了魏晋遗韵，与南朝书风如出一辙。
唐代是书学鼎盛的时代，帝王均享有善书之名，加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俗称“盛唐”。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顶礼膜拜，命御府以重金搜购王字真迹，“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百纸，装为八十卷”，其中包括“天下第一”的《兰亭序》，遂又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等予以鉴定真伪、双钩廓填。据史说，《兰亭》真迹已随唐太宗人了昭陵，其余真迹即使有存，亦无法完好保存至今。我们现在所能见的王字，最早都是唐人的摹本。唐人功不可没。
后人对王字的真伪众说纷纭。我倒是认为，如若是唐人的临本，即便不是王字真迹，亦是一流高手所为。只需看看唐太宗本人的字，
看看唐代书家欧阳询、柳公权严谨的正楷，
看看虞世南、
褚遂良、
冯承素
临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看看颜真卿老到的行书，
看看张旭、怀素淋漓的狂草，
看看当时的笔法论述，可谓对王字亦步亦趋，不出左右。可见唐人对王字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
当魏晋“完法”之后，接下去无疑是法的普及和运用。
唐代将“法”推到了世人关注的高度，如设立科举制度，书法居中；选官员，必取“书才”“楷法遒美”。垂世的孙过庭《书谱》、张怀罐《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等书史、书论，以欧阳询、虞世南、张旭、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等为杰出代表的一代书家，使魏晋“法”的那个最高点一直持续了五六百年。
这个过程，无疑是“尚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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