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我的老师胡美成先生 书法

    胡美成（1910.1～1994.11），湖南宁乡人。1932年湖南陆军干部学校第四期毕业，1939年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六期毕业。1927年起在湖南、浙江历任国民党军队排、连、营长、代理团长，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上校科长、少将处长，后调第廿五集团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福州警备副司令（少将），1943年任漳码警备司令（少将）兼福建第一守备地区指挥官等职。1945年因福建警备司令部撤消，胡即转途经营工厂，任厦门闽光公司及上海永顺皮厂董事长和经理，1951年任上海亚洲制革厂副总经理兼厂长。解放前后一段时期，胡美成曾在地下党领导下，往来于沪杭苏宁闽地区，参与民主同盟的一些活动（后来民盟中央未予承认），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作。并在香港做过中南军区策反的一些准备工作（未成）。1955年调浙江，任一至七届浙江省政协委员。1958年6月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1984年起任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胡美成对气功有较深的研究，曾任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中华传统气功研究会会长、浙江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他创立了浙江民声业余京剧研究社，并任社长，对振兴京剧起了一定作用。1955年参加民革后，任民革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兼组织处处长，1979年任民革浙江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常委，民革中央顾问、监察委员。

戎马倥偬壮志未酬

    胡美成1910年诞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双江乡原藉，出身贫农，父亲迫于生计到省会长沙挑水。胡美成童年失学，6岁时胡随母亲离开故乡到长沙，9岁父亲去世。为赡养母亲，胡美成13岁开始做学徒，16岁成为店员工人。时值大革命爆发，18岁的胡美成改名胡泽民，以美成二字当作别号，从戎投入第六军程潜部下，初任文书上士，继升司务长、副官。20岁时，胡美成凭着数年刻苦自学的功底，考入湖南陆军干部学校，两年后毕业。1938年又考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原名校官班）第六期。1940年，31岁风华正茂的胡美成担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及副官处少将处长，继任福州漳州警备司令及第一守备地区指挥官，福建省政府顾问等职。

    1945年，蒋政权对共产党防备特严，视其为不稳份子，于是年5月整军之时，将警备部实行裁撤。于是胡美成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改途经商，不问政治。他废弃泽民二字，专用美成这一名字。当时两袖清风，幸得各方朋友凑集股金1200万，创设闽光公司于厦门。胡向海军租得轮船4艘，行驶于厦台沪港各线，当时海上交通封锁已8年，一旦恢复，货畅其流，利市数倍。1947年，又将资金移沪，办永顺皮厂。胡美成目睹蒋政权腐败无能，遂一面办厂，一面奔走于闽浙苏宁各地，联系诸旧时僚友，鼓吹反对蒋政权，创建民主联合政府。在1947年和1948年间，曾先后访晤闽刘建绪，宁俞济时、刘维章、李觉，苏王敬久，浙陶广等，在沪与贺贵严、查人伟、方鼎英来往尤为密切。1947年，伪国防部曾有派其为国防部部员，后又派闽南师管区副司令之意，闽省当局亦有促其回闽任行政专员之意，胡美成全未理会，一意在沪进行工作。1949年冬，因得悉伪淞沪警备部已将其列入所谓黑名单，便将皮厂出租于傅贤灼，决心离开上海，深入内地，去闽湘两省进行地下工作，发展民盟组织，策动局部和平，促使各地早日获得解放。

    胡美成1947年始与民盟查人伟（当时浙盟负责人）朱坚白（民盟盟员）沈肃文（当时民盟经济部负责人）等联系工作，1949年1月临去内地濒行时，才正式参加民盟。曾由沈肃文检交其民员手册10本，民盟文献2本。离沪赴闽，行前黄润老（炎培）、史良等均曾几次约晤，因国特紧跟未果。胡美成在闽、湘两省曾先后联系旧友及进步分子10余人，创立基础，并发布文件。5月再转到厦门，原拟返沪汇报工作情况，确定负责人选，进行第二步工作，但因沪解放后，蒋政权军队又封锁海陆交通，故与民盟联系中断。7月间闻悉厦伪警部将对其正式下逮捕令，遂将任务交代周烈、潘湘岩等，自己则偕妻逃港，连出生不满两月的儿子亦未及带走，寄养在厦门友人处。胡美成离厦不久，周烈（曾留学日德意三国，原任厦门要塞司令部少将参谋长）果被厦伪警部逮捕，后被活埋。

    胡美成到港在海运秘密可通后，原拟随贺贵严先生北上，时西南尚未解放，环台进行工作尤为重要，故刘建绪先生介绍中南军区派港同志程志坚，邀其参加对大西南解放工作和派遣对台的情报策反工作。迄至1950年6月，因程志坚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久无消息，而胡为民盟组织进行的一段工作，经由浙省转报中央盟总，又久无具体答复，使其无法继续开展工作。此时上海皮厂因承租人不善经营被搞得一塌糊涂，派人到港找胡，胡遂于1950年9月离港回沪。经杭州时,方见到民盟总部中央的回信，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其盟籍不被承认。胡虽气愤，拟去北京找黄炎培、沈肃文（其时黄、沈已离开民盟，为民建工作），但因皮厂事千头万绪丢不开，又转念自己当初为人民革命事业冒死奔走，无非希望蒋政权迅速崩溃，全国人民早日解放，而今希望既已实现，又何所企求，遂决计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好转的号召，重新邀股恢复旧厂，改名为亚洲制革厂，自任副总经理兼厂长，专门一心搞事业，不再作任何政治活动。迄1953年因华东生皮缺乏，皮厂停工，坐吃一年，亏损殆尽，幸蒙政府支持，将机器和工人迁去汉口，由工人生产自救，于1954年改为合作社。

    1955年2月，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成立，特邀胡为政协委员，并为照顾其生活方便，又与上海市政协联系，让其参加上海市政协一切政治活动及学习。期间胡还参加了较短时间的工商业改造工作（胡曾任重工业第一组的副组长）。从这些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中，胡美成看到了各地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火热场面和高涨情绪，城乡各处惊人的变化与进步，自身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转变。他说：在今日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尤其在台湾还没解放，帝国主义且虎视眈眈对着我们的时候，待做的事正多。个人的力量和智慧，任凭怎样，始终是极其有限的，应该参加党派组织，在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加紧学习，力求进步，为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在民革几个朋友的帮助和鼓励下，胡美成于是年申请加入民革组织。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朱全林一伙为破坏公安机关，打击革命领导干部，伪造材料，于1968年9月关押胡美成进行迫害，在胡美成坚持斗争下，于1970年3月获得释放，1979年3月平反。

结缘气功终成大师

    “余在母腹之中只六七个月而早产，出生即病，苟延残喘至十七岁，因病危不得已学道而获救，便深信此道能治病救人。此后，余虽从军于大革命时期，尽管枪林弹雨，官至将军，然对研习古代养生之术和仙佛之奥，风雨无间，梦寐以求。”胡美成在其主编的《道家气功南宗丹诀释义》跋中，道出了毕生痴迷古代学术气功的原委。

    胡美成自幼研习气功，数十年来遍参丹经佛典，拜师访友，研究不缀。50年代中，寓沪上和老友蒋维乔（即因是子）、李廷光、陆子冬、楚湘江、卢怀道，以及其称为半个老师的顾伯述等组成“七人养生茶座”，探讨道家学术。60年代初，曾三走姑苏，亲访苏沪杭著名道学专家玄静居士徐颂尧先生（徐毕业于清华大学，一生致力于道学研究，时年近90，门徒逾千，著有《天乐集》20余卷行世）。与周潜川、林文铮、袁鸿寿等专家学者亦有神交。海灯法师曾拜胡为师。胡曾于1957、l962年两次在省政协大会上发言，吁请党政领导提倡气功强身治病养生之学，随后又综合分析了各种功法来源，发表论文，将中国自古以来的各个门派气功，划分为道、释、儒、医、武术、民间六大流派，得到气功界的赞同。三中全会以来，力图发挥余热，应各方面敦促，将其研究古代学术气功成果贡献人民，创编大众气功，包括静功——空松功、动功——七星拳，并普及推广，做了很多工作，先后被聘为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被推选为本省中老年体育协会，省气功协会**副主席兼拳操气功委员会主委等职。

    对于形形色色的气功功法，他认为“莫不出自中国古代道释各家修心炼性、导引行气等动静养生之学”。而道家气功，“其修炼目的是寻求长生不老以成仙。其实，仙即山人，无非是深山修道，得健康长寿的人”。可见其对气功真谛领悟之深。而其对道家南宗阴阳派学术，亦颇有研究心得。他说，古人修道，希求成仙成圣成真，结丹还丹是关键；吾人练功，唯图“立言立德立功”，健康长寿，能为社会多作贡献，有益人类，于愿足矣。至于双修之法，虽有可能创造人类智慧进步、健康长寿之奇迹，亦必待付诸科学之实验。正如钱学森博士所说，祖国的气功、中医理论、特异功能三者结合研究，可能创造出最尖端的新技术。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亦能得以验证矣。

    1984年10月，胡曾在上海陕西北路一幢小洋楼里，向其弟子胡达夫传授道家九步丹法和内功太极。胡老要其把右手紧贴在他的肚皮上，只见这右手突然被胡老的肚皮吸了进去，碰到他的腰椎骨，又突然被弹了出来。这时，他的肚皮鼓得像个大皮球。胡老说：“功夫就从肚皮练起，这叫练内丹。九步丹法和内功太极都离不开肚皮这块地方。把这两法练好了，可救你的性命。”九步丹法的最后二步是出神和调神，都有个“神”字。修炼到此时，自然而然出现一种意、气、力高度协调，变幻多端的状态，道门称之为道术，后人把这种架势美观、发劲又强的道术描画出来习之并逐步演化成太极拳。胡老把九步丹法修炼到一定火候自然出现的状态，称之为内功太极，退为吸，进为呼，上为吸，下为呼，全靠丹田运动，神气十足，巧妙无比。九步丹法和内功太极是胡老六十余年功夫的结晶，连他的亲生儿子都没有传授。

    随后胡老意味深长地讲了一个故事：湖南有位功夫极好的道长，因朋友的儿子患了痨病，奄奄一息，请道长无论如何要教他的儿子。最终道长收了这个徒弟，并成为其武功秘术继承人。道长百年后，这少年从不惹是生非。湘西一带，土匪经常骚扰百姓，鸡犬不宁，有一个村的族长出面请这少年担任宁护一事，合约为1年。少年到了村里，1年之中，三尺地面百姓太平无事，土匪绝迹。转眼合约已到，当地村民摆了几桌酒为少年饯行并要他露一手开开眼界，因村民从没有见到少年与土匪动过手。少年让村民蒙上眼晴，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少年站在圈中，叫人吹灭了灯，过了片刻，不见动静，有人点亮了灯，圈中的少年已不见了，只见村民肩头上都留有少年的足迹，而村民没有一个感觉有人在他们肩上走动。这个少年就是胡美成。

    1986年，胡美成参加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访日代表团，在团长、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震寰的率领下，应日本有名学术团体学习研究社邀请，于11月17日至26日赴日访问。参加了全日本气功协会成立大会，并与该会会谈，就发扬中国古老文化传统气功，促进人类健美事业，双方互相提供有关气功资料，帮助日方培训气功人才等事项签订了意向书。日方翻印了胡老创编的大众气功——空松功（静功）和七星拳（动功）的录像；胡老向日本气协赠送了自己的著作《大众气功》，还向一直陪伴代表团旅游的日本学研社的椎名研二部长及孔健先生传授了大众气功中的空松功、七星拳初步功法。胡老痴迷60多年的气功，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文化使者，也为海外联谊架起了一座桥梁。胡老的这次出访，在海峡对岸和海外的亲朋故旧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胡老女儿听说爸爸赴日访问，曾从纽约来信说，那里不少人知道胡老，说他是大气功家，希望胡老出访的第二站是美国。通过与日本的交流，得知日本决心将气功作为一桩健美事业，在男女青年中推广，以提高全民族健美的素质，胡老感慨颇深。他希望这份具有两千年历史的珍贵遗产，能在她的策源国——中国，为塑造中华民族现代美的形象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象今天这样仅仅局限于中老年范围。

挥之不去的京剧情结

    1981年，三中全会刚开过，百废待兴，京剧这朵国粹奇葩也慢慢复苏了。先是在广播能听到一些前辈艺术家的经典唱段，后来在电视里也出现了北京京剧团、中国京剧院等复排的传统剧目，继而各地京剧团也纷纷排出了传统的经典剧目，从此以后，八个“革命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为艺术舞台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所取代。传统的京剧艺术再次焕发出她的青春魅力，使杭城的京剧爱好者们欢欣鼓舞，兴冲冲地为业余京剧票房恢复活动而奔走。民革的几位京剧迷们也跃跃欲试，萌生了组建业余京剧社的念头。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胡美成。

    胡老对中国传统京剧艺术怀有浓厚的兴趣，谈起京剧艺术如数家珍。他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弘扬国粹，促进海内外交流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他先与一些杭城小有名气的京剧老票友进行了商议，看到大家都有信心愿为振兴京剧而出力，顿时感到信心百倍。随后他将由民革牵头组建业余京剧社的想法向当时的省政协副主席何克希，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委会主委何志斌，民革省委会常委何聘儒等几位爱好京剧的领导和盘托出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同时也得到中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同意与支持，决定由民革省委会组织业余京剧研究社筹委会并推胡美成为负责人，还将省委会（当时在法院路马寅初故居办公）楼下会议室作为假日及每星期活动场所。

    第二天下午，众多如饥似渴的京剧票友，自带乐器在胡老组织下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演唱会，直到五点多意犹未尽。胡老欣喜之余，当场表态，先置办几件必要的锣鼓家什，先排几出折子戏。由于大家都是老戏迷、老票友，积极性又相当高，几出折子戏很快就排出来了，这几出折子戏后在成立大会上演出。业余剧社也要有剧务组、乐队、后勤、对外联络等，胡老于是就考虑要成立一个班子。紧接着，便招兵买马，经过相当严谨的申请填表，组织考察，各行当角色都齐了。经胡美成、吕秋文夫妇多方工作，与民革省委会有关人员的帮助，1982年6月26日，浙江省第一个民间京剧票友组织——浙江民声业余京剧社成立了。大家一致推举胡美成任社长。

    民声社成立之初，最大的困难是缺经费，每个社员每个月交的几角钱社费还不够喝开水的。成立大会后在武林会堂的三场演出，所需戏装道具是向当时在杭演出结束的苏州剧团借的，后由胡老夫人吕秋文等数人送回苏州。胡老以他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四处化缘。后与主委何志斌、委员王瑞林商谈，由王贷款近万元给胡美成夫妇（后贷款改为赠款），再捐出他夫妇的积蓄，共有一万多元，用于置办戏装道具。1990年，香港一位票友金如新捐赠万元由中共省委统战部转来，又添置部份戏装，更是如虎添翼。

    民声社由胡老提议，邀请著名京昆剧艺术大师俞振飞以及李茂良担任名誉社长，聘请著名京剧演员宋宝罗担任主任委员，何志斌、陈大濩、沈祖安等为顾问，聚集了差不多整个杭城有演出实力的京剧票友，在各个舞台大显身手。浙江京剧团宋宝罗、张建新、筱文林、韩威远、叶鸣兰、洪云艳、汪松霞、贾乐平等都来免费作辅导，还多次和票友同台演出。

    在短短的几年里，民声京剧社演职人员达一百多人，演出不下二百场。如1984年10月为纪念梅兰芳大师诞辰90周年，曾在杭州胜利剧院连演三天，电视录像转播，名声大噪，连专业剧团都为之惊叹。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1992年民声社十周年社庆等均举行大型演出活动。并参加各界清唱活动。1987年6月出版的《戏文》杂志报道了民声京剧社的情况，引起省内外戏剧界人士的关注。武林会堂成为民声社常驻剧场。此外，还积极配合形势和中心工作开展慰问解放军部队、计划生育宣传、慰问社会福利院等活动，以及参加祖统晚会演出等，胡老夫妇莫不为此废寝忘食，忙里跑外，真可谓呕心沥血！剧社排戏、演出到多晚，他们也到多晚；大型演出后，还开讲评会，请专业剧院的老师指点要领。这种身先士卒、敬业精进的精神，给剧社极大的鼓励，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民声社曾多次接待海内外演员、票友，其中有台湾名票邓永澍夫妇、何津，名琴票朱绍君夫妇，以及美籍华人名票卢德先、宓海潜等，以戏会友，交流艺技，为振兴京剧、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入岛访问，与新朋旧友交流演出也是胡老及民声社票友们的美好心愿。胡老曾经说过，待祖国统一之时，他将带着民声京剧社赴台湾演出，然而这竟成了他终身遗憾。

赤诚书写参事春秋

    胡老在参事室工作长达40年之久，对这份工作感情至深。作为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和高度重视，被安排为参事，后又担任参事室副主任，胡老感到极大的光荣。他总是说，从事军政、工商、文化学术数十年，了无成就，惟在参事室几十年中，感觉充实而有意义。尤其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文件中，进一步认识到参事室的基本职责是参政议政，发挥参事在政府工作中的咨询作用，大有可为。因此，他将余生全部精力投入到“统战”、“咨询”两大任务中，主动去找自己熟悉的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大胆设想，找出症结，分析利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还要求新老参事搞好团结，共策共励，真诚合作，一心为公，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智囊团、人才库和参谋部。

    几十年中，胡老无论在开展海外联谊，联系和团结中上层爱国人士，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方面，还是在维护社会安定，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经济文教建设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自己的作用。90年代，更是把调查研究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结合自己的专长，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深入调查，写出各种调查报告。1991年5月至6月间，胡老还以85岁高龄的耄耋老人，组织部分参事和气功研究组的成员，对当时社会气功状况进行了调查。有6个单位，43人（次）参加了座谈，从中了解到社会气功存在一些混乱情况。并通过参事室向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有关领导作了书面反映，提出了整顿意见。得到省人大主任陈安羽、副省长李德葆以及秘书长汪曦光、副秘书长鲁松庭等多位领导的批示。有关部门研究提出了整顿办法。

    对于社会事物，肯动脑筋、富于研究性是胡老一贯的秉性，加上他历经军政工商各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关系，因此看待问题有其深刻的体悟和独到的见解。对于解放台湾问题，早在1955年5月，胡老就曾拟具全部详密计划；而对上海疏散人口与解决失业问题，亦曾拟具在两年内彻底解决的全面规划，以及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看法，都分别送陈浙江省及上海市政协等有关机关。1992年，胡老曾联名其他4名政协委员，在省政协六届五次会议上发言，呼吁更好地发挥政府参事的作用。中共十三大会议胜利召开后，胡美成等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党政职能分开，可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今后随着多党合作制的加强，民主党派将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民革作为党的“诤友”，一方面要有效地加强自身建设，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成员投身改革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胡老的赤诚之心不仅渗透在参政议政的铿锵话语中，还体现在他平常的一言一行里。胡老戎马半生，个人为革命贴钱不少，但是他决不计较个人利益，只想如何能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50年代由于国家厉行紧缩节约，工资级别定得低，胡老全家十一口生活全靠过去制革厂剩存机器租金收入，及变卖部分生财用具贴补。然而当浙江省政协及上海市政协先后几次问及其经济状况，准备津贴时，胡老都表示从缓，暂由自己克服困难。总觉得革命首先就要革去自己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因此绝口不谈工资高低及按政策调级等待遇问题。与当今某些人动辙就要待遇提条件，作风浮夸贪图名利的品行不可同日而语。

    1993年元旦，胡老87岁，扭伤右脚踝关节，不能行走，弟子胡达夫去看他，并对他说：“先生，您这么大年纪了，统战方面的事让年轻人去搞吧，您应该好好练功了。”胡老对他讲：“台湾有我的老部下、老同事，做祖统工作还有些优势。将来我们这些人都走光了，台湾的问题要困难多了，若能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我可以少活10年。”确实，胡老他们这些参事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顾年高，在发挥其海外关系众多的优势，以经促政，以民促官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仅隔一年多时间，胡老就驾鹤西去，他念兹在兹的祖统事业亦成了终身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