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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文丨刘梦溪
我们面对的是当代文化，而当代文化的构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范畴，它由众多的文化支脉组成。大的类分，其中有不少外国文化的成分，当然也有根基性的本土文化。外国文化方面，主要的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影响。印度在古代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大（视做西天佛国），当代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则微乎其小，包括东南亚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得很。韩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增强。但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化成分，主要是欧洲、美国和日本文化的影响。欧美日文化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商业领域和经常性的文本阅读，甚至包括传媒所影响的价值观，其辐射面主要在城市，但已波及到乡村。当代文化的构成，作为根性的部分，是本土文化，即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它主要表现为民族民间文化，例如生活习惯，节庆、婚丧、嫁娶等等，也就是文化学所说的小传统。
本土文化的大传统，问题比较多。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我们当今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我们的大传统是什么？恐怕不大好回答。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主流文化，界线比较分明，你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代表思想，也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道家、佛教，常常表现为民间型态，它们互补、互动，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儒家思想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成为大传统，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而且是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家庭伦理，成为维系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制度的制度化儒学。陈寅恪说的“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指的即是此义。
谈到中国社会的大传统，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当然中华文化是一个三千年或五千年不间断的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文明传统的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当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的时候，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系统，在一百多年前、在晚清，发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大传统，特别是它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陷于崩塌解体的境地。
这次历史性的文化危机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造成的，是落差悬殊的不同文化系统剧烈冲突的结果。这次危机使当时有思想能力的人无不感同身受、忧心如焚。如郭嵩焘、李鸿章、张之洞、曾纪泽等晚清大吏，严复、康有为等思想家，都意识到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三千年、五千年或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换言之，中国社会从晚清开始走向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转型时期，其目标是最终在中国建构一个现代的文明秩序。到今天这个转型期也没有完结，从大的历史过程看，我们仍处于百年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
问题在于，晚清至“五四”很长一段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社会的变迁引起文化震荡，主流文化型态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与冲击，又是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有关联的。传统不是凝固的，传统需要增添、需要更新，不时地批判和诠释传统，是文化流变的正常现象。但传统传衍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传统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如果这个社会的时代精英一起站出来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势必削弱传统在群众之中受拥护的程度。
“五四”反传统思潮对大传统的打击是致命的。对小传统的大破坏，则是“五四”过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乱穿衣，实际上是社会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有一个一百年来始终存在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因为它曾经倍遭摧残——大传统“花果飘零”、小传统一度“扫地以尽”，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问题，不能说已经获致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民间、文化界、学术界做了不少诠释传统、承继传统的努力，但大多数情况下也还只是恢复记忆而已，自觉地重建文化传统，尚未达成全社会的自觉共识。而且新的问题接踵而至，例如现在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地以“与国际接轨”相号召的开发与城建，对已是遍体鳞伤的文化遗存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北京晚上灯亮起来看着不错，白天你看看，已经没有多少三代帝都、文化名城的风貌了。原来的地安门东西大街、铁狮子胡同、十条，很有北京的文化味道，现在的平安大街，成了不伦不类的假古董。两广路倒是吸取了教训，不再建假古董了，但快速路两边的即使现代的高楼大厦，仍不会留驻商机。国外的一些名城，那里最有味道的地方往往不是高楼大厦、五星级酒店，而是一些很窄的老街和小巷子里的老店。
前不久一个坏消息，听说要拓宽新华街至虎坊桥的街道，中间就是闻名中外的琉璃厂，拓宽了，东西琉璃厂“分离”，固有的文化味就失去了。尤其听说要盖一个现代的大楼，把邃雅斋等中国书店都搬进去，那就全变味了。跟这个问题相关的文物遗存的保护问题，三峡工程还没有完成，现在又有规模巨大的“南水北调”，能不能换个地方，至少不从文物最繁盛的地区开水道？去年法国《费家罗杂志》刊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的文章，提出“是什么使中国和自身脱离”？今年又有外国友人担心：北京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百多年来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成问题、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已经没有了承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不妨看看中小学生的所谓“校服”，全是些窝窝囊囊的运动装。校服有礼服的特点，衣料、款式应很讲究，节日、开学、毕业典礼以及国家重大庆典穿校服，平时穿家里的衣服，随意、多样，显得年轻有朝气。着装和人的体面、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轻看。
我再举个例子，你看各种场合开会的会议桌的设计，无论大小，大都是中间有个空档。其实一张平面的桌子，要是中间没有空档，围坐的人彼此之间会感到更亲近，减少疏离感。我注意到，伊拉克战争期间普京会见德法两国总统，那张会议桌就跟一般家里的餐桌一样大，他们谈得很亲切。还有取名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文革的痕迹，例如什么“文革”、“学青“之类。我认为应该允许反文化时代起的那些连自己都不喜欢的名字可以改名。还有重名之多，全世界绝无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名字是文化符号，古人的名字有名、字、号的分别，为了表示尊敬，往往讳名而称字。今天虽不一定这样讲究，取个好名字，还是有必要的。至于称谓，如今的问题就更大了。过去一律称“同志”，现在“师傅”、“老师”泛滥。“先生”、“小姐”的称呼流行起来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称呼其实也大有讲究，现在用得不当的比比皆是。称呼的混乱反映一个国家伦理秩序的混乱。
鉴于上述种种，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专门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的礼仪大典。中国传统社会，每一个新朝开始都要“制礼作乐”，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一条一条地制定出来，有繁的，也有简的，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当然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全面恢复传统礼仪，而是制定不丢掉传统的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制定国家礼仪大典这件事，是个大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耗费时日，但价值无穷。中国文化里的一个空挡，是较少严格的宗教信仰精神。宋儒提倡“主敬”，就是看到了这一层，希望给以补充。礼仪可以增进人伦关系的庄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人伦的庄严，应该是我们今天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一环。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4月28日，收入《大师与传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刘梦溪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主任，艺术文化学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访问学者；亦曾创办《世界汉学》杂志。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近年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国现代学术要略》《论国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陈寅恪的学说》《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马一浮与国学》《现代学人的信仰》《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红楼梦的儿女真情》《学术与传统》等。亦曾编纂《现代学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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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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