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钱穆：可使内心境界日新，正是中国文化最要处

究竟中国文化最要处在哪里？

前几年曾有人提起此语问我，我总回答说：“中国文化最要处在它的道德精神”。但现在，我觉得此话不够鲜明；我想：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着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现。由外面看来，像是平平常常的，并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鲜明界线之存在；但在其内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进，实不平常的。信上帝，进天堂是死后事；但是，讲到孔子的道德，中国文化之所重，则全在我们未死之前这一生，全在当下平常日用间。

朱子曾说，读《论语》：“今日读一章，明日便该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这已说到中国人讲学问之最高深﹑同时最切近处。诸位今天进大学，要能在明天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而且日日该如此；一日复一日，“学无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们内心境界上，有一个天天上达﹑欲罢不能之境；这始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学问和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要表露给人家看：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又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曾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内心境界，真是天天在进步。又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知：箪食﹑瓢饮﹑陋巷，在外面的人尽可见，看来好像总如此；但讲到里面，颜子的内心方面，则天天在进步，所以他觉得是可乐。

孔子亦说：“我见其进，未见其止。”我前面曾说：我在新亚此十三年中，学问是退步了。或许诸位可以说：我虚心或过谦。但，我总不能说我的做人退步了；因每一人之学问可以停滞不长进，但论人格，却只能进，不能退。又且此种进步，只有自己一人知，不能为别人知。

浅言之，如诸位毕业后，去当一小学教师，每月得薪二百元，如此一年复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学教师，老得月薪二百，这也无所谓：但论做人，便不能老如此无长进。我们要能活在一个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断有上进，从童雅到白发，那只是身体物质上变化。这种变化，一切禽兽生物都有，却不是上进。我们做人，从幼到老，也不是上进﹔上进则在精神上。

孔子所讲的道理，即中国文化之最独特﹑最有价值处，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内心应能天天有进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与境界。诸位若知道这一点，人生乐趣与人生大道都在此；并可由此知道中国文化之高深独特处。

【来源：钱穆与中国文化公众号】

作者介绍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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