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糟，只是变得更复杂了

无需再多言这个发疯般的世界有多糟糕了，今天我们来聊聊该如何是好。戴锦华老师在访谈中谈到的“并非不知，却宁可不知”，的确是大部分人的应对态度——与其徒增痛苦，不妨就此睡去，但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吗？

在刚过去的夏天，长居海外的《宛转环》作者慕明有机会回了趟国，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中文读者。新书分享会从北京到南京、上海，再到成都、重庆，她很开心能和读者面对面地交流，孤独的写作完成后能够得到温煦的拥抱。慕明在写作时就渴望用故事来探讨在新技术冲击下什么是“人”的问题，所以在这些分享会上，除了聊书本身，交谈的话题也自然延伸到了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中怎么做“人”。

今天单读整理了其中一部分精彩内容，如果你也是下班后只想刷手机却缓解不了疲惫的人，如果你也是“青春消失”的年轻人，那接下来的内容或许可以带领我们去看看。

流量时代，我们是不想

慕明《创新自信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这本书的核心是，作者认为创新的关键就是你认为自己可以创新，他依赖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叫“心理效能”，来自于心理学家班杜拉。

简单来讲，比如很多人觉得自己下班回家什么也干不了了，只能刷手机，这就对你的心理状态产生严重影响，你越觉得自己干不成事儿，你就干不成事儿。书里提到补充心理效能的一些方法，比如你计划做一件特别艰难的事儿，在做这件事之前，你可以先做一些其他事来获得能量。比如我自己，可能是做每天都要干的事：把饭做好，把家里打扫干净……我会觉得自己还是个有活力的人，然后开始处理重要的工作。

我觉得大家也有这种体会：很多时候闲着可能觉得自己在休息，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休息好，刷了半天手机还是很累。但是如果你完成了一项工作，你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你在心理状态上好像又被充能了。

这本书借助这一理论，延伸到创新课程里。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想象力的，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有创新力的。作者在前言里讲到他们有一个藏语和英语翻译的朋友，藏语里是没有 creativity 这个词，然后他们从藏语中找了一个最接近的词，就是 natural，这就暗示，创新力可能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想象力是我们的本能。日常生活中也有例子，小孩子总是很有想象力的，长大以后，大家可能就不再把想象当做一个游戏，更多时候比如头脑风暴时更像工作。《创新自信力：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能力去恢复自己童年时期的想象力，还是在更有经验和知识的背景下。

双翅目大家现在研究的除了实体经济，就是注意力经济了。想象力的有效性依赖于注意力，白日梦的乱想和专注地写一本书的想象，确实不同。

有意思的是，流量时代，我们是不想。最近听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张先广（Peter Zhang）教授的讲座，就分析了注意力和劳动力的问题。比如我们刷小红书、刷短视频，我们以为是不想，但其实是把某种向外输出的、“不假思索”的高度注意力，付出给平台了。我既付出了我的用户画像，也付出了我筛选信息的注意力，换言之，我没有获得或进行深度思考，但仍付出了我的注意力劳动，但平台并没有给我报酬。互联网流量平台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就是我们付出了免费的注意力劳动。

此外，往外输出的注意力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注意力输出，但我们为出版的一次性付费是在营造自己的注意力，锻炼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力首先要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那么，我们在刷完小红书后，也许可以躺在床上做个白日梦，对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的培养都是有价值的。等到我可以专注做白日梦的时候，也许就形成了某种写作能力。所以，向内的想象力是可以简单地培养的。我觉得每个能做白日梦的人都可以尝试写作，写作确实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重轻我本人长期特别警惕所有关于心理学的东西，我觉得它没有它所说的那么行之有效，但还特别让人上瘾。所有文艺作品是为了让我们感觉好吗？我觉得大师们的回答也可能是：不介意让你感觉好，但不是为了让你感觉好。

卡尔维诺称赞博尔赫斯，说 20 世纪文学主流是在语言中，在所叙述的事件的肌理中、在对潜意识的探索中向我们提供与生存的混乱对等的东西，但博尔赫斯在这之外，他“是位简洁大师”。我觉得我们不用把自己的生活都完全面向自我的情绪。我们现在特别喜欢说要向内看，去成为更好的自己之类的话，我反而认为是相反的，我们就应该向外看。比如说领导 PUA 你，你很难受，你不用马上给自己扎一针，而是去想下一次跟他互动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而我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乔纳森·海特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学者，他有本书《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我希望给这本书做一个推荐。人的脑子里面是一头大象，大象约等于你的本能和直觉，而你的理性只是你脑子里边巨小的一块，1% 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力量。为什么是是象和骑象人，不是马之类的呢？因为骑在大象上的那个人，他不能够直接控制大象。大象不开心，往左拐，人是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扭到右的，你只能长期地安抚象，然后慢慢调整。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懂道理，是我们的这头大象它受到理性的影响非常弱，而一个完全投降的态度，这能对吗？我们完全可以向外看。承认“我”就是一个性能很差的 ChatGPT，正视我们的问题，而不是赶紧刷会视频舒服一下。

电影《无人知晓》

青春消失了

金理在我们文学史上，不同的时期，都会给出一些比较代表性的，或者说理想青年的形象。比如说近些年，青年人的一些自我指认，“佛系”、“躺平”等等，讲的是受伤之后的挫折。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太能够再写一部比较经典的成长小说，比如说从天真迷惘到接受经验，最后要表达一种成熟，这种作品在今天其实很难自圆其说。我把这些零零总总的现象，描述为“青春消失”。

上学期，在课堂上听到一位女孩子非常真诚地跟我讲，我们今天可以走出鲁迅当年给出的“铁屋子”的预言。那是鲁迅当年提出的一个命题，他对青年人提出了非常高的期许，你要抗争，你不要再沉睡过去；其次，青年要有非常丰富的心智结构，你不能想象起来抗争，就一定能打破铁屋子，会绝望的，很可能你一脚踹出去以后，铁屋子是纹丝不动的，甚至你打破了铁屋子之后发现外面还是黑暗的。你要在一种绝望、虚无的情绪中，但是又不能绝望。一方面你要稳住绝望，一方面你还是要去抗争。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那个女生非常诚恳地跟我讲，觉得我们现在就可以“躺平”，现在不要再迷信当年鲁迅给我们的任务。当年鲁迅要求我们要醒过来，但今天确实有青年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睡，你醒着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痛苦，现在就不妨去睡。

关于“社恐”变成宅男宅女的口头禅，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其实他的交往能力非常强，那只是一种面具，一个标签。

我觉得文学中的青年，跟现实中的青年也不一样。我真的遇到过很多非常可爱的青年人，依然葆有理想，依然保有行动的能力，依然去考虑那些很经典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青年形象，在我们文学当中，反映得好像不多，像有一种阻碍机制。

“躺平”这个词也可以有其他解释，比如从某种内卷的结构当中退出，比如把它命名为一种比较积极意义上的东西。如果把我刚才的感受跟慕明的小说结合起来，我们如果要走出这种“青春消失”的困境，有一种途径——我们重新去思考人，重新去获得一种关于人的能力。这个人的能力我是从序里看到的，慕明有一个词源学的解释：所谓的人类，是指有能力重新去思考，发现世界的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好。

当我们觉得世界很杂乱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当中也有生机勃发，只是我们没有识别出来而已。我看慕明小说的时候，觉得她好像在引领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最坚固的不是金刚石，是“人”的概念，我们能不能把这种僵化的概念重新打开，或者说慕明的小说就是引领我们重新再去发现，事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李伟长但我觉得社会需要年轻人，更多时候是，是不是年轻人真的被需要。我们设定了很多诉求，很多渴望、期望，但其实并没有问过他们。刚刚说的“社恐”，我觉得后来金老师也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没有比“社恐”这两个字更好地去拒绝一场不想去的饭局、不想去喝的酒、不想去见的面更好的两个字。我们都是善良的人，不太愿意撒谎。我是一个社恐，是非常安全的说法，也是一个真诚的说法。

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的青年作家，或者青年人形象，的确戴上了面具，因为戴上面具以后，“我”可以获得你们更多的认可，会跟我交流，但我们会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面具已经纳入到“我”的皮肤里，这个时候就像被施加了一层密码，需要一些解密的人，看到面具背后活生生的面孔。

电影《阳光普照》

慕明“青年”这个词是非常概括的。我们可能认为，现在青年的主流，是“躺平”或者沮丧，但是实际上我和我身边的这些青年创作者，都是 90 年前后的这一批人，大家聊起来，都是环境很差，或者说是很多事干不了，但还得继续干。

怎么处理新的生活经验，怎么把它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或者其他创作题材中，你不可能以一个很丧的心情来做，如果你“躺平”，是处理不了这些复杂的问题的。但这是非常难的，我们没有前辈的指引，没法去模仿某种经典文学史上的技术方法。

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大概三十多岁写东西，她当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例子参考，只能用自己发明的、看起来有点僵硬的方法去写，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大作家也是这样，写出来一个东西之后，被大量拒稿，她把拒稿信全都放在网站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告诉你，你这么写就可以，你只能不断尝试。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创作者来讲，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糟，只是变得更复杂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消化和吸收，重新表达这种复杂性。

电影《银翼杀手 2049》

科幻作为一种方法‍‍‍‍‍‍‍‍‍‍‍‍‍‍

万象峰年科幻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它用一种方法让人们相信这个变化是会到来的，或者说要做好准备，因为将要到来的变化会带来更多的变化。科幻刚开始会去揭示一些具体的问题，但到了现在信息科技把生活包裹、冲击甚至冲散的状态，科幻更多的就是去探索。它已经发展到了想要去创造一种新的认知条件，去提出一些还没有被提出的问题，只有这一片森林存在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看见这个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的人类从来没有把避免战争当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古代人类只是把怎样避免战争当成一个很遥远的理想或者人文实践。但工业时代以后，两次世界大战紧接着爆发，人类损失大量人口，让人类不得不把怎样避免今后再发生世界大战作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放在优先级很高的位置上。

现在不同了，我们不能像古代那样把很多的代价先交给历史，等历史发生后，我们再去达成共识。现在的很多事情没法付出这样的代价。慕明的写作给我的启发就是她希望找到一种能够重新建立共识的一片森林，在这片森林里面去预言我们人类会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像以前那种具体某一个问题，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这是现在科幻可能会发展出的一个方向，也是跟现在技术改变的世界相关的，我们更需要带有问题意识的写作。

慕明科幻一直跟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思潮的联系非常紧密。在20世纪七八年代，厄休拉·勒古恩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对当时所谓的欧美主流科幻界做了很大的革新。当时的欧美主流科幻界非常崇尚宏大叙事以及外星探索类的故事，还非常喜欢以白人男性为主角的科幻叙事，她们对此进行了革新。在《黑暗的左手》里，厄休拉·勒古恩用科幻进行了一个思辨实验，她对性别问题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这跟当时美国的社会转变非常有关系。当时美国处于战后，不管是嬉皮士运动，还是垮掉的一代运动，对社会主流的阳光向上的叙事方式都产生了怀疑，性别问题、民权问题都在逐渐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场域。勒古恩她们写出这样的作品是对当时的文化思潮的呼应，科幻作为一种捕捉变化的问题，跟当时的社会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具体反映就是当时美国科幻圈产生的新浪潮运动。

阿特伍德的《在其他的世界》副标题是“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在这本书里，阿特伍德把人类想象力的传统回溯到神话，乃至维多利亚时期的很多幻想类的作品。她从文学史的角度把神话奇幻类的作品，包括圣经中的很多超现实的叙事，到幻想文学，进行了梳理。通过《在其他的世界》，阿特伍德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论断：天堂和地狱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去了 X 星球。她把人类文化中超现实的想象，比如天堂地狱，和科幻中对外星球的想象给联通起来了，目的就在于告诉大家：科幻中涉及的这些不管是异世界，还是制造物和被制造物，它们在文化中都是有源流的，都是一些亘古以来的老问题。从人类刚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触及了一些母题，只是现在这些母题不再出现在现实文学中了，而出现在科幻中。我很赞同阿特伍德提出的更宏大的文学观，她并不只是把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来研究，而是把它放到人类整体的文学大楼中来研究。

美国和国内的年轻学者，包括研究生、博士生，还有一些年轻的老师，他们对科幻的关注越来越多，可能是因为最近几年科幻的热度上来。另外也是因为大家发现从科幻里能够发现发掘出很多纯文学研究，或者纯粹的科学研究发掘不了的东西，比如说王德威在海外第一次提出通过科幻来研究中国性，他的学生宋明炜，还有宋明炜老师的学生，就是真正把科幻作为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中国性和现代性都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两个性质在中国科幻里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他们主要研究老一辈的作品，比如刘慈欣和韩松。宋明炜老师有本书叫《中国科幻新浪潮》。他们正式提出了研究方法，使得对中国科幻的研究跟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接轨了。这一点使得很多年轻学者发现可以通过中国科幻或者以前被忽视的中国的幻想叙事去研究中国的现代性。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无疑是技术问题，或者技术对于人、对于整个社会的改变冲击，异化的问题很关键，每个人都有亲身体会。科幻可以作为方法应对现在所处的巨大变化，因为大家都担心工作会不会被 ChatGPT 取代，或者快速推进信息化会不会对某些人产生影响。科幻是对这些问题思辨的方式，但这并不是科幻的唯一目的和意义。科幻就像一条大河，会随着河岸进行弯折，但这条大河本身就具有自己的历史，具有无限的分支和生命力。当社会出现了新的问题时，我希望科幻还是能够以捕捉变化或者反映变化的初心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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