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儒家“四书”“五经”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八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了。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
这里也许是斯诺先生记录有误吧，“孔夫子的《论语》”的说法欠妥当。因为这给人的感觉《论语》好像是孔夫子撰写的一样。
事实上，作为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论语》，不是孔子撰写的，而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因此，“孔夫子的《论语》”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少年毛泽东天资聪颖，记忆里超群，所以这“六年孔夫子”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对《论语》的章句烂熟于胸。这从他青年时期对《论语》的信手拈来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作了不少读书笔记，题名为《讲堂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多次引用《论语》。如：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这段话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出自《论语·学而》，该篇中孔子告诫弟子先要躬行“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毛泽东借此说明行事比学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迁怒，不贰过”，出自《论语·雍也》，该篇中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最好学，孔子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毛泽东借此发挥：品行是行事之大难者，因此更加重要。
《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这里讲的曾参、申生、陈仲子、冉子、原宪皆孔子学生，事迹见于《论语》。
毛泽东举出这些被先儒列为孝、义、廉、耻的代表人物，有时难免也做出一些有违礼义的事，其原因在于学习、理解、体会的不够。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写道：
这些话见于《论语》中的《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毛泽东摘录这几句，除体会圣贤之志外，还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论语》：
“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则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
《论语·乡党》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得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无疑，《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一番饮食之道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中，也谈到了《论语》中讲的养生之道：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学习中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那么对于在长沙致力于“新学”的毛泽东而言，就不会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如此准确恰切地引用《论语》中的章句。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和《论语》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开始以唯物辩证的犀利眼光分析《论语》，坚持一分为二地对待《论语》，即对其中有益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言论予以肯定；而对其中迂腐的、与时代精神背离的内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于1927年3月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在谈到农民革命时，他说：
这段话里，一连活用了《论语》中的两个传播很广的短语，一个是“文质彬彬”，一个是“温良恭俭让”。
“文质彬彬”一语出自《论语·雍也篇》：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意为“质朴”；“文”意为“文雅”。“质”与“文”是孔子品评人格修养的一对范畴，在他看来，理想的人格就在于质朴与文雅的统一和中和。
“温良恭俭让”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
子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里的温、良、恭、俭、让即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是子贡讲述孔子与闻国政的方法，同时也赞美老师的为人。后来，温、良、恭、俭、让，被儒家奉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作为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们的人格标准，无疑是有其文化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那么，固守维护封建旧秩序的“文质彬彬”与“温良恭俭让”，则是对封建势力的妥协和退让，更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高涨的革命需求的压抑。因此，对中国革命形势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借否定《论语》中的这两句话，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错误论调。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歌颂了农民运动的伟大作用和广大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在文中，他呐喊革命是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是不能用“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方式来开展的。反之，必须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来进行革命，即像农民在农村中推翻地方豪绅阶级那样来进行革命。
毛泽东这一理论，击灭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改良主义梦想。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张、杨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
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在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但蒋飞机一离开西安，蒋介石便翻了脸。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即授意陈布雷写了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掩盖西安事变的事实真相，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
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了《关于蒋介石申明的申明》。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
在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毛泽东说：
这段话中，直接引用《论语》的两处：
一处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语出自《论语·子路》。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言必行，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子路向孔子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士”，孔子列举了“士”的一些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一定有结果。
另一处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此语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古代的大车用牛拉，小车用马拉。无论大车小车指车辕前面都用来架牲口的横木。横木两端和车辕上凿有小孔。用包有铁皮的木销钉插入圆孔，这样就将横木和车辕连接起来。大车的车销钉叫“輗”，小车的车销钉叫“軏”，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无法将牛和马套起来，车子自然不会前行。这样，孔子的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讲信用，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小车没有车销钉一样，没有车销钉车子怎么会被牲口拉着行走呢？
在《关于蒋介石申明的申明》中，毛泽东顺手拈来，恰切地引用《论语》中这两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晓以利害，督促蒋氏认清敌友，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将全部抗日救亡条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兑现。否则，如果言而无信，失信于全国民众，那么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必将会将蒋介石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因为在祸急寇深、危及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假抗日、真反共”者无疑是历史的罪人，必将被历史的大浪所淘汰！
在目前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如“一言以蔽之”、“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每事问”、“遇则勿惮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也，禄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速则不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言不及义”、“逝者如斯夫”、“是可忍，熟不可忍”、“百姓是，君熟与不是”，等等。
这里仅举其中几例，以管窥毛泽东引用《论语》句典出神入化的高超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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