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你说到让你安身的环境,那么还有哪些对你人生经验产生过影响的人?
——对我人生观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外婆。说来话长,外婆家在上海,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送给外婆抚养,据说我又丑又闹,需要付出格外的精力和耐心,仅仅一年,外婆就瘦了二十斤,至今令我感到内疚。外婆家是我的天堂,在那里受到最好的庇护,因为外婆她始终认为你是最好的,你选择做的事都是了不起的,她从不对别人提要求,总是本能的从你的角度着想,给予我们精神上无微不至的宠爱,在她身边我感到安全和平静。
外婆出生在上个世纪初,一个资本家家庭,她父亲是银行家,她不是我们电影里看到的旧上海那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是一个非常智性和善良的人,她自尊、自强,从小因为母亲身体不好需要帮助管理家务,外婆没有正式读书,但她一直坚持自学,包括结婚生子以后,不仅学四书五经、古诗,出关心时事,她读节、看报,甚至学英文,如今外婆九十多岁了,对历史和国际时事仍旧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们依然能从她那里受益匪浅。
当年外婆嫁给外公时,他还是一个穷学徒,外婆自己勇敢的选择,他们互敬互爱感情很好,我妈说从未见他们有过争执。后来我外公几经努力在纺织业有所成就,开了几家染织厂。外婆说起外公,带着遥远而温暖的回忆:“他是个不晓得当心自己身体,只晓得做事情也不管钱财的人”,我想是因为他的人品魅力使外婆倾心一生。我小时候外婆家阳台上挂着一幅张善仔画的老虎,四尺整张,虎虎如生,一天,我们正在吃饭,对面学校的红小兵飞来一阵石弹,画框的玻璃应声而碎。不久以后,画又配好框子挂在了卧室里,我想当时连吃饭的钱都是很困难的,这么大的玻璃一定很贵,但我知道这与对外公的情感有关,也是我们一家人对画的崇敬。外公与当时的文人常有来往,我从他留下的藏品中看到张大千、张善孖、钱振鍠、赵叔儒等人所题的上款。外公在50年代初病逝,留下六个孩子,最小的刚上小学,当时外婆四十多岁,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独自一人培养了两个大学生,三个博士,一个博导。她性格的刚强不在表面上,她的容量非常大,令人尊敬。
——你觉得外婆很博大?
——是的,她的博大介乎无形,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外婆从一个优裕的生活环境到后来一无所有,生活中独自承担的东西如此之多,我从来没有听到她有任何抱怨,总是说蛮好的。她乐观地看待整个的社会进步,坚信现在比过去好,她说:“你们不晓得战时之难,日本人来了,那种害怕担心,国家乱糟糟,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文革时,她由干资本家的成分受到管制。有一次我到上海,一进大门,看到外婆衣衫灰蒙白发苍苍,斜背着一个破书包,抱着一把大笤帚吃力地在扫弄堂,我忍不住眼泪哗哗地掉下来,我觉得外婆太委屈了。外婆却不以为然,说:“我这样扫扫地也没什么,他们对我也蛮好,看看让你那么难过。”她反而心疼起我来。一切不平在她心里都被融化了。那时抄家是免不了的,首饰珠宝无一幸存,后来虽然退赔了一些,但早已不是她原先的东西和数量了,可是她觉得能退就己经很不错了,“那么多东西啥人弄得清楚”,还说“其实那些东西也不是我真的喜欢,人家有么我也有,没有也没什么,戴着碍手碍脚”。她看事物有许多不同的角度,总有畅通的渠道,她达到一种自由境界,看似漫不经必的魅力令我感动。
——我想你外婆还有一种博大,她独自一人造就了一种环境,至今笼罩着你,你在这样的人格环境里行走,步步是惊叹。
——对外婆我不仅有深情,甚至有宗教的情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对真、善、美作一个次序的排列,你是怎样的?
——真第一,我的真是指不断追根究底的那一种诚实精神;美第二,我赞成我弟弟的说法“形式昂贵”;善第三,善有公众的标准,你呢?
——善第一,受我外婆的影响,以宽容一切的方式带来内心平和;美第二,高尚的形式带来由衷的愉悦;真第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真,只不过是每个人的解释不同而己,就像“罗生门”里的故事。
——如果这样我也愿意把善放在首位,不过,我对三者就分不清主次了。宽容一切的精神实际上是自然的精神。大自然休息、重复、安静、平和,它没有要求,相信事物自有自己的道理。你把善放在首位,是不是与性格相关?
——也许,善是一种逃避对心灵伤害的有效方法。我敏感别人的目光和情绪,所以推己及人。
——我们继续说影响你的因素……
——我刚才说了,考进画院是我的幸运,它带来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我的影响是不容质疑的。亚明老师对学生爱护有加,就像农民关心他的庄稼。我和徐乐乐共用一个画室,她生就一副火眼金睛,一幅画的好坏她当面立断,她给了我很多鼓舞,她充沛的兴致和求实的上进心都感染了我。沈勤有着很好的敏锐度,直至过敏到让自己惶惶不安的程度,令我放必,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充满激情。还有徐累,是我强有力的批判者,虽然令我不快到痛苦的境地,但有时也不得不承认有他的道理,还有很多……
——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找到自己的环境。
——我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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