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重读吴昌硕：画出己意 坦荡自然

　　吴昌硕先生，作为近代中国美术史上对当代、乃至后代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师，他所秉有的人格和艺术成就，都早有公认的定评，我便无须饶舌了。在此，我想谈点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后学画家，在仰视吴昌硕作品时的思考。

　　我对吴昌硕先生的热爱和景仰，首先是因为对他画作的直观感受，诉诸视觉的美，是直观的。

　　吴昌硕的画作（也包括他的书法和篆刻），无论尺幅大小都能普遍地让观者，感到其酣畅、磅礴、大气淋漓的豪迈美感。而且，在对这般美感的感受中，你无法挑剔出他“也许会有”的浅薄与妄为。我在想，他为什么能如此奔放又毫无肆意放纵呢？我以为，这首先是因为铸造了吴昌硕心灵的学养。

　　史载：吴昌硕生于动荡的晚清（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代，命途多殊！其父清咸丰辛亥举人，虽名取知县，但不愿为官，耕读终其一生。“幼年时求知欲很旺盛，好学不辍”。“他性不好动，独好刻印。”吴昌硕自己也说：“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17岁聘妻，但尚未完婚便逢太平天国运动，未婚妻死于战乱，他将其掩埋家门树下，便仓皇逃难，常以野果、山药、树皮、树根充饥，直至同治三年（1864），他才结束了5年“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的流浪生活。吴昌硕在耕作之余，酷爱读书，为借书不惜路遥。他早年便极爱钻研文字训诂和篆刻，后更潜心于“散文”的研习。到光绪八年，他举家最后移居上海后，又交游甚广，并结识了任伯年，成了“师友”，对其画艺的精进增益不少。尤其是吴昌硕先生在上海的日子，对好些并不太出名但也由衷敬重的时贤，真诚交往，并待人以诚与虚心求益，因而得知己甚众，这一点堪称是难能可贵的。简而言之，吴昌硕先生的学养，不仅仅是他的诗、文、印、画，还更有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他的笃学而真诚、坦荡的人格，我以为是他的艺术风格的根基。号称崇拜吴昌硕、并要学吴昌硕者，则吴昌硕的为人学养，是不可不重视的，恐怕也是最难学的。故有先贤论者（清符铸云）谓：“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然效之軏病，亦如学清道人书，彼徒见其手颤，此则见其肩耸耳。”

　　吴昌硕先生，是一个很坦荡的人，他曾自号：“一月东安令”，也就是因为他曾经有缘仕途当过东安县令，但他干了一个月，自觉不是当官的料，更无法忍受“当官”的滋味，便挂印而去，宁愿“走向市场”以卖画为生。既然有俸禄的白花花银子不要，而要自食其力，就得“客观地对待现实”，于是他将他曾崇拜的八大山人的冷峻改为“世俗”的向上饱满、斑斓，成了可以说是“大写意最善于用色的能手”（潘天寿语），他一方面“执着”“与古为徒”，一方面更强调：“画之所贵贵在我，若风遇萧鱼脱筌”，“画当出己意，模仿随尘后，即使能似人，已落在人后。”“求己之法天曰宜”“奇书饱读铁能窥，螺扁精神古籀碑。活水源头寻得到，派分淅皖又何为？”可见，吴昌硕先生的胸怀多么的宽阔坦荡、无尘。

　　吴昌硕先生的诗学、书学、印学均是无可挑剔的，因而，即使他自谦“离奇作画偏我爱，谓是篆籀非丹青”，然而，正是古人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自然，吴昌硕的画作，在其“诗书”学养的支持下，流泻出一派天然的风华。

　　吴昌硕先生“以石鼓文入画”，是“金石派”的开山祖已是定评。然而，当我们凝视着吴昌硕先生画作时，在感受到“石鼓文”的古朴庄严、厚重外，还必须感受到他用笔的淋漓酣畅、高古凝重，气势奔腾和协调和谐，一气呵成，自然而然，而了无丁点的勉强和造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画成随手不用意，古趣挽住人难寻”。陈永锵

　　（作者陈永锵 为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