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刘国松：台湾的“刘海粟”（1）

也许是一样的狙击传统，也许是一样的惊世骇俗，现代水墨画大师刘国松被尊称为“台湾的刘海粟”。

刘国松，40年以来一直居于台湾画坛先锋地位的画家、教授，台湾文化界赴内地交流访问第一人。今年是他的70大寿。朋友满天下的刘国松选择了5月至7月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宇宙心印·70回顾展”给自己庆寿，展出作品70幅。刘国松先生虽然著述等身，虽然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过80多次个展，但这次的展览对于他自己和观众仍然具有特别意义，真所谓“炉火纯青，天下归心”，是艺术家的一次自省，也是人生驿站的一次回顾。

7月初，正值“宇宙心印”上海美术馆“个展”结束之际，刘先生在其下榻的国际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第一次披露坎坷的身世

刘先生中等个，好穿中式对襟服装，圆口布鞋，1949年到的台湾，却是一口山东话打底的普通话，举止大度，谈吐爽利，这一切都使记者预感他可能有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独特身世。因此分宾主坐定，记者便脱离了采访提纲：“刘先生，您是知道您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的吧，那好，我们不妨再‘不规矩’一下，不谈画论，先聊聊您的身世怎么样？”

“我的身世？”他略感意外，“倒是没有怎么披露过……”

“您忌讳吗……您是书画世家子弟吗……既然很年轻去的台湾，为什么山东口音这么厚重？为什么对内地有这么深的叶落归根的情结？”记者问，“听说您已在上海买了住宅？”

“嗨，都这个年龄了，还忌讳个啥？”他长叹一声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是17岁去的台湾……我的父亲是山东人，我母亲是北京通县人，我的父亲很小就当了兵，北伐时带兵到达通县，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私塾。

他们相爱后结婚了。我妈在军营中生下我，从此我们就成了随军家属，跟父亲走遍大江南北，历尽颠沛流离之苦，成人后我常自称“东西南北人”就是这个意思。

我父亲作战非常勇敢，参加了历次对日大会战———台儿庄大战、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结果战死在湖北黄陂战场，那年我才6岁，孤儿寡母，跟着部队留守处流亡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西、贵州……几乎天天被留守处里的官太太们和顽童欺负，妈妈总是搂着我痛哭：孩子，谁叫你没了爹呢，快快长大吧……

有一次，流亡途中遇到鬼子，护送我们的一个排的士兵跑了，大家挤在一起不停地发抖，鬼子把我们最后的一点细软抢走了，看我已经是一个半大小子，就顺便把我也掳走了，要我替他们扛东西。半路上经过青纱帐，我一见有机会，跑了。苦难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培养了我独立不羁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战争给我的财富。

我那时惟一的慰藉就是画画。四年级时，我画的铅笔画已经被老师送到六年级去示范了。抗战胜利那年，我在武汉念初二，放学天天路过一家裱画店，看画师们作画，我被他们迷住了，终于有一天，店老板问我，你喜欢画画吗？画一张看看吧。

我随手画了一张，老板立刻叫了起来，可以造就！可以造就！

从此，我天天到裱画店学国画，疯狂地画画，一天画十几张，谁都不会想到，我的启蒙老师是“裱画店”师傅，而学校里呢，都叫我“小画家”。

初三年级时，我看到报纸上有消息说“南京国民军遗族学校”招生，对象限定为国民军内为抗战牺牲的军官子女，我报考后就录取了。从武汉到南京，当时我已身无分文，如果考不取，我就只能流落街头。

淮海战役后，学校从南京迁到南昌，又从南昌迁到广州，最后从广州迁到台湾，母亲因为改嫁而留在了内地……在台湾读高一的时候，我暗暗下决心将来做个画家，学校也鼓励我不必等高中毕业就报考“省立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美术系”）。

说起那次考试我还有个笑话，我是一直画国画的，也画水彩画，现在要考我素描，我可有点发怵，一人一张纸，一根炭条、一个馒头，这馒头是干什么的？早饭吗，也不像嘛，考生说是替代橡皮的。

由于根本不会使用，结果我把人物炭画擦得像包公一样，自然不及格，幸亏我的国画不错，学校破格录取了我。

我总算走进了艺术殿堂，但是，和母亲却隔着海峡，一别就是30年哪……

至于我的口音嘛，嗨嗨，只能说明我的顽固不化。

“个展”为什么叫“宇宙心印”

记者：原来您从小饱受战乱之苦。刘先生，以您在世界美术界的地位，这次七十寿辰之际在内地举办的展览应该是一次总结性的展示，人们期望着在这样的展览上能看到您各个时期的作品，请问，用“宇宙心印”来命名这次展示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刘国松：这四个字来自我们古人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通俗地说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艺术的灵感应该从造化中来，造化是生活，是宇宙，我们的内心感受它，再把自己的感受通过绘画表达出来。但我们的生活在变化，感受也在变化，画就要变化。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不停地实验，有了大发明就是大科学家，画家也是这样，历史上的大画家都有自己的发明，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就是半抽象人物，百年来中外艺术界对他的评价极高，因为他的抽象画比西方早了700年！可惜元朝以后中国画停滞了，明清时期的文人画已经沦为士大夫们消遣闲情的东西，将中国画带入了死胡同。

什么唐伯虎的花鸟、仇英的仕女，一概没有真正的创造，没有本质的突破……

记者：所以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您就开始鼓动中国画的“现代化”，并提倡“现代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