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芝瑶的日志

[散文·杂文] 【慢生活】饱经风雪播春光 |王月平

热5 已有 2022 次阅读 2017-09-18 06:45

【慢生活】饱经风雪播春光 |王月平

2017-09-14 13:39创业/环境

【慢生活】

饱经风雪播春光

✿ 王月平

沙尘挡住了阳光，是你们用肩膀扛起了首都人民的希望。你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总是一直在努力。塞罕坝日渐丰满，而你们却没有几人熬到古稀。你们用平均不到52岁的年龄，栽种、护卫着这片绿色阵地。52年的前仆后继，52年的寒来暑往，守护着你们世代相传的梦想。在那一穷二白的年代，你们挺起胸膛，拿出了男儿的担当。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条件和无奈，你们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而是默默无闻、义无反顾地为国家种植财富。

承德坝上，那是个比冰城哈尔滨更冷的地方，而围场塞罕坝，距离北京不到200公里。这里海拔1500米，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可它却比内蒙古高原还要平均高出50米。这里最低气温是-43.3℃，年平均气温只有-1.4℃，年均无霜期只有72天。冬天风猛雪大，白毛风成天刮，人在野外，耳边风声如哨，面似石子打敲。春天刮黄风（现在叫沙尘暴），风刮起来，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没有十天半月不停。因这里地势高，沙尘直袭京城。建设者们来此植树，就是要为京津筑起一道绿色的阻止沙尘的长城。

坝上这里，冬天,不只是冷还特别长。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都在夏季。这里没有“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一事。夏天里，所有植物都飞快的长，它们必须跟寒冷赛跑。在寒冷到来之前，他们要快点发芽，快点长大，快点开花，然后在秋天的炙热下，迅速成熟、枯黄，结成种子，钻进粮仓。坝上的植物已经摸清了这里的物候特征。这里的春夏秋是挤在一起的，热天加起来也不过70多天。剩下的便全是漫长而又寒冷的季节。以前有坝上人，曾把坝下的种子试种在坝上的地里，可这些植物还没等长出果实，便被冻死在田地里。因天太冷，冬天多数坝上人猫在屋里不敢外出。

而塞罕坝林场这些大学生和干部工人们，大部分是从坝下分配过来的，他们面临的不止是冰寒和沙尘。还有精神、物质、环境上的多种艰难。他们创业的初期，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给苏联还债，“大跃进”，那时人们饿的，吃树皮。饿刚刚缓解，“文革”便开始了，这场人为的灾难，比饥饿更可怕。这些创业者面临的困难便可想而知了。

当初被派到塞罕坝组建林场的四位干部：王尚海，林场场长，时任承德地区农业局局长，曾担任过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家在承德市地委家属院的一栋小楼里；张启恩，林场副场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林学系，建国后一直担任林业部造林司工程师，在北京林业部家属院里有一个温暖的家；刘文什，林场书记，时任承德地区林业局局长；王福明，林场副场长，时任丰宁县县长。为了植树造林，他们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带着妻儿来到塞罕坝。最初，晚上他们睡在自己挖的地窖里。由于天太冷，被窝跟铁似的凉。他们点上一堆火，把白天干活穿的结了冰的雨衣烤干，然后，捡些石头或砖头仍在火堆里烧，等石头或砖头烧热后，再捡起放到被窝里，抱着石头或砖头入睡。

由于塞罕坝坡度的问题，那里不适合机械造林，100多万亩的树苗，只能人工栽植。而坝上冷的实在是要命。放在住人屋里的水缸，天天早起得用捶子敲打，否则蒯不出水；放在睡人炕上的酸菜缸，酸菜和缸冻成一体；刚洗完的衣服，还没搭上晾衣杆，已经冻的硬邦邦了。我出生在丰宁坝上，那里跟围场坝上是一脉，近邻。小时，我妈常说：人是喘气的，要不，早冻在炕上了。住人烧火的屋里尚且如此，何况室外，野外！那时，这里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手机，不能拍电报，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因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林场在塞罕坝建五个分场，最偏远的三道河分场，直到2000年，才通上电。而分场下设的林区，直到2011年还没通上电，还是点着煤油灯。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从1964到1983年间，塞罕坝人人工造林面积竟然达到了110万亩。有人计算说：塞罕坝的人工林，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这片离北京最近的高原沙漠，在这些不畏艰难，勤劳实干的年青建设者手里，变成了一曲绿色的欢歌。3000多公里的防沙线，不仅改善了这里的生态环境，也为京津筑起了一道防风挡沙的绿色长城。

但是，由于气候和环境条件的万分艰辛，这些建设者们，有人英年早逝，有人终身残疾。他们之中的孟继芝，19岁那年，因工作而冻去了双腿。高瑞斌，住地窖，因饮水污染，而染上肝炎，去世时年仅24岁。王尚海，“文革”中被打倒，带着5公斤的拖拉机链条，每天挨批斗。1989年王尚海去世，遵着他的遗嘱，埋葬于塞罕坝的“马蹄坑”。张启恩，曾写出《塞罕坝机械造林的技术要点与规程》和《塞罕坝人工造林的技术要点与规程》两本书。“文革”期间，造反派首先把他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常常挨打，浑身鞭痕。有一次，造反派竟然抓住他的头发，让头后仰，把开水从脖子倒进胸前。1968年，张启恩在造反派开的拖拉机上卸树苗，造反派猛一发动拖拉机，张启恩猝不及防，摔下车，右腿粉碎性骨折，从此，后半生与拐杖结伴。李兴源，为塞罕坝引进了樟子松，“文革”期间却经常挨批挨打，因为工作做出了成绩，上面领导来参观时，造反派却把他关在黑黑的地窖里，不让出去见人。刘明睿，植树时，为了不让幼苗冻死，别人睡的正香正热乎时，他却从半夜开始，去为幼苗熏烟，一直熏到天亮。刘明睿去世时只有41岁。曹国刚，工作上是个拼命三郎，工作时随身带着干粮，为了不让干粮冻成冰坨，他把干粮系在腰间，饿了啃一口，渴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曹国刚去世时，只有50岁。像以上这些为塞罕坝造林，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顶风雪，战严寒，舍小家，为国家，甘愿流汗、流泪、流血，甚至献出生命的建设者们还有很多，像石怀义，董加仑，曾祥谦，李应胜，刘炳南，杨纪实，王学才，王贵，聂春林，李希义，李宗瑞，石德山，阎石，范林……他们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而当年进驻塞罕坝时，369名建设者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4岁。正是含苞待放的花蕾，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塞罕坝。他们做出的成绩，让后人敬仰；他们创业守业的故事，让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