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有同学发微信提醒我：张先生，你是个严肃作家，别再写广告软文了，怪丢人的！
我回他：我没觉得写软文很丢人。我倒觉得当作家有点丢人。吭哧吭哧憋三年，好不容易写本书出来还没人买。好不容易卖出去一本，也就能赚两块钱。算下来，作家的收入和环卫工人差不多，和月入三万的卖煎饼大妈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做自媒体以来，有不少广告主反馈说：原以为张先生是个作家，逼格很高，会不好沟通，结果合作下来，发现你比营销号还有服务意识。
我说，我服务过甲方，能理解你们的需求，我做过公关，也理解代理公司的不易。
我对曾经的客户、老板，以及现在的广告主，心存感念。因为是他们给了我生存空间，让我有机会去写长篇小说。我从不觉得写软文很卑微，也从没觉得当作家很高贵。都是码字，有的字能赚钱，可以养家糊口；有的字无人问津，只能孤芳自赏。
每次出新书，都会有熟人发信息给我：张先生，送我本书呗？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真的会生气。你问4S店的朋友要过车吗？问房地产公司的朋友要过房吗？问银行上班的朋友要过钱吗？都没有！那么，你为什么要问作家要书呢？
细一琢磨，可能是因为书太便宜了。便宜到不值得花钱去买，可以像问邻居要几颗白菜一样，随便拿来，顺手翻翻。还有一些朋友会说：我问你要书是看得起你，别人写的书送给我，我还没时间看呢。
对这种朋友，我只能说，我的书配不上你的时间，还是别看了。
当然，我知道大多数朋友之所以会问作家要书，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行业，不知道作家只是能下蛋的母鸡，并不拥有鸡蛋。（作家只有书的著作权，没有书的所有权）
2010年，我从腾讯离职，开了一家小公司，事业刚有点蒸蒸日上的迹象，我就陷在写作世界里无法自拔，窝在办公室写《公主坟》。书写完了，员工也走光了，公司只能解散。去职场打拼两年，赚了点，又开始蠢蠢欲动。
2014年，动笔写《春困》，2017年初完稿。前后差不多用了三年。
一开始在办公室写，发现从ppt切换到word实在太难，没有一两个小时根本切换不过来。后来在家里写，发现也不行。刚打开电脑，我那乐于助人的闺女就会爬到我腿上说：爸爸，我来帮你写吧。
我只好任由她在键盘上胡乱敲打，敲打一分钟，她会觉得无聊，就问我怎样才能在百度里输入：芭比公主这几个字。我没能力拒绝她的要求，电脑就这样被征用了。
后来，我利用周末时间，去咖啡馆写，但咖啡馆太吵，不得不租个包间。很快就发现，这样写作过于奢侈。有时候，一天写不了两百字，包间费却要三百多，平均一个字得一块多钱。
2015年初，我去了烟台，在大学附近租了套房子。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桌。状态好时奋笔疾书，状态不好时去海边散步。想放松时，兄弟们召之即来；想写作时，同学们挥之即去。
那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两个月，写了六万多字。平均每天1000字，虽不算快，但对我来说，已经很高产了。
原以为会在烟台完稿。哪成想，某老板打电话给我：别写小说了，回来工作吧。我给你XX万年薪。
我说：我现在不想工作，只想写作。
老板说：别天真了，在北京混，没个几百万，你凭啥买房子？ 凭啥当作家？
我说：我凭脸皮厚当作家！我现在就是要写完这本书，再工作。
老板说：给你XXX万年薪，你能回来吗？
我说：能，现在就定机票。
请原谅我的没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还背着几百万的房贷，还没混到不被人民币撂倒的份上。
每次看中国足球，听到那句“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我就告诉自己：张先生，快起来码字吧，留给你写作的时间不多了。赶快写完，你闺女还等着你出去赚钱买学区房呢！
2015年到2016年6月，我一直在工作。责编催我写稿。我说，要想完稿，我只能辞职。
责编说，很多作家都是兼职写作。你必须适应兼职写作，否则，你啥时候才能写出来？
我确实尝试了很多次，只要是10点之前下班到家，我都会打开电脑，试图写作。遗憾的是，我不是一把拧开就能出水的水龙头。每次从工作模式切换到写作模式，都需要一两个小时准备，先回看前面的章节，慢慢带入。等找到感觉，也就凌晨了，早已昏昏欲睡。
拖到2016年年中，《春困》里的很多人物一直在我脑海里蹦跶，我觉得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我会对写作失去兴趣，对这本书的热情也会被耗尽。于是，果断辞职，开始专职写作。
2016年6月到2017年初，我蛰伏在咖啡馆里，伴随着别人谈影视项目的声音，搓麻将的声音，谈情说爱的声音，一口气完成了《春困》。
写完那天，我点了个果盘，在咖啡馆发了一下午呆。第一次认真地聆听咖啡馆里的声音：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搞定了冯小刚，搞定了赵丽颖，搞定了李易峰……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你哪年来的北京？你的房子在四环里还是四环外……我们这个项目已经拿到5000万风投……
那天，我特别膨胀，特别开心。我心想，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呀，在我身边聊了好几个月。你们口中的电影90%都上不了院线；你们谈的情爱，90%都滚不了床单。只有我，牛X哄哄地码完了20万字，它会被印成书。
那天晚上，同学朱律师招呼了一帮兄弟给我庆功，他们喝了三瓶白酒，我喝了四罐加多宝。我们都醉了。
我曾向一位文学圈的前辈吐槽写作不易，他一脸真诚地教育我：你们年轻人太浮躁，当作家就要安于清贫，不能既想要名，又想赚钱。
我点头称是。
前辈见我态度虔诚，就给我讲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他们搞写作的事。他说，那时候，出本诗集，就能收到一麻袋情书；文艺青年能骑辆自行车，后座上肯定就坐着全校最漂亮的姑娘；我们去内蒙玩，随便推开一扇门，说我是作家，主家二话不说，提着刀就出去宰羊，然后，我们就能胡吃海喝一顿，成为至交。
我心想，我今天想骑自行车，那也是小黄车。就算是有姑娘愿意上来，恐怕也没后座；我今天要是跑到内蒙去推开一扇门，告诉人家我是作家，估计人家一巴掌能把我扇到高速路口。
时代不同了，文学不行啦！不是我不愿意像你们一样单纯，而是我们搞写作的，也需要一份普通人的体面。
我们不能永远都租住在地下室里写作；不能写一本书，自己买回来1000本，四处送人。
有年轻人发邮件给我说：想搞文学写作，有什么建议？前途如何？
我说：你先找份正经营生，养家糊口再说。中国13亿人，每年会有800个人买彩票中500万，你去看一下《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就知道当作家和买彩票，哪个前途更好。
有人问我，作家这个行当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说，当作家最大的优势是不用靠脸吃饭，只要还没死，就可以继续写。
从200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到2017《春困》完稿。14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坚守，虽不是高产作家，但对文学的信念从未动摇。写的怎样？留给他人评说。我内心无愧的是，我对文学足够真诚。
张五毛，陕西洛南人，80后作家，曾出版长篇小说《公主坟》《春天在燃烧》。现居北京。既从事纯文学创作，也从事新媒体工作。既能写《公主坟》《春困》等长篇小说，也能写《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等“爆文”，始终关注“北漂”群体和“逃离北上广”的话题。
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
给大都市女性的温柔一刀：逃离还是留下？
中国版亲爱的生活，中国式孤独的婚姻
《春困》可以看作是中国式婚姻的孤独之书，它用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悲剧掀开了时代的一角。
多年以后，佟心总能想起他们一起逃离都城，回到邑城的那个下午……
哪里有现实的牢笼，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兜兜转转的人生，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
透过佟心的心路历程，透过佟心的婚姻变化，《春困》掀开了时代的角落，书写了社会大变迁中人的情感际遇和生活感受。或许它无法如女作家门罗一般，将中年困境反讽为“亲爱的生活”，也无法如老马尔克斯一般坚贞地相信爱情能够穿过霍乱时期的动荡，中国作家张五毛面对的，只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骨感，是中国式婚姻的“革命之路”，是中国女性的“自我”和“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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