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语默
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源于水”，而他却用“水”润化了万物。从一位沅水上的乡下人，到民国时期的“北漂一族”；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后来的大学教授。一生淡泊名利的他，却屡遭不公平的待遇。在那个敏感的时代，文学史书将他视作局外人，而殊不知他的作品，比大多数作家写得都好。如果拿鲁迅和他比较的话：鲁迅属“火”，他属“水”；鲁迅“高调”，他“低调”；鲁迅是“强者”，他是“弱者”；鲁迅是“时代鼓手”，他是“背景音乐”；鲁迅的作品语言“冷峻而犀利”，他的作品语言“诗性而质朴”。
他主编过《大公报》文学副刊，曾受聘于西南联大和北大，并两度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就在该奖项要颁发给他那一年，却在评选揭晓前几个月去世了——后来马悦然多次提及“如果他没有去世，肯定能获诺奖。”胡适夸赞他是“文学天才”，鲁迅评定他是“最好的作家”，语默认为他是“小说大师”，莫言尊称他是“我的前辈”，阎连科褒奖他是“天然的，更为天籁的”，汪曾祺敬奉他是“除了鲁迅，文学成就最高的人”，黄永玉直言他是“平常的人”。他自己曾说：“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人们将他视为“乡土作家”，他喜欢自称为“乡下人”。从整个世界文坛来看，他与福克纳都是乡土的讴歌者；不过，福克纳擅用意识流表现手法，他着力于梦幻式的诗意表达；福克纳力图破坏思想结构，他却完全消解了思想结构；如果说福克纳的作品是一座语言迷宫，那么他的作品就是一曲生命牧歌。他一生最钟爱的三位作家：一个是契诃夫，一个是狄更斯，一个是屠格涅夫；无论在结构形式还是在人性刻画方面，都对他的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另外，他也从世界文豪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乔伊斯那里汲取过文学营养。
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他仅次于鲁迅，如果从小说艺术造诣高度谈的话，鲁迅却要远远排在他的后面，他能在世界大文豪行列立足、、、、、、他的“成功”则在于让人性刻画自己。真正对它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并非鲁迅，而恰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先生，他汲取了日本古典戏剧“狂言”，而周作人则是最早系统翻译此作品的人物；同时，周作人所倡导的“歌谣运动”宣扬的思想，对他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废名则是与他同样受益于此的作家。
早期他曾学写旧体诗，也创作过很多现代诗作品，总的来说都没有什么成绩。他是在21岁时从湘西到达北京的，那年鲁迅的《呐喊》刚刚出版。初到京城的他身上只有7元6角钱，在其表弟黄村生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处不用交房租的临时住所。在此期间他报考过北京大学，由于基础太差而名落孙山；被中法大学正式录取，却又因“昂贵”的食宿费而放弃。无奈下只好打消升学念头，选择到京师图书馆自学，后来他又在表弟的帮助下，搬到了北京大学附近居住，这样除了可以在北大旁听，还可以结交很多志同道合的文学朋友。
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就在他生活陷入绝境的时候，他写信向北大的郁达夫求助，郁达夫接信后冒雪前往他的住处，慷慨解囊帮助了这位湘西青年，并将他推荐给了《晨报副刊》主编，从此他的习作有了发表机会，同时，他的处女作《公寓中》也陆续创作完成。次年，经胡也频的介绍认识了丁玲。同年，鲁迅收到丁玲一封求助信，却误以为是他用化名所为，鲁迅也因此在文章中对他进行挖苦，直到知晓真相那一天也从未主动道歉，这也使他对鲁迅这个人极有成见，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多年，但始终也未曾见过一次面。
郭沫若曾发表文章攻击他，并将其作为“反动”典型，致使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有过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后来不得不到精神病院治疗。让人倍感痛惜的是——在他精神恢复正常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作品了。若将他和郭的个人恩怨寻根究底，或许源于他对其文章的客观评价，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空话连篇，而新诗激情四射毫无节制，还不如当时的年青人写的作品；总之，他对郭沫若的人品和作品都不看好。孟子有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反观他和郭的恩怨，是非对错历史自有公论。
刘文典是个时代狂人，亦是最瞧不起他的人，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刘遇到正在跑警报的他，便带有蔑视的口吻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他虽遭到羞辱但并未计较。丁玲是他最好的异性朋友，他们的感情形同兄妹，当丁玲遇到情感纠葛的时候，他总会主动为其排忧解难，后来因为他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却反目成了“敌人”，他曾写《记丁玲》来表达对丁的反感，丁玲却以他指责自己私生活为由，与他发生了笔墨之战，丁玲将他贬为“胆小怕事、斤斤计较，一个市侩人物”。
胡适不仅是他事业上的提携者，也是他婚姻上的有力支持者。胡适对其人品与文品都极为赏识，曾赞扬他是中国小说家中的天才；他是个擅用情书“撩妹”的高手，在中国公校任教期间，曾疯狂追求一位女学生，而这位同学却带着情书找到了胡适，希望校长能约束下这个“疯狂”的老师，最终，胡适不仅没反对这对师生恋，还促成他们走上了婚姻殿堂。他曾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他的妻子回忆说：“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巴金是他私交甚密的挚友，曾承认其才华远远超过自己，他们最初相识在青岛大学。在他和巴金接受“教育”期间，双方便彻底断绝了联系，一直到他获得“释放”，才有机会写信给巴金及家人，可那时巴金还处于审查阶段，没有通信自由的巴金只能托癌症晚期的妻子为自己代笔——直到两年后他去上海看望巴金，在巴金回忆他的文章中写下了这段历史场景：“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X’革命。”他们的友谊很深，就算在“落难”时也是这样。
徐志摩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徐在编辑《晨报副刊》时，曾大量发表过他的作品，每个月不到十二元的稿费，在当时基本能维持简单生活了。他也有过一稿两投的经历，后被读者“举报”并批评，就在他对徐真诚致歉的时候，徐志摩却对他说：“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他原本是想跟刘海粟学画的，后经徐志摩的疏导和举荐，让他改变了初衷，从此步入了教学生涯——一个体面的职业：中国公学讲师。没有徐志摩的提携，没有胡适的接纳，没有郁达夫的帮助，没有周作人的影响，文坛或将不会有他。
如今他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在临终前他一再叮嘱世人——不喜欢被宣传、不喜欢被出名。成为一个小人物是困难的，他的“奢望”正是成为一个小人物——事实上他的名望已经“垄断”了世界，我们很难实现他渴望成为“小人物”的梦想。中国作家语默说：他是“两个人”，前半生是“乡下人”，后半生是“文物人”；他写过两类书，一种是文学作品，一种是学术专著。在湘西凤凰的听涛山下，在墓地旁的一尊巨石上——镌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不需要问他是谁——他就是《边城》的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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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均为作家沈从文不同年龄阶段的生活照、书法及历史相关人物资料背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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