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
一
时常回老家，会经过一个矮的不能再矮的山坡，延着山坡居住了密集的几十户家庭。而走到那儿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停下来看一看，寻找两排几近被淹没的平房。那两排平房是顺着山坡搭建的，一高一低，低的在下面的路上是无法看见的，而高的只能看到一条直线般的屋脊，再往后就是光秃秃的小山坡了。那个山坡，常年呈现出灰黄色，只是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偶尔看到一株绿色，那是稀有的两棵柿子树的树叶孤零零地捍卫着季节的色彩。
那曾经是一所学校，我呆过的第一个学校，而那两颗柿子树大约也年岁不小了。
那个学校的停办也有十三个年头了，停办的原因是因为布局调整。在它停办的四年前我就离开了那个学校，我在这个地方也只呆了四年。
我是懒于记忆的，按说对于第一次参加工作来说，每个人都应该是记忆深刻。然而，即便是我使劲地追寻着那些细节，却很难有所对应，以至于现在想来，大约只能梳理个轮廓，间或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已。
然而，我不忍忘却。
二
我是九二年秋季进入学校的。在之前的五六月份还在那儿实习过一两个月，由头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就是这儿的人，从小就在这儿上学，后来回来教书也就是自然在这个学校里。
并非每个同学都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些门路的人还是进城了，甚至还有改行进入其他部门的。但对于世代务农的寒门子弟来说，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顺理成章的。对境遇较好的同学没有什么羡慕，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少委屈可言。倒不是宿命的观点在作祟，而是在那样的年龄里可能不会想到类似的问题。
坦白讲，对于他们我也不觉得需要祝福些什么。托关系、走门子始终不应该是正途，自然为我所不屑，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在偶尔心绪激烈的时候也会劝慰自己，这以后的路有多长啊！现在的一切只能代表着现在而已。看来年轻时，也曾有过偶然的志存高远，尽管很空，不着边际。
想来，那时的情绪也不是很高，毕竟刚刚出来划拉了一圈就回去，多少有些不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走过的人看到的无奈，没有经过的想到的只能是精彩，至少比当下精彩。
当下是个什么样子呢？
两排破旧的平房，一个夯土的操场，一个拥挤的办公室，几个曾经的老师同事以及周边几个村落里穿着旧衣服拖着鼻涕的学生，这是我的工作环境；住在家里，半间的小卧室，一张简易的办公桌还是父亲临时做的，指望着我在上面看些书什么的。其实我用的很少，一来我看书就不多，二来我即便是看书都是躺在床上看的，三五分钟之后，书掉到地上，人已进入梦乡，房间里的灯倒是一夜未熄，直至夜夜未熄。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坏习惯，不过，较为幸运的是身边还有个熄灯的人。
三
从家到学校有四五里路，步走半个小时左右，骑车大约十几分钟就可以了。骑车或者步行完全根据天气或出门的时间来决定，天气晴好且温度适宜自然是骑车，而相反只能步行，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到校肯定是不能迟到的。年轻人到一个单位，没有能力不行，但是态度不端正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哪怕是假模假式都给别人工作很认真的样子，这点自知我是有的。
学校的老师全是本地人，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个老师。我们村连我在内有三个人，一个在我们村办分班，还有一个和我一道到本部。分班离我们家虽说很近，但是我那样的年龄呆在里面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大多时间我都和另一个女老师一道，她骑的是加重车，我骑的是轻便车，速度相仿，有时并排而行，有时一前一后。
那个老师比我大整整二十岁，但小时候没有直接教过我。她是民办老师，家里有三个孩子，丈夫曾经做过民办老师，后来没有继续做，好像是身体不好，只能在家里操持操持，所以经济状况很不好。
民办老师就是农民和老师的综合，在上课的时候是老师，下课的时候就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家里的田地和其他村民是同样分配的。她家有五个人，田地很多。这些事情她一样不能少，因而只能赶在上学之前和放学之后，特别是星期天来处理，要知道那时候还不是双休日。农忙的时候，她的自行车后面总带着镰刀扁担之类，经过田地的时候，往地头一扔，放学之后就拼命干活，然后漆黑进门，那个时候，我自然已早早回家了。
暑假是教师的最大福利，然而她的暑假却是加倍劳碌的。大约是为了建个像样的房子，她跑到村办窑厂了拉砖，整整拉了二个月，好像把砖给攒齐了，不过直到她去世的时候，她家的房子并没有建成。
对！还忘了她家当时还养了几百只鸡，养鸡的任务只能是他们夫妻俩的，我们到他家吃饭的时候，堂屋里充满了怪异的味道，她只是歉疚地笑笑，拼命地烧菜，使劲地让我们喝酒。她酒量很好，不亚于任何一个男老师，在喝酒的时候，她放开许多，沟壑交错的脸上才有一丝丝红晕。就是这样看起来坚强乐观的老师应该能扛得住所有，但是五年后，忽然自缢身亡了，那时她知道自己即将转正，可是她还是去了。听到噩耗，我很诧异，现在回头想想，平时表面上的坚强大约只是她给自己的伪装，就在临近愿望的时候，所有的所有顿时全部坍塌，否则别无解释。
她故去的时候，我在外校，心痛得要命。晚上我一个人站在异乡的操场上许久不愿回自己的房间，我很想放肆地嚎哭一番，然而我没有。
我记得当时我在一本书的后面写过一篇类似于祭文的东西，一气呵成的，前段时间狠命地找，还是没有找到，只能理解为她也不希望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吧。
我的脑海里对她的印象很深，因为她的外形从来就没有变化过，齐耳的短发，古铜色的脸上爬满了皱纹，上身是洗得发白的列宁装，下面是蓝色的直筒裤配着黄色的回力鞋。
她应该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哪怕是人造革的。
她和我同事的时候不到四十岁。
现在三十几岁的女老师是多么让人羡慕乃至嫉妒的群体啊！她们应该年轻、考究、优雅，可以双手拽着丈夫的胳膊，在繁华的街道中间有节奏着丈量着城市的距离。而这一切，与我的那个同事无关，在我的记忆里，她一出场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
四
他们给我的任务是教三年级语文。那个班级当时有接近三十个孩子，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九岁。安排这个班级的原因应该是无论是教低年级还是高年级他们大概都不放心，三年级教得不好应该有个回旋的余地。
他们的担心是对的，教书这个行当不是在学习中学会的，而是在教学中学会的。当然，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当时根本不把这当回事，那么简单的东西怎么可能教不出来？于是方法简单，课也不怎么备，检查来了也就抄抄教案，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态度谦卑一些，手脚麻利一些就可以了。我最高的记录是一个晚上抄过将近一百个课时的教案，检查时备受好评。上课想到哪儿讲到哪儿，而且语速很快，孩子们接受程度不一样，有的孩子没有办法听懂，考试就不行了。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解决起来很简单，一是平时的体罚，二是学年度结束时的留级，这些在当时都是允许的。这两种方式无一例外地在我身上使用过，尽管我打得比较少，但是年轻的冲动使得不打便罢，打起来没有分寸。后来我听说一个女生被我把手掌打肿了几天，在家连衣服都不能洗，还是她母亲发现的。还有一个男生，天生一个犟脾气，我越是打他，他的脑袋越往左侧着，看起来非常不服地样子，我就是不罢手，打完之后，边上的老师说，那孩子走路都左右在晃荡！我一下子晃过神来了。此后我几乎再也没有动棍子，至多用手拍几下，或者把声音提高八度而已。
他们的家长从来没有找过我，从来没有到学校里闹过，他们说老师这是为孩子好。为孩子好就能这样吗？我当时应该向孩子以及家长道歉，可是当我有机会直接面对他们的时候，我缺乏道歉的勇气。
三年级教完了，班上有七八个人考试不及格，只能留级，而我继续往前带。当时四年级的老师和我说，他把班上一些好的小的学生丢给你，他那个班班风太差，继续下去会把几个有希望的孩子给荒废了。我没有拒绝，于是到四年级的时候，虽然总人数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经过这么一洗牌，班级总体的素质要高许多。后来的教学变得轻松许多，四升五的时候，班级没有一个学生留级，直到我把他们全部送入了初中。这批学生在毕业会考的时候，考了全乡第一名，比第二名平均分要高六七分，开始有人以为我小学语文教得很好，被乡里推荐参加区里的比赛，我知道这个成绩不在我。
五
我那个时候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印象不是很差，因为我喜欢玩，也带他们玩，或者说他们喜欢陪我玩。
捉鱼摸虾是乡里孩子的强项，他们也想玩一些游戏，尤其是能上上体育、美术什么的，我贫乏的相关知识应付他们还是可以的。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想像电视上那样踢足球，可那儿不要说场地连个足球都没有。于是几个孩子用稻草编成绳子，再用绳子绕成一个草球交给我。我被他们的诚恳感动了，答应了他们，他们就用书包堆成了两个球门，然后六七个人一组，开始了足球对抗（应该叫草球）。我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看到那边踢输了，就帮那边。和一帮那么小的小孩踢球，我就是比赛胜负的关键，所以我始终能掌控比赛，自然成了学生们争相争取的对象。一个队要是输了，那帮孩子五六个把你围住，哀求着你去帮忙，你若答应，他们欢呼雀跃，而那边的孩子只能鼓着嘴却又不敢说什么。
孩子们还渴望着过“六一”儿童节，那天他们不仅仅可以戴上红领巾，吃到一些糖果，而且我还会组织他们在仪式结束之后开展游戏活动。
游戏的形式并不多，我在这方面也不怎么钻研。无非就是拍拍篮球，记录一下次数，然后就是跳绳或者踢毽子，两项下来折合成分数，最后一项是幸运投掷，在地上画出很多格子，每个格子里设置了大小不等的分数——毫无规则的分数，全凭运气，这样就决定了最终成绩几乎完全取决于运气，这就更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投得好的能扭转乾坤欢呼雀跃，投得不好前功尽弃而郁闷不已。不管怎样，结局是欢乐的，以致于放学的时候，许多学生还不愿意回家，瞅着那些个地上的神奇的方块想要参悟其中的道道。
孩子们就这样简单地被我拉到了身边，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示着各自的喜欢。放学的时候前呼后拥的，总是粘着你，还有学生在家里带父亲的香烟给我，搞得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孩子们上早读的时候，我总是坐在班上，他们读他的书，我看我的。孩子们都得特别起劲，总是想用最高的声音来引起你的注意。还有一个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形容我是一个特别好学、特别有学问的老师，他说我每天总是搬着“砖头厚”的书在讲台前读书，希望长大以后成为像我这样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孩子啊，我岂是那般励志啊？我又有哪里的学问？一本厚书放在眼前，读下去的究竟有多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绪，乡里教学比赛的时候，这般平时怕见生人的孩子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抢着举手，争着回答问题，因为据说有老师和他们说过，只有在课堂上表现积极，人家就会说上课的老师水平高。所以除了这样以外，他们还能帮我什么呢？
这般孩子是我带的第一批学生，大多和我在一起整整三年，现在的他们早已越过而立之年，不知他们尚能记得多少？
六
学校始终破旧着，连个玻璃都没有，一到冬天，寒风肆扰着班上的老师和学生，没法上课。
上面说要建校了，全体教师高兴了老半天，所谓建校不过是把上面一排平房拆掉重建，因为下面的勉强还能维持。当时的造价是两万块钱，在农村也只能勉强盖起三间平顶而已。
附近有几个工头，大队干部和校长跑了几户，都还慷慨，每人都掏了一些，最后勉强凑足了资金，于是，工程正式上马。
学校在山坡，从主干道到学校里的路肯坑坑洼洼的，拖拉机经常停在中途头动尾不动，僵在那儿。大家都很着急，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从两边系上绳子往上拉，起先是老师，后来是老师和学生一到成了拖拉机两旁的纤夫，“一、二、三”地有节奏喊着号子，最终不听使唤的拖拉机还是乖乖地进入到工地。
一看大功告成，老师们如释重负，孩子们却兴奋异常，相互吹嘘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恨不得每一趟都让他们来拉车。
驾驶员说，问题不在这儿，小四轮爬个坡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前面太轻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爬坡的问题，他因为开车不能下来，要是有人站在拖拉机头上就好了。他刚说完，另外一个老师二话没说轻盈地跳到了拖拉机头上，用自身的重量加在拖拉机头上，果不其然，车子缓缓前行。
我们在一边看得很真切，那个场景还是比较危险的，拖拉机车头上翻滚着沸腾的热水，要是溅到身上，必定要烫化皮肤；而是这高低不平的路面，车子一会儿向左倾斜一会儿向右的，如果幅度过大，上面的人不堪设想。
那个老师没有想到这些，在成功之后，他很得意。
他原本身形比较灵活。有一次我们一道春游的时候，他徒手捉到了一条两米长的蛇，因为没有地方放，他就脱下长裤，把蛇搁在里面，用皮带系好，成了一个临时的口袋。我家至今还有一张他穿着球裤和我们的合影，每次看到这些画面，我就有点想乐。
晚上要照看工地，我们几个男教师轮流编班，轮到我去的时候，我放学就不回家，就在附近人家吃个饭，然后就住在下面一排平房拐角的小屋里，和另一个看工地的老人睡在一张床上。那个老人平时几乎不说话，可到了晚上话很多很多，我每天晚上都是被他催眠的。
七
学校竣工之后，上面有了政策，说民师要考试，考试成绩与转正息息相关。
他们要求我每天晚上帮他们上一节课，主要讲初中数学，说考完之后，每人请我吃一顿饭。
我每天晚上放学之后就给他们上一节课，那不算规范的上课，也就是帮他们解解题目，这自然难不到我。
那样的日子经历了大约有一个来月，他们学得很认真，有时候把我弄得不好意思。我不习惯我的曾经的老师们能如此彻底地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所以恨不能替他们去考。好在结果还好，他们考得都不错。
他们那段时间的学习给我不少启示：知识与面子无关，不知道就得虚心去探究，另外，转正对于一个民办教师而言，是天大的事情。
当然，事后我们在一起聚过几餐，一个单位七个人，呆长了就像一个大家庭，吃喝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在他们每家都吃过很多饭，都是土锅土灶烧的，特别地好吃，至今回味悠长。
八
毕竟太过年轻，晚上的日子是难熬的。
一个人住在山村的老屋里，八点不到外面就只能听到一些不知名的虫子的声音，再无其它。
家里有个黑白电视，只能收到两个台，索性就不看了，看到别人报自学考试，也就报了，不过，那依然占据不了我多长的时间。
我曾经有一把小提琴，也能断断续续地拉几个段子，但是一碰那个东西，心情总是好不起来，有几次莫名地滋生着想把它摔坏的冲动，最终没有。
与孤独对抗是艰难的，读书是一个方子，但不能缓解。买书的时候心气很高，恨不得读甲骨文，看的时候却难以入眼，翻过几页就搁置在一边。比如我那时比较崇拜钱钟书，买过一些他的东西，但是那本《谈艺录》至今搁在我的书橱里，除了封面有点陈旧之外，里面洁净无比。类似的还有不少，有时自嘲地和自己说：没准这些东西以后还能升值？
孤独的时间是冗长的，冗长到你非常地着急，不知道自己如何耗这漫长的岁月，时常独自走在寂静的村落中间，除了几声狗吠之外，再无其他。有时甚至出门就是为了等待那两声早已熟悉的狗吠。
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荒岛漂流记》当中，我最感动的是那个小木人，任何困难也许击不到汉克斯，但当小木人被冲走的时候，他嚎啕大哭，因为他连最后一个倾诉对象都没有了。也许你会说，天上还有星星和月亮，四周还有树木与鱼虫，都是可以交流的，但是，它们离你太远，不如小木人如此近距离地陪伴着他，小木人是他精神深处的亲人。
那时，对于此我感同身受。
我还用毛笔抄了一本书，没有任何目的，只是用我的方式记录着走过的日子，那更像是一本日历。
年轻人有着年轻的际遇，在适当的年龄里会发生适当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有无经历过，但是阳光下似乎有过一抹鹅黄色从眼前飘过，似乎也曾轻拂过内心当中柔软的琴弦，终究因为少不更事而恍惚成昨。无所谓成败得失，因为那与成败得失无关，倒是再见青春之前的间或性花絮。
是花，自然想着盛开；是絮，免不了最终的飘落。一个始终觉得境遇不佳的年轻人更多的时候拥有的是自私与偏见，我曾经想过为什么那时总是喜欢奚落着别人，直到多年以后的某一天才知道，那应该不仅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
所有的青春都是相似的，都会是一种美丽的疼痛，哪怕是所谓的孤独。
在拥有很多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直到与青春渐行渐远的时候才发现很多美好正离你远去，只是成年以后只能选择是绝口不提，或者故作轻巧地避开话题。
我的小房间的窗口下栽着一个枇杷树，树叶深绿，足足将窗户堵住，百无聊奈之际，我抬头就能看到它们，它们足足地遮住了我与外面的所有联系，就像那段说不上是灰暗还是光鲜的日子。
那几年，在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消耗中，也读过一些书，还混了个文凭。此外看了几本小说，影响较大的是霍达女士的《穆斯林的葬礼》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的。作为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必读书目，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错过这些好东西，它们多多少少对自己如何直面现实和如何思考人生想来还是有益的。
九
四年之后，我二十二岁，离开了那个学校。
校长很不情愿，在领导面前表现的很激烈，我知道他那样做是在变相地帮我，有着抬高我身价的意味，这也算是他送给我的一份离别的礼物，情感上特别昂贵。
新的学校规模比这儿大，条件比这儿好，通俗意义上来说，更适合年轻人的发展，作为我的同事兼长辈，他们自然希望我更好一些。
而且，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说自己是多么舍不得离开这儿，但是，这不代表自己不愿意去一个新的地方，这是很多人的心理，就像面对自己的故乡。故乡的作用是用来回忆的，总是记忆中的故乡最为美丽，常年生于斯长于斯反倒能错过许多美好。自己当时也是很想离开的，有所谓开拓的成分，也有离开的意味。
我与那个小山坡的告别仅仅停留在某个上午的一回首，那时上山葱葱郁郁，高处的屋脊整齐有致，我知道那里面的孩子以后见到我再也不会喊我“老师”了。
那山坡下的土路我以后也会走得很少很少。那条通往自家的土路，我闭着眼睛都可以骑车回家，有时遇到雨天的泥泞，我会脱下鞋子，卷起裤管，左蹦有跳地避开水凼，减少身上的污渍，冷凉的地面侵蚀着宽大的脚板，那股凉意一直滋扰全身，使人精神十足。
还有那几个纯朴的长者，我们曾经像家人一般相处，以后随着相处时间的减少，情感上是否会疏远……疏远是肯定的，因为那以后的见面会比之前更加客气，客气只能说明着距离，不在一起共事了，共同的话题就会减少，还能说的更多吗？
祈愿大家都好吧！也希望自己好一点，我对离开的自己说。
以后有着以后的经历，同样是在当时觉得充满波折而在现在不过只是平静的生活中偶尔翻起的一两点浪花罢了，只是这些与那个山坡再也无关。
……
成年以后，蜗居在城市的边角之处，依然习惯性地躲在属于一个人的房间之内。背靠着充盈的书橱，很多时候，一本也不想打开，而是呆呆地站立在窗前，散漫地看着外面。外面是更高的楼房，规整的住户，空调的外机被下水通道连接着，区别着楼层的高度。远方是灰蒙蒙的天空和嘈杂的吵闹，不是自己的心太乱，而是在躁动却又刻板的方寸之间，真的很难找到片刻的宁静。
于是，脑海中会不由自主地跳出一些画面：夕阳下，一个年轻人推着自行车在弯曲的小路上，他的前面和后面挤满了孩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支别样的队伍。他们有说有笑，可能还唱着歌，金色的阳光均匀地扑在每个人的身上，一条条红领巾随风舞动，稻田和草地广阔无边，那是一幅天然的油画，那个中间的像王一样的年轻人就是我。
忽然，不远处伏地咀嚼的老牛“嗷，嗷”地叫了两声，然后是阵阵欢笑映红了天边的晚霞。
文学
人生
心旷归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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