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有两大遗憾：一是，我无法找到像李敖这样精彩的人做我的朋友；二是，我无法坐在台下听李敖精彩的演说。
前五百年没有人比得过我，后五百年也没有人能超过我。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李敖
敢做、敢说、敢当。
李敖的狂是众所周知的，但他的狂不是平白无故的狂，而是恃才傲物的狂，有才到什么程度呢？胡适与钱穆都曾想收李敖为徒。
两次入狱，但依旧狂浪不羁，多次依靠自己告赢了他“骂”的那些人，第二次入狱之后，监狱长给号子里的牢头地痞专程打招呼:“别太欺负李敖”。牢头答：“我们看过他的书，听过他的事，心里佩服的打紧，你不说我还怕你暗中使坏呢，放一百个心吧”。
但李敖一向是愈挫愈勇的，在出狱不到四小时之内，李敖迅速发表杂文——《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在此之后，关押他的监狱发生了两次暴动，李敖毫不客气的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心中甚是满足。
讲几件李敖的生平小事。
某次李敖在接受采访时，有人那他和王朔相比:“你和王朔很像啊，都很爱骂人”。李敖听后心中是否不忿，王朔能和他李敖比?
于是李敖十分鄙视的答道:“王朔能和我比?我骂的都是能让我坐牢的人。”后来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朔，王朔不紧不慢答道：“我也敢骂让他坐牢的人，他敢骂能让我坐牢的人吗？
某次李敖进行演讲，讲完之后按照惯例进行问答环节，突然一张匿名纸条送上了演讲席，打开后上面之写了三个字——“王八蛋”。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置之不理，扔掉后继续提问，但李敖可不愿意吃这哑巴亏，于是他拿起这张纸条，高声念出了内容，然后大笑着说：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而这位先生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
李敖批评时人之外，还敢评价古人，例如老子那句著名的“不出户，知天下”。李敖自信的说道，老子是在吹牛，在信息交流不便的春秋时代，是不可能做到足不出户知天下的，而如今的李敖，却足以做到不出户，知天下。
暂且不提李敖是否过于狷狂，但他的这份底气来源于腹中博览的群书，“我如果想看那个最钦佩的人，直接照镜子就好了。”李敖自豪地说道。
在《李敖看世界》这档节目中，蔡康永与女主持人向李敖提问道:“我为你叫屈，为什么诺贝尔奖你只是提名，没有办法获奖”。
李敖答:“因为诺贝尔奖提名太容易了，得奖太难了”。
吴宗宪:“是吗”?
李敖:“很多人说了诺贝尔奖提名，我听了都脸红，为什么呢？因为很容易就会被提名。”
吴宗宪:“很容易吗？”
李敖:“任何大学的语文系教授，就可以推荐你，送到诺贝尔奖那边，就算是提名。”
吴宗宪:“那有很多人都会提名吗？”
李敖:“都可以啊，只要任何大学教授提名吴宗宪，当然你要有本书啊，寄到瑞典，登记有案就算提名”。
吴宗宪:“是吗”?
李敖:“因为提名两个字太容易了，可是入围就很难了，得奖当然更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出卖自己的祖国，你才有机会得奖。”
吴宗宪:“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祖国”?
李敖:“你看，除了苏联文学家写的那本《静静的顿河》是赞美苏联以外，其他都是要和自己的祖国作对，现在流行这样子，要出卖你的祖国，这些洋人才高兴”。
吴宗宪:“那诺贝尔奖对你来说，是不是这辈子最大的挑战”?
李敖:“我很爱我的祖国，而诺贝尔奖现在是不公平的，这个头衔是在外国人手里的,比如奥运会申请，北京在申请，巴黎也跟着申请，但本世纪巴黎已经举办两次了，第三次他还要跟你抢，但中国不是东亚病夫了喔!中国人得了那么多金牌，但一次机会都不给北京，幸亏北京拿到了这个机会，这就告诉我们，总而言之还是不公平的”。
李敖凭借《北京法源寺》一书，被认为是诺奖热门，书中极其巧妙的借历史人物之口，讨论了关于家国、仕隐、生死、人我、因果、出入、忠奸等问题，谭嗣同高呼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为理想与家国洒下了第一滴血，书中的古庙与历史人物的慷慨激昂交织，命运在时代之中交织起伏，尽然坐在书桌旁、置身世俗里，但也仿佛穿梭在古刹的钟声里，亲历那些时代的故事。
豆瓣评分中的一段书评这样说道:“小说开篇千年古刹法源寺，丁香花开时，康有为出场，他时值青年，踌躇满志，想面见光绪，推行变法；小说的结尾，暮年的康有为再次来到法源寺，时隔半世之后，百日维新的失败已经远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也早就舍生取义成仁”。
《北京法源寺》水平很高，于是点燃了国人的期盼与憧憬，坊间流传着李敖奖凭借此书，将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奖。后记之中，李敖记叙了些许在狱中的日子，同时构思出这本书的轮廓，书稿雏形约于1971年八号房监狱之中完成，“八号房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监狱门虽设而常关，饭菜、饮用水、日用品、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墙与地交接点上30*15厘米的小洞；通过高高窗户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在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地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
李敖也在后记中强调，《北京法源寺》并不是“清宫秘史”类的文字，更不是技巧小说，剧情于环境是次要的，更多的是书中历史人物思想的碰撞与摩擦，在这些碰撞与交流之中又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与思想，却并没有多少说教的意味在其中，书中的引经据典、思想之广阔，是如你我这般知识面极其匮乏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在坊间争论《北京法源寺》究竟能否获奖时，国人对这件事的纠结也达到了顶点，而之所以崇拜诺奖，则是因为诺贝尔奖在大众眼中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不论一本作品之前反响如何，如若获奖无疑于为其加冕。于是余华说：“不必过分执著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为什么不能产生让诺贝尔文学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原因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志是比较保守的，抛开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有不少附加因素在其中，而这也会对作品能否获奖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以及立场的不同，很多东方优秀的作品实在西方人阅读时却并不精彩，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很多作品不被欣赏，如果翻译的不够精彩，作品的质量下降则是必然的。
对待诺奖的看法，我们只能将其视为锦上添花，而绝不是雪中送炭的必须、必要，即便没有也没关系，像文字这种半公益半艺术性的东西，绝非某个奖项能衡量其价值，自从莫言获奖之后，国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情也降低了很多，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追捧之火被熄灭之后，更不能认为获奖的莫言，便是因为刻意的迎合西方，在诺奖的评判之中，各种附加因素确实众多，但究其根本还是作品的文学造诣，以各类大家对莫言作品的解读来看，不论是艺术性、还是故事性，莫言的作品是绝不逊色与诺文学将的传统大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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