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作家罗伟章携最新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做客思南读书会，并与批评家程德培、黄德海展开了文学对谈。
《谁在敲门》全书大约63万字，它以一个家庭为故事主线，其中的叙述者“我”，是父亲的三儿子，春明。“我”还有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弟弟、妹妹六个兄弟姐妹。因为要给父亲过生日，“我”从省城跑回了乡镇。过完生日之后，父亲病了，没过多久便告别人世。家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兄弟姐妹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也悉数登场。
6月12日，作家罗伟章携最新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做客思南读书会。全文供图：活动主办方
如果说罗伟章的《饥饿百年》写尽“父亲”身为农民卑微坎坷、坚韧不屈的前半生，《谁在敲门》则以“父亲”的退场为切入点，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和另一个时代的登场。近日，《谁在敲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活动现场，罗伟章还以四川方言朗读了一个小说片段，并清唱了一首《越人歌》。小说美好的语言，有关时代的故事，来自过去的歌词，都为这场分享会留下了特别的时间感。
程德培笑言《谁在敲门》可谓一块“红色砖头”，特别厚重。“罗伟章写那么长的东西，还没有提纲，这是本事。三年写了六十几万字，当然也有人写得更长，但你认真读，会发现他内在的功力还有笔力一点都不假，这点很不容易。”
《谁在敲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
《红楼梦》在敲门
可以说，父亲的葬礼是《谁在敲门》里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
程德培表示，随着父亲的退场，整个家庭也开始“树倒猢狲散”，从这个意义上讲，《谁在敲门》也是一部描写死亡降临与离场散场的小说。“罗伟章曾经写过《饥饿百年》，如果《饥饿百年》写的是生的欲望，那么《谁在敲门》写的就是死的驱动。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死亡的另一侧，死亡没有降临，但它伴随着我们，这就叫死亡的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在敲门’，也是鬼在敲门。”
黄德海更将《谁在敲门》比作一部乡土的《红楼梦》，其情节之复杂，人物之繁多，语言之细腻，场景把控之精准，都吸引读者深深扎进这个故事。“把这本书说成《红楼梦》，有的人或许觉得奇怪，《红楼梦》可不是写乡土的小说，但它是写传统的。我们认真看《谁在敲门》里有关父亲葬礼的那部分，会觉得它很像王熙凤操持的贾母葬礼，等到葬礼结束了，这个家也就七零八落了。”
在他看来，“谁在敲门”可以理解为“《红楼梦》在敲门”，也可以理解为“时代在敲门”“城市在敲门”。“我们身处的时代，复杂、多样、茂盛，又渐渐变成我们把握不住的样子。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乡土正在慢慢退场。我们看书里的第三代、第四代，这些孩子不管读不读书，基本上全部进城生活。那么留下的农村还是农村吗？这里面还有很多引人深思的东西。”
黄德海（左）、罗伟章（中）与程德培（右）
写一个时代，以及时代下的人和情绪
罗伟章坦言，《谁在敲门》于他而言是一次冒险，也潜藏着他的“野心”。“路遥写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但我们的时代比路遥的时代复杂得多，眩晕得多。在路遥的时代，人们可以看穿很多东西，比如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碰撞，所有对抗的力量都非常鲜明。但在这个时代，我们能清晰地找出多少对抗的力量？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这些概念都太笼统，笼统就空，就不着边际。所以，我想用这部小说来写这个时代。”他说，如果非要概括，《谁在敲门》写的是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下的人和时代下的情绪。
前不久刚放开了三胎政策，罗伟章就一直在想，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大多不愿意生三胎。“很多人说工作生活压力大，如果只写到这层，那我的写作没有意义；再往深处想一点，或许是对以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心抵抗，但还是不够；后来我看到两句话，觉得自己被照亮了。罗素就说劳伦斯不应该有孩子，因为他没有根，没有传统。我看了这几句就理解了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他们很多是独生子女，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我们上一辈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到他们这里断了。我的小说如果写到这份上，我就满意了。”
黄德海表示，《谁在敲门》提醒我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那些我们曾经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比如父亲在医院里治了一个星期，治不好了，“我”就会想要不要让父亲回家。这不是农村人怕花钱的问题，而是“我”也有一个思路的调整——不要让老人再受罪。此外，还有风俗的影响，当地认为老人应该在家里咽气，在外边的话魂魄回不了家。“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不大常见的，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准则来管理社会，可是在这些风俗里，还有一些东西，轻微地保护着人类最脆弱的地方。”
此外，《谁在敲门》里流露出来的乡村伦理同样值得关注。整部小说读下来，程德培感觉年轻时关注的现实主义好像又要冒出来了，但是这个现实主义不是教条概念里的现实主义，它是生机勃勃的，有生命力的。
他认为小说里写得最好的一个人物是大姐夫，一个基层书记。“大姐夫家里有各种各样的香烟，什么人给什么烟，这里面很有讲究。发烟的学问，就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写照。”程德培说，“要了解中国的乡村，一定离不开形形色色的村长、基层干部，他们既是最熟悉村民的人，又懂得政策，他们形形色色，是联系上面和下面最重要的黏合剂。”
罗伟章
让人宽阔的，是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很奇怪地，对以往的小说，罗伟章总能讲出它们的诞生过程：怎么想到故事结构的，人物是怎么一个个出来的……但对《谁在敲门》，很多细节已然一片空白。
小说的缘起倒是有迹可循。罗伟章说，2016年秋天，他去川西芦山县的文联挂职，那里曾于2013年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他先去了震中，那地方叫白伙村，除了一块漆有“震中”的石头，已看不出地震的任何痕迹。他接着跑县城，新县城，老县城，边闲逛边记下一些地名和店名，猛然间听到一个人喊另一个人的名字，也把那名字记了下来。
“我就想，这个陌生的名字，它背后有故事吗？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长什么样，有什么样的性格？他/她的父辈、祖辈又是什么样，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一天走下来，罗伟章希望自己能记住所有偶然间听到的名字，也隐隐希望这些名字能产生某种关系。
有一天，他来到县城里的根雕一条街，走进一家店，店里冷冷清清。他事先声明，自己只看不买，但老板还是热情地带他看这看那，还喊老婆把茶泡好。在这个偏远的地方，罗伟章感到了孤独和寂寞，那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从根雕店回到宾馆后，罗伟章就写下了这句话：“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 ”这句话，就是小说《谁在敲门》的第一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就被放在那里，安安静静，一动不动。直到回到成都，有一次在家吃饭，电视里响起了几个身穿民族服装的男女的歌声，他们荷锄走在田间，边走边唱，罗伟章突然就泪流满面。
“我后来想，在某些时刻，我心里也曾响起过这样寂寥的欢歌。”他说，芦山县有一条芦山河，和他老家的清溪河有点相似，这两条河在他心里变成了一个地方。他想起了儿时经历的孤独，也想起了自己被下派到芦山县时的孤独。“我觉得每个人最要珍惜的是自己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你宽阔的，不是坚硬的部分，而是柔软的部分，比如水泥地和土壤，土壤才能生根发芽。而那个柔软的部分，往往是你难以发现的部分。”
小说里写到春明的母亲在春明五岁那年去世了，这部分其实也有罗伟章自己的影子。“孤独对人很有伤害，但恰恰是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呈现的最充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当我在一片黄沙旷野里行走的时候，我只有自己。我知道我来到这个世上，其实是孤独的，但又是有意义的，我可以拯救自己。”
现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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