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对恐惧症》是一部糅合了各种不同文体的小说集，它混合了科幻、文学性的现实主义小说、民间传说、鬼故事和当代媒体素材，成为一团美味的有推理因素的小说集合。
这部书重审了许多女性主义主题，把这些内容非常多样的故事连接起来。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女性的声音，我们的社会总是想找到不去聆听这些声音的理由。“歇斯底里”，这个词是一个经典的借口。马查多的〈驻村者〉有和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黄色墙纸》类似的精神，它探讨了当代语境中的“疯癫”。一个作家开车去往山区一个驻村地，试图推进她的小说写作。然而，这个驻居地和那里的人们都不能使人放松，主人公遇到了被碾压的动物，神秘的疾病，还有一个无名的、主人公总是忘记其话语的女人。故事的语调是阴暗的，深夜读这一篇会令人不舒服又兴奋。叙事人把她当下的经验和女童子军露营的经历并置，经由他人完成另一重对过去经历的出卖。过去和现在的界限模糊了，叙事人陷入了“疯狂”，并且不信任其他的驻村者。这种疯癫/着魔的主题是以一种元叙述的方式表达的：另一位叫莉迪娅的驻村者批评道，女主人公正在写的小说不过是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变体，而且这种东西已经过时了。作为读者，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期待和我们各自的信仰体系。我们到底选择哪种呢？是叙事人的证词，还是更容易、更舒适的对于疯癫的诊断？叙事人到底是在讲述客观真实，还是只是另一种阁楼上的疯女人？
——Jen Corrigan〈推理的女性主义：关于卡门·玛丽亚·马查多的《派对恐惧症》〉（原载于文学杂志The Coil Magazine）
驻村者（节选）
[美]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叶佳怡 译
在我申请去“恶魔之喉”通过后两个月，我向妻子吻别，离开城市，驾车往北朝向皮××山脉开去。我以前参加的女童子军就是去那里露营的。
那封信就放在我旁边的副驾驶座上，用笔记本压住。那张纸几乎跟布料一样厚，不像那种比较轻、比较便宜的纸品随风翻动，它只会偶尔因为风而抽搐一下。纸张顶端有金色叶子浮雕，还有一只老鹰正把挣扎的鱼从水中啄出来的剪影。“亲爱的梅××小姐。”上面写着。
“亲爱的梅××小姐。”我一边开车一边喃喃自语。
风景变了。我很快开过郊区和大卖场，接着是一片片的树林和矮丘，然后穿过一条浸泡在钨丝灯光内的隧道，车子的速度开始减慢，再逐渐沿着蜿蜒的路往上开。这些山其实很近，距离我家车程才两小时十五分钟，但我最近很少见到它们了。
路边的树木逐渐消失。我路过一个招牌：“欢迎来到雅××！我们很高兴看到你来这儿！”这座小镇很破败，看起来灰突突的，就像散落美国各地的许多老旧的煤矿和钢铁小镇一样。我会把中央大道旁的房子描述为摇摇欲坠，但这个词本身暗示了某种魅力，而此处并没有。一个红绿灯挂在杳无人迹的十字路口，除了有只猫从垃圾桶后方冲出之外，这里毫无动静。
©Kristoffer Axén
我的小木屋是栋非常宽敞的建筑，里面有间足以俯视湖畔的办公室——应该说以后可以俯视，毕竟得等雾气散去。屋子甚至还附有一座小露台，若太阳不大，或没下什么雨时，你可以在露台上工作、休息，或者观察环境。屋子是有点年头，但非常稳固，令人心安。我在屋里四处走动，试图理解每个接头、每道栏杆，然后摇晃它们，确认是否有什么地方腐烂，以防它们像麻风患者烂坏的四肢一样被我扯下。不过一切似乎都很稳当。
屋内有一串木牌坐落于书桌上方的架子上。我乍看以为是摩西的十诫，但站到椅子上端详后，才发现是一连串人名清单——有些看起来很清楚，有些难以辨识——总之全是之前驻村者的名字。那些人名、日期和玩笑话，连在一起就像某种达达主义诗作。
所罗门·塞耶——小说作者。昂丁·勒·福尔热，画家，六月十九日——。埃拉·史密斯“充满爱的夏天！”悉××
我皱起眉头。有个人的名字跟我一样——另外一名驻村者——而且也住过这栋小屋，不过是多年前的事了。我用手指抚过我的名字——抚过她的名字——然后在牛仔裤上抹了抹。
这个概念真有趣， 驻村者 。乍看会觉得一切皆为偶然，就像捡到一块石头，但把石头翻过来又发现底下充满生命。驻村者有自己本来居住的地方。你一定是某座小镇或某栋房子的“居住者”，但又在此地成为这个空间的居住者。你确实住在这里，但当然也不完全定居在此。你是来此地造访之人，但又跟“访客”不同，因为访客通常代表会在晚上离去后一路驱车驶入黑暗，而 驻村者 会把电水壶带来布置好，并在此地待上好一阵子——你居住在此地，同时居住在自己的思想中。你得找出这些思想，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不过一旦精准找出这些思想的所在地，就再也不用驱车离开。
书桌上有封信，内容是欢迎我来到哀鸽小屋，另外鼓励我将名字留在最新的木牌上。坐在书桌前，我能看见一半门廊，浓厚的大雾吞没了栏杆和后面一切光景。
我打开背包，把笔记本放在电脑旁，电脑在桌上发出如同某种预兆的巨大嗡嗡声。小说呀。 我的 小说呀。
我开始工作。我决定把我的小说大纲列在索引卡上，这样才能随意改变它们的顺序和位置。整个墙面都是软木板，所以我把卡片以网格结构排列，钉在墙上，把露西尔的磨难与胜利以容易操作的方式放上去。有条蜈蚣在墙上爬，我用一张卡片钉住它， 露西尔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始终是个糟糕的谎言，从头到尾都不例外 。我把蜈蚣的身体在墙面上抹烂，但它的脚仍在抽动。我又写了一张新的卡片，丢掉。钉在正中央的卡片写了 露西尔在秋天的湖边发现了自己的性向 ，而故事情节就在此戛然而止。我的目光扫过这些卡片。 巴克斯特逃走，被一辆车撞了。露西尔的女友因为她有“派对恐惧症”而分手 。 露西尔入选艺术季 。我很满意目前的进度，但还是有点担心，因为不太确定要怎么最大限度地强化露西尔经历的苦难。没得到艺术季的最大奖还不够，应该是吧。我泡了一杯茶，坐下，在晚餐之前一直盯着卡片瞧。
©David C. Sampson and Michael Renaud
阿内勒在某天傍晚来到我的小屋，准备进行我之前答应过的肖像拍摄。她看起来大汗淋漓，但得意扬扬，身上交错着好多大台相机的背带。我瞄了她身后一眼，远方有暗云聚集。有风暴要来吗？
“还有好一段时间才会来，”她仿佛能读透我的心思，“至少还需要几小时。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我保证。”我们先是往旅馆的方向走，接着走上岔路，到了大约半英里外的一片草原。随着我们往前走，草变得越来越高，最后已到达腰际，我不止一次弯腰把长裤裤脚往袜子里塞好，以免又被跳蚤咬。第三次这么做时，阿内勒停下脚步看我。她微笑，然后继续往前走。
“你喜欢参加女童子军活动吗？”她问，“参加了多久？”
“从幼女童军直到资深女童子军。大学毕业前几乎都参加过。”“幼女童军” [1] 这个词在我嘴里碎裂开来，仿佛某种令人倒胃口的酸馊食物，我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你看起来不像个女童子军。”她说。
“什么意思？”我问。
“你似乎有点——脱俗？我大概一直以为女童子军总是精力充沛，又热爱户外活动。”
“童子军活动可能同时带有两种特质吧。”我停步低头看自己的腿，一截创可贴从我的短裤底下探出头来。阿内勒没停下脚步，我赶紧跟上她。那些草突然就没了。我们站在一棵巨大的榆树边。树干前面有张被漆成白色的熟铁椅。
“噢，时机正好，”阿内勒说，“光线正好。”我不是摄影师——我从未将自己视觉上的观察能力专业化，我关注的是理论、视角问题和一些叙事冲动——不过此刻她也无须对我多做解释：太阳很低，万物都沐浴在蜜色光线中，包括我的肌肤，而即将来袭的风暴涂暗了树木后方的天色。若我们往风暴的方向驾车而去，只要拍摄后视镜，就能展现出来自过去的光，以及在未来等待的黑暗。
阿内勒递给我一条白床单。
“你可以穿上这个吗？”她问，“只穿这个。就把床单缠在身上，用任何你觉得舒服的方式。”她转身开始设置相机，“跟我聊聊幼女童军的生活。”她说。
“噢，”我说，“幼女童军就是一群小女孩。都是幼儿园的年纪。她们也被称为布朗尼，名字取自那些住在人类家里、为了交换礼物而工作的小精灵。那个故事很长，总之就是有对调皮的兄妹贪玩，不想帮爸爸清理屋子。”我解开上衣扣子，打开胸罩钩子，“然后奶奶出现了，她说附近有只老猫头鹰，要孩子们去问有关小精灵的事。虽然实际上，两兄妹都听到她这么说了，最后却是小女孩去找猫头鹰——”
我把床单紧紧包在胸口，像是非深夜时段电视节目中矜持的情人。“我准备好了。”我说。
阿内勒转过来。她走过来帮我摆弄头发。“她找到那只猫头鹰了吗？”
我试图稍微皱起眉头，但阿内勒已经开始往我嘴上抹唇膏，动作很笨拙。“找到了，”我说，“她找到了，于是获得了谜语，就是让她找到布朗尼的谜语。”
“天杀的。”她喃喃自语。她在我的嘴唇外围擦来擦去，指尖因为化妆品的蜡而滑溜溜的。“抱歉，我把唇膏涂出去了。”她重新开始擦，“那个布朗尼谜语的内容是什么？”
[1] 幼女童军的英文是“brownies”，跟名为“布朗尼”的巧克力蛋糕的拼写一样，作者在此处使用了同一个词的双重含义。
©Pieter Henket
我的下半身露出来了。有那么短短一秒，我确定自己看到远方有闪电伸出来弹了我一下，仿佛一根上帝的手指。
“我不记得了。”我悄声说。阿内勒的目光离开我的嘴。在把唇膏管旋转关上前，她意味深长地盯了我一秒钟。
“你很美。”她说，这语气究竟是仰慕还是安抚？我实在很难确认。她把我推到那张椅子坐下，然后回到相机旁。因为天热，我皮肤上出现一层光滑的汗。一只蚊子从我耳边尖啸而过。我还来不及把它赶走就被咬了一口。然后我第一次注意到相机的存在。她一定是在我换衣服时架好的。那看起来是台老式相机，拍照前，阿内勒似乎得先躲进一块厚重的布，眼睛紧贴相机，拍照时还得按压一条软线末端的按钮。我不知道还有人在用这种相机。
她发现我猛盯着看。“这叫大画幅相机。用的负片跟你的头差不多大。”她把我的下巴往上抬了点。
“那么，”她说，“我需要你跌下来。”
“什么意思？”我问。我感觉有一股雷鸣的波动穿越椅子骨架。她原本的要求中并不包含这个细节，我很确定。
“我需要你跌下椅子，”她说，“无论你如何落地，总之维持那个姿势。眼睛保持睁开，身体不要动。”
“我——”
“我们越快做完，被雨淋湿的概率就越小。”她的语气坚定、友善。她给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接着消失在相机的盖布底下。
我迟疑了。我看着地面。草看起来反射着日落光线，但我仍能看见下面的泥土和石块。我不想弄伤自己。老实说吧，我甚至不想把自己弄脏。
阿内勒从盖布底下走出来。“一切都还好吗？”她问。我望向她的脸，接着望向地面，然后不小心跌倒了。
事情实在发生得太快：首先，地面没想象中那么硬，反而像肥料土般凹陷下去；躲在阿内勒身后的阳光则在此刻从她腿间绽放光芒，仿佛某种神秘的请求。我听见快门被按下的清脆咔嗒声，仿佛有某种昆虫咬了什么一口。当时出现一道闪电，形体清晰，叉子般的形状划过天空，就在远方旅馆上头。太多征兆了。我在那里感到异常满足，就在地上，仿佛再待上几小时也没问题，仿佛可以就这么听着蝉鸣，观赏光线不停变化然后消失。
然后阿内勒跪在我前面，扶我重新坐起来。“我们得跑起来！快跑！”她说。就算我感觉到一丝怒气或诡异，这些感觉此刻也被她如同小女孩般的呼喊给捻熄了。她把我的衣服丢给我，收起相机。在那一刻，那天的最后一丝热气消散，仿佛被吸入排水孔，取而代之的是下雨前的凉气。阿内勒开始跑，我跟在她后面，把衣物紧紧抓在胸前，床单在我身后拍打飘动。我感觉轻盈、优美。我大笑。我没有回头望向天空，但完全能在脑中想象那个画面，仿佛我早就看过了：云朵如同酒吧中的男人向我们席卷而来，令人窒息，而我们一边笑着一边躲开。然后我听见雨声，听见有什么被撕裂，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跑上旅馆门廊。等我转身时，远方的树、天空，甚至就连我们的车都已被大雨抹消。我全身湿透。现在床单很脏，沾满东西，半透明地贴在我身上，仿佛一只保险套。我觉得自己好几个月没这么雀跃、开心了，甚至可能好几年都没有过了。
这算友情吗？生活原本就该是这样吗？这感觉就像我狂喜地撞见了幸福，一切感觉都很对、很正确。阿内勒看起来很美，几乎没喘气。她对我微笑。“谢谢你帮忙。”她说，然后身影消失在旅馆中。
©Inge Van Heerde
我的小说有了进展。我发现是索引卡阻碍了写作，所以干脆逼自己坐在键盘前努力工作，写呀写，直到从卡住我的壕沟中爬出来为止。我有时会坐在门廊上，假装自己在接受公共广播电视台的名人专访。
“写作时，我感觉像是被催眠了。”我告诉特里·格罗斯。
“那一刻到来时，我就知道一切即将有所改变。”我告诉艾拉·格拉斯。
“腌渍物，还有虾。”我告诉琳内·罗赛托·卡斯珀。
我会撞见其他吃早餐的人，但频率不高。某天早上，迭戈跟我聊起前一晚的社交活动——我没去参加，因为我的小说快写到高潮，所以宁可处理露西尔的社交活动——然后在谈话间提起了一个令人在意的词： 殖民者 。
“殖民者？”我说。
“我们组成了一个艺术家聚落，”他说，“这个聚落占领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算是殖民者，对吧？就像哥伦布一样。”他喝光橙汁，起身离开餐桌。
我想他应该只是想说些有趣的话，但我深感惊骇。驻村者这个词带有居民的意味，是一个意义丰富又妥当的称谓，就像我去哪里都乐意带着的一把伞。但现在，“殖民者”这个词却露出尖牙在我身边落了脚。我们殖民了什么？殖民了彼此的空间吗？殖民了荒野？我们自己的心智？虽然根据我之前的定义，“殖民”跟“定居”在自己心智中并没有太大差别，但这个想法仍令人困扰。驻村者代表的是，有扇门被装在你大脑前方供你打开走进去观看，而你走进去时面对的是你之前遗落的各种东西。“我记得这个！”你可能会拿起一只小木蛙这么说，又或者是一只没有脸的、软趴趴的破布娃娃，又或者是一本绘本，而当你逐页翻开时，之前阅读的感觉和印象会全部重新涌现——比如一朵伞上缺了一角的毒蘑菇、随风飘动且闪闪发光的秋叶，或者是和马利筋一同舞动的夏日微风。相反，殖民者听起来相当恶毒，仿佛你是踢开自己心智的大门，然后发现里面有不认识的一家人在吃晚餐。
此后只要开始工作，我就会在自己的心智入口处感到不对劲。我难道真的只是个入侵者吗？难道我只带来了有天花病毒的毯子 [2] 和谎言吗？我心智内尚未被发掘的秘密和神秘之处又是什么？
[2] 在历史上，欧洲殖民者曾将带有天花的毯子交到美国原住民手上。
©Kristoffer Axén
阿内勒提议大家在某天晚餐时分享一下目前的工作状况。我有点犹豫，但其他人似乎很有兴趣。“不然就今天晚餐之后？”莉迪娅提议。我把鸡肉在盘子里推来推去，就希望有人能意识到我的不悦，但似乎没人发现。
于是明明是饭后消化时间，我们却得盯着迭戈的画作：那几幅画描绘的是反乌托邦的世界，领导者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僵尸。然后，“那名画家”让我们进入她的工作室，但没对自己的画作说一个字。她的工作室从墙面、地板到天花板都覆满小小的方形帆布，每幅画上都仔细地画上了令人不安的红色图样。那些图样很像手印，但多了一根手指，尺寸跟人类相比实在太小。我完全不敢近距离观看，就怕发现它们每个都的确一模一样。
我们走进本杰明的工作室时，他正在扫出一块空地以供大家站立。“小心，”他说，“地上很多玻璃。”我站在靠墙的地方。他创作的雕像由黏土、碎瓷片和窗玻璃碎片组合而成，体积都很巨大。这些雕像大多是神话人物，但另外还有一尊腿间卡了一片锯齿状玻璃的美丽裸男。“我把那座称为‘威廉’。”本杰明发现我在看那座雕像时这么说。
阿内勒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照片。“这是我最新的系列，‘艺术家们’。”她说。所有人都先移动到自己的照片前仔细品味，然后才开始观赏其他邻近的作品。莉迪娅笑了，仿佛想起某段令人开心的童年梦境。“太喜欢了，”她轻声说道，“这些作品经过设计，但不刻意。”
每幅照片都被放在工作室的不同位置。在照片中本杰明躺在湖畔，一身是泥，看不出手脚的身体裹着好几条脏兮兮的麻布，仿佛一只被蜘蛛网包起来的苍蝇。他张开的双眼紧盯天空，但眼神呆滞，眼里映出一只鸟的影像。迭戈瘫倒在旅馆阶梯下面，身体笨拙地往不同方向突出，深色虹膜随瞳孔扩张而膨大。莉迪娅则在照片中站着，脖子上有根套索绑在树墩顶端，她的身体往前倾，双臂往两侧伸展，脸上出现宁静的微笑。至于我的，怎么说呢。
阿内勒走到我身边。“你觉得呢？”她问。
我已经记不太起来那个下午的事了——在我们气喘吁吁冲过草原之前，一切曾经存在的动态都像一幅模糊的水彩画─而此刻在照片中的我看来死气沉沉，而且是无从挽回的那种。我的身体跟迭戈一样瘫倒在地，仿佛原本端庄地坐在椅子上，但忽然心脏遭到枪击。照片上能看见我身上的许多绷带。我的乳房从床单底下滑了出来——这部分我没印象了——而我的眼神中一无所有。或者更糟：我的眼神中有着空无。不是少了些什么，而是展现了空无。我感觉正预先目睹自己的死亡，又或者看着早已忘记的糟糕回忆。
就跟其他人的照片一样，构图非常美，颜色的饱和度完美无缺。
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难道该说她彻底背叛了我的信任？说我们美好的下午被她毁了？说我感觉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下被人揭露了隐私，而她该为此感到羞愧，即便她显然毫无感觉？我无法看她。我跟着人群走向莉迪娅的工作室，她在那里为我们演奏了部分曲子。那段演奏优美得令人生气。她先用一首歌的几个乐章描绘了一个意象：有个女孩逃出庄园后误入附近森林，差点在上涨的河岸边死去，接着化身为老鹰。接着她开始陈述“诗”的部分，在诗中，一个年轻女性在太空中漂浮，她思索着各个星球，以及自己在意外被发射出运行轨道前的人生。
©Alan Schaller
轮到我的时候，我拘谨地读了一个短短的段落，场景是露西尔拒绝了她以前的钢琴老师给她的礼物，接着又闯进钢琴老师的屋子取回礼物。
“站在火焰炽烈的炼狱之前，”我如此作结，“露西尔意识到两件可怕的事：她的童年无比寂寞，而她老去之后，若真有机会老去的话，情况只会更糟。”
所有人礼貌地拍拍手，然后就呆站在那儿。我们走回旅馆的餐桌边休息，开了几瓶酒。
莉迪娅把我的酒加满到杯子边缘。“你是否曾担心，”她问我，“自己其实就是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3] ”
“什么意思？”我说。
“你是否曾担心，自己写的是那种‘阁楼上的疯女人’的故事？”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知道的呀。就是那种老派的桥段。去故意把一个女主角写得超级古怪。实在是老套得令人感觉有点疲乏，而且，玩不出新花样了吧。”——她在讲到这里时做出一个手势，因为太用力而把几滴红酒洒到桌上——“你不觉得吗？还有那种疯狂的拉拉角色？不觉得也算是某种刻板印象吗？你就没想过吗？我是说，我也不是拉拉，就是表达一下看法。”
空气瞬间出现了一拍子的静默。所有人都在仔细盯着自己的玻璃杯。迭戈把手指伸进酒杯，把某个看不出来的渣渣从液体表面捞起来。
[3] 这是一个早期的女性主义概念。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1936— ） 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1944— ）在1979 年出版了《阁楼上的疯女人》（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一书，其中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常将女人分为“天使般的纯洁女性”和“反叛的疯女人”。
“她不古怪，也不疯狂，”我最后终于开口，“她只是——只是一个容易紧张的角色。”
“我从不认识这种人。”莉迪娅说。
“那个角色就是我，”我进一步解释，“多少有点像我。她只是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莉迪娅耸耸肩。“那就别写你自己。”
“男人就能写私密的内心世界，但我就不行？我这么写就是自我中心吗？”
“身为一名艺术家，”迭戈插话，试图改变话题的方向，“你一定要愿意拥有强大的自我，并愿意把一切赌在这个自我上。”
阿内勒摇摇头。“你必须努力创作。自我只会制造问题。”
“但如果没了自我，”迭戈说，“你的创作只是一堆写在笔记本上的胡言乱语。你的艺术也只是随笔涂鸦。自尊心会敦促你拿出够重要的作品，也是你收了钱得交出的成果。”他指了指环绕我们周遭的旅馆，“自尊心敦促我们说出重要的话，而且是足以出版或展现给世界看的话。”
“那名画家”皱眉，说了一些我自然是听不见的话。所有人都喝了一大口酒。
Painting by loci
那天晚上，某种感觉流过我的身体。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会在拜访祖母时把袜带蛇吓出草丛，而它会为了保命蹿入堆积密实的木柴堆下，由于动作很快，那条充满肌肉的身体会瞬间绷直，然后窸窸窣窣消失于黑暗。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那样，仿佛迅猛地坠入某个地方，速度已快到身体失去控制。我爬回床上。我做了个梦。
梦中，我坐在妻子对面，她没穿衣服，但身体上包着某种薄纱类的布。她一只手拿着写字夹板，另一只手上的铅笔一路往下移，仿佛正一一确认某张列表上的项目。
“你在哪里？”她问。
“恶魔之喉。”我说。
“你在做什么？”
“拿着一只篮子穿过森林。”
“篮子里有什么？”
我低头看，东西就在那儿：四个美丽的球体。
“两颗蛋，”我数着，“两颗枣子。”
“你确定吗？”
我没有再往下看，害怕看了就得改变答案。
“确定。”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不知道。”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不确定。”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无法判断。”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不记得了。”
“穿过森林会有什么？”
我没能回答就醒了。
在这里，在恶魔之喉这里，一切感觉都不对劲。我厌恶自己戏剧化的想象，所以试着去想象跟自己体验相反的感受，想象我当下的巨大痛苦其实一点也不要紧。想象让我感觉渺小的不过是某种最微小的琐碎细节，比如昆虫的复杂喜剧和悲剧。如同原子们舞动。如同一粒中微子钻过整颗地球。
©Kristoffer Axén
为了把注意力从我的问题上转开，我决定继续探索这片湖。我离开我的小屋，往我先前看到独木舟的地方前进。独木舟已经不在了，但我仍认得那里水流涌动的节奏，以及湖岸往远方蜿蜒而去的轨迹。我沿岸又走了大约半小时，查看岸边的卵石和沙子，折断那些破坏树林轮廓的枝条。终于，我来到一个小码头——这里也没有船，但我几乎能感觉到船身的硬木纹理摩挲着大腿后侧——有条细长的红缎带绑在树干上，标记出树林间的一道裂口。有条小径。
我开始沿着小径走。我几乎能确定就是这条路。确实，我每转一个弯之前就能记起这里有个弯，只不过之前是从另一端走过来的。我搭船游湖过吗？又或者只是坐在码头上？而我身边——当时在我身边的又是谁？
一只动物发出惨叫，我停步。那是出于受苦、恐惧或交配发出的声音，客观上令人感到恐惧。是渔猫吗，还是熊？
但接着，我看到有个年纪很小的女孩站在树旁，顶多五六岁吧。她的双眼张得很大，眼眶湿润，仿佛之前正在哭，只是因为听见我笨拙地踩在森林地面的脚步而停下。她穿着短裤、及膝袜和球鞋，荧光绿的汗衫上用泡泡图样的字体写了“没错我可以 / 成为顶尖的饼干销售员”。
“你好，”我开口，“你还好吗？”
她摇摇头。
“迷路了吗？”
她点点头。
我走向她，伸出我的手掌。“如果你愿意，可以牵住我的手，我们可以一起走去营地。你是跟女童子军一起来的，对吧？”
她又点点头，然后把柔软的小手交给我。我没预料到我们的两只手能这么紧密地合在一起。我们开始走。我想起曾和阿内勒提起“布朗尼”的故事，当时我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但眼下却遇见了能回答的人，实在太幸运了。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
她慎重地点点头，但没看我。终于——总算有个人跟我个性相合了。
“在布朗尼的故事中有一条顺口溜，你知道吗？”
我可以感觉一阵战栗穿过她的身体，然后通过她温暖、湿润的手传入我的身体。
“抱歉，”我说，“你没必要唱出来。”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小段路。这边小径的杂草长得太高，实在不像个适合年轻人露营的地方。
“扭扭我，转转我——”女孩开始念。她的声音钢丝般纤细有力。她结巴起来，我也没逼她。我们继续走，只有在必须避开一片毒漆藤时才打断行走节奏，当时有束阳光让一整片油滑的叶面闪闪发光。
“扭扭我，转转我，让我看看小精灵，”她继续往下说，“我望向水里呀只见——”
她停住，我想起来了。
“我自己。”我低声说。
©Caleb Stein
太吓人了。简直古怪至极。难怪我的记忆自动删去这条顺口溜。怎么会派小孩去找一只受人控制的神秘小精灵，还让她念那条顺口溜？就算那孩子没掉进池塘里淹死，没在夜里迷路，最后也只会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受人控制的小精灵。而且不是她的哥哥，容我提醒各位，是那个妹妹。在那个故事中，所有成人和会说话的动物都是嫌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这位主角，就是主动把她送上那条面对伤害的颠簸道路。
“我懂。”我对她说。
小径变宽了，接着我们抵达目的地，就站在营地边缘。远处，有个军事风格的大型平台帐篷围住了黑漆漆的火坑。附近有一批刚劈好的柴，上面披着一张蓝色油布。我们左边有座低矮、宽大的建筑，建筑前方有群十几岁的女孩聚集在好几张野餐桌边。声音在她们头上如同烟一般聚拢：交谈声、野营餐具的碰撞声、汤勺敲到汤锅的声响、长板凳的吱吱嘎嘎，还有豪迈的笑声。我们从林间走出来时，有个女孩跳起来，她身材高瘦，皮肤是晒过的褐色，身上穿着一件画了熊的宽大Ｔ恤。
“埃米莉！”她说，“你是怎么——？”
“她在树林里乱晃。”我说。我等着她问我是谁或从哪里来，但她没问。她稍微歪着头，长相中有种比她的年龄更成熟的气质，某种反常但又得体的姿态。或许她在等我问大人在哪里，但放眼望去一位也没有，至少我没看到。这个问题可以说几乎毫无必要。如果文明世界终结，这些女孩将永远在此地与这些野营餐具、营火、急救用品和故事待在一起，而大人在哪儿其实无关紧要。
“谢谢你带她回来。”她说。她牵起埃米莉的手。
“你们看起来都好开心，”我说，“很满足的样子。”
女孩淡漠地笑了一下，双眼因为某个还萦绕在脑中的笑话而发亮。
“谢谢你刚刚跟我聊天。”我对埃米莉说，她对我眨眨眼，接着跑向野餐桌，在那里，年纪比较大的女孩们七嘴八舌地跟她打招呼。“再见。”我对那个大一点的女孩说，接着走回树林。
等我从另一端走出树林时，光线已经改变。我脱下鞋子走向水边，再走入水里。湖水一波波涌上来拍打我的双腿。
“扭扭我，转转我。”我喃喃自语，站在石子堆上缓慢旋转。许多小石子卡进我脚跟柔软的凹槽。“让我看看小精灵。我望向水里呀只见——”
我俯身搜寻自己的脸，却只看到天空。
选自《派对恐惧症》，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05
“这些故事就像雨滴入池塘般汇流起来。每个雨滴都来自不同云朵，但只要它们汇流在一起，就很难分辨它们的不同。”——这是《派对恐惧症》这部短篇小说集当中，第一个故事〈为丈夫缝的那一针〉的女主角，对“女人们的故事”提出的看法。某程度上来说，这段话亦可用以概括本书的八个故事，以及故事中的故事……它们是来自不同云朵的雨滴，诉说着女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小说中登场的女性有的性格分明，有的则样貌模糊，因为她们其中有些早已汇入池塘，难辨形貌，但卡门·玛丽亚·马查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一方面透过如镜面般的池塘之水，映照出女性的集体宿命，却又捕捉了水滴入池之前的某些瞬间，凸透出既澄澈又扭曲的光影，构筑成这部结合了众多类型小说元素，却又能独树一帜的秀异之作。
〈驻村者〉是较明确化用女性主义典故与展现女性自觉的一篇。故事里的女主角是个小说家，她在某个名为“恶魔之喉”的地点短期驻村时，一方面和其他艺术家争辩自己的作品并非陈腔滥调的“阁楼上疯女人”形象，一方面则因为当地亦是她童年时代担任女童军时的露营之处，而在驻村期间逐渐召唤出失落的记忆碎片。马查多带点自嘲地在最后让女主角形容自己“简直像哥德小说里走出来的角色”，并且思索着“哪个情况更糟呢？写了一个公式化的角色？成为一个公式化的角色？要是不只成为一个公式化的角色呢？”
这不免令人觉得，马查多刻意将女主角的名字设定成介于有姓名与无名之间的“梅OO”，某部分也投射了她个人对女性创作的思考和怀疑。女性创作者一方面挑战了过往女性难以发声和言说的传统，但许多时候，她们仍然只是不被记住的，可以任意代换的，匿名的“梅OO”或“XOO”。从这个角度来看，或可将〈驻村者〉视为马查多以行动所实践的女性自我对话。如此一来，这篇故事为何要选择以一种突然向读者说话的后设形式收尾，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作者给予读者的祝福。她说：“许多人从来不想，或者一辈子都没在黑暗中真正面对过自己的内心。我也祈祷能有一天，你会在水边转圈，倾身，然后有办法跟其他幸运的人一样，看见自己。”
但是，如何才能穿越黑暗的森林，倾身看见水中的自己？小说从第一页已经给了提示，她建议：把故事大声读出来。把故事读出来，动员所有的感官与呼吸去感受身体、感受存在、感受气味与质地、感受性与疼痛，就会发现身体的故事不可能只用眼睛阅读，每个故事都有细微的差异和不同的肌理。那么，所有女人的声音“就算交换使用也不会有人察觉”的状况将不再发生，到那时，她们或许就能在无数水滴汇聚成的池塘前，看见水面映照出的，属于自己的那朵云。
——黄宗洁〈池塘与水滴——《派对恐惧症》〉（原载于镜文化每周五书评栏目“黄宗洁书评”专栏）
|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1986年生，美国作家、批评家。她的作品以充满荒诞的想象力著称，曾入选美国年度最佳怪异小说选集等。《为丈夫缝的那一针》入围2014年星云奖决选名单。她的小说集《派对恐惧症》入围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该书中文版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题图：©Kristoffer Axén
责编：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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