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1949---），1979 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登上文坛，在 30 年的创作历程中，先后完成了《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发条鸟年代记》和《海边的卡夫卡》等主要作品。如今已声名远播，不但出落成为日本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而且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成为代表日本走向世界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1987 年，以代表作《挪威的森林》的问世为标志，村上春树完成了一场小说艺术的“个人革命”。村上文学被提升到“后战后”的日本精神史的高度，受到了不同国别的读者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久盛不衰的“村上现象”。村上春树对战后日本社会现存精神危机的艺术揭示，显示出战后日本、乃至整个文明人类的某种革命性的文学变革与走向。
“村上神话”是在战后日本的纯文学处于低谷的状态下出现的。他的小说从对日本传统文本的叛逆出发，逐渐形成了用语洗练、畅晓明白的特色，且语境中隐隐流淌着抒情的调子，被批评界誉为风格独具的“美国味”小说。作品结构常常横亘于现实与虚幻两个世界，在扑朔迷离中完成意趣盎然的故事叙述与人物塑造。题材、体裁的驾驭游刃自如，短篇的单一与长篇的复杂相映成趣，循环利用主题的独特性自成一格。意象与象征的表现手法频繁使用，妙趣横生之中不乏玄机与迷离，显示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技巧的全面领悟与创新。
村上春树是一位对美国现代文学完全认同、几近臣服的日本作家，费茨杰拉德、卡弗的影响痕迹甚重，是村上最有价值的老师和文学同道。持续地把美国小说作为自己的文学资源，创造了以译养文的“特别格式”，在战后日本文学翻译史上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村上在自己创作的第二个十年回归日本，美国因素的淡出和日本文学传统的浮现，由是成为村上小说的重要改变。
如今已名满天下的村上春树，不仅是日本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也是一位“世界上名声最大的日本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及其所引发的久盛不衰的“村上现象”，标示着战后日本、乃至整个文明人类的某种革命性的文学变革与走向。 1949 年 1 月 12 日村上春树出生在京都市的伏见区。
京都是日本的千年古都，最初模仿中国隋唐时代的长安和洛阳而建，是日本文化的摇篮与古代文明的象征。伏见亦即安土桃山文化时期的桃山，曾经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丰臣秀吉的领地。“伏见桃山城、大阪城的天守阁也继承了这种辉煌壮丽的城郭建筑模式”。这位终其一生、完成了统一日本大业的人，同时又是日本僭越亚洲、摆脱中华文化的滥觞，最终便是在伏见结束了六十余年的戎马生涯、长眠地下。
村上的父亲村上千秋是高中国语教师、母亲村上美幸是全职家庭主妇。村上作为这个家庭的长子出生后不久，举家即移居兵库县西宫市夙川。“我生在关西，长在关西。父亲是京都的和尚的儿子，母亲是船场商家的女儿，我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关西人”。
1955 年春，6 岁的村上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我的家庭虽然是普通的家庭，可是因为父亲酷爱读书，所以除杂志和漫画以外、容许我在附近的书店购买自己喜欢的书，能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托父亲的福，我也算是一个读书少年了”。
12 岁上，村上成了芦屋市立精道中学的中学生。“我不喜欢学校，也不怎么用功。说白了，我是一个逆反心理很强的学生。关于初中经历的所有印象只留下挨老师的打……”。这种情形，使得村上的中学生活成为一种并不规范的模式。“当时，也就是六十年代前期，我的家里订了河出书房的《世界文学全集》和中央公论新社的《世界历史》各一套，每个月书店都会寄过来，我在一本一本的阅 读的同时，度过了少年时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的读书范围直到今天始终是外国文学，说这是三岁看老也好，最初的因缘也好，环境影响也好，人的喜好大体上也就这样被决定了”。
在兵库县神户高中，村上送走了 15 岁至 18 岁的时光。此间，日本正值以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为标志，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和稳定增长的发端，社会面貌和国民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许多战后出生的年轻人一样，村上开始沉湎于物质享受，几乎整日玩麻将，交女友，或者在爵士乐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同时染上了抽烟，翘课，上课时读小说等习气。在前面等待他的,自然是高考落榜的重创。
“我特别喜欢读书，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阅读文学类书籍。就这样我根本不怎么用心学习，可是语文成绩一直不错。关于英语，进入高中开始我便没有接受过任何指导，一直是自己选择读一些廉价的英文读物。在接触这些简单的读本时，我对自己的英文还是很有自信的；可是一到具体的语言知识和语法时，我便越过去了，所以英语成绩并不是很好，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中也应该是中等偏上的。我现在从事翻译工作，并且出版了大量的作品，那时教我的英语老师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的”。
为了报考国立大学，以满足父母的望子成龙的心愿，村上不得不回读一年，在芦屋的图书馆里饱受煎熬。1968 年，村上考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专业，住在目白元细川藩邸的民营宿舍“和敬寮”。“经营者是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宿舍长是一个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面目可憎的男子。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没有被赶出来。那个学潮迭起的年代，我也正值血气方刚、激情澎湃的人生阶段”。如果说村上在高中还是基本上不学习的话，大学时代的村上可谓压根不用功。读到大三，22 岁的村上即与大学同学高桥阳子成婚。婚后居住在文京区千石经营床上用品的阳子的父母家里。一边靠岳父接济度日，一边拼命打零工赚钱，村上甚至为此而休学过一年。与村上同龄的夫人阳子于 1972 年毕业，而村上拿到早稻田大学戏剧专业的文凭却足足用去了七在光阴，比同期同学晚了三年。
成家以后在生存的压力下，村上被迫改变着生活方式，认真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去向。到了在国分寺经营 “彼德猫”爵士乐酒吧时，村上也只有 25 岁，当时 15还是在大学就读期间。店名取自在三鹰居住时养的一只宠物猫，开店资金 500万日元中一半是夫妻打零工的共同积累，一半来自银行贷款。“开始也曾想过去就职，便到几家有关系的电视台转了转，可是工作内容都实在是太无聊了，只好作罢。与其做那样的工作，还不如开个小店，亲自去采购、烹饪、为客人服务，自己一个人有规律地认真生活。这样想来，我能做的事就只有开爵士乐酒吧了，因为我喜欢爵士乐，想做一些多少同爵士乐相关的工作”。
可见，多少有些孤僻的性情，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约束的个性，导致当时的村上没有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去公司就职，而是主动地确立了个体经营者的职业选择与社会定位。疲惫不堪中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和失望之后，村上的生意开始慢慢地有了起色。在淡淡的忧郁与难得的喘息中，他也便从经营酒吧纯粹是为了维系生存，转向可否为生活平添些许自己向往的内容的思考。其时“彼德猫”爵士乐酒吧已经迁址到文京区的千驮谷附近，村上本人也已接近而立之年。
村上春树作为小说家的人生，是从《且听风吟》开始的。
1978 年 4 月 1 日的一个春天的下午，村上躺在明治神宫球场坐席外的草地上，一边喝着冰啤酒，一边欣赏一场职业棒球比赛。他突然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天宇中飘下，那一刻他决定去写一部小说。“我没有想当作家的野心，总之我想用心地写一部小说。我脑子里并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写些什么，只是感觉自己可以去写。而当我真正坐在桌前时，才意识到自己连一支像样的钢笔都没有。于是我到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一本稿纸和一支廉价的钢笔，算是一笔小小的投资”。实际上，在这种突发奇想式的创作冲动和小说实践之间，尽管村上表现了过人的天分和才能，一路走来却毕竟是历尽坎坷、艰辛备至。
“酒吧的工作每天都会持续到很晚，深夜当一切结束以后，我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写小说，一字一句地坚持写到‘今天就到这里吧’的感觉出现”。最初的 8 万字左右的初稿，便是这样完成的。可是村上对自己以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完成的这一稿并不满意，感觉和自己的想象相去甚远。“可能是受了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和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的影响，我意识到如何使用日语之于小说创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抛弃了已完成的 200 页稿纸，让一切重新开始”。
当漫长的夏季来临的时候，村上又杀青了《且听风吟》的第二稿。然而，对稿件的处理却有些茫然。他跑到附近的“明治屋书店”，站在那里查阅了相关的文学杂志，思考着小说的何去何从。当时，较之《文学界》四万字上下的征稿要求，“群像”的八万字左右的容量更加符合村上的所愿。于是，“便将手稿作为征文投至《群像》杂志的新人文学奖项，甚至连底稿都没有留，仿佛它的去留存亡与我并无干系。它就是现在的《且听风吟》”。
秋高气爽的时节，村上已然把当了一回作家的感觉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依然故我的生活现实中，除了填写税金报表和偶尔写几封信以外，每天着意于把自己的生意算盘拨得叮当作响。所以，在转年春天的一个周日的早上接到《群像》编辑部的电话，被告知《且听风吟》已入围“新人文学奖”的时候，仿佛如天外来鸿、喜不自禁。“撂下电话以后我和阳子外出散步，在千驮谷小学的校门前发现了一只因翅膀受伤而不能飞翔的鸽子。我双手捧着它走到原宿，交给了表参道的派出所。一路上我不时感觉到鸽子在手中颤抖。这个弱小的生命，包括它的体温一直鲜活地留存在掌股之中，至今我仍能感受到。那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暖春的早晨，生机盎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毫无缘由地预感到自己会成功，而实际上我确实获了奖”。
1979 年 6 月，村上春树以处女作长篇小说《且听风吟》荣膺当年的“群像新人文学奖”。在奖项众多的日本文坛，这个成就被视为最高文学奖项“芥川奖”的敲门砖。应征该年度新人文学奖的作品总数为 1263 篇，其中小说 1148 篇，评论 115 篇。评选委员会由佐佐木基一、佐多稻子、岛尾敏雄、丸谷才一和吉行淳之介等五位资深的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组成。村上的《且听风吟》得到了五位评委的一致肯定和好评，成为当时文坛上耐人寻味的现象。如果没有他们的慧眼，不可能想象酒吧厨房中会诞生一位作家，自然也便不会有现今的村上春树。 十年以后，村上在回顾处女作的获奖与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关联时，也曾这样写道：“一些其它杂志社的人也对我说过，倘若当时选择的不是群像而是其它杂志的话，或许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获奖的话，那以后我大约就不会去写小说；即使去写经历的也一定是和现在不同的过程”。
一致看好村上春树和《且听风吟》的五位评委，感受又各不相同。文学评论家佐佐木基一在谈到《且听风吟》入选的主要理由时，认为村上的小说文体轻而 17不薄，俗而不鄙，“如同流行艺术作为现代美术的一种形式得到了认同一样，我以为认可这样的文学存在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女作家佐多稻子的评价同样是饶有兴味的：“《且听风吟》我读了两次，第一次便感觉很有意思。为了找到魅力的所在，我又读了第二次，结果趣味仍然不减。这就是这部作品不需要说明的艺术力量”。另一位作家岛尾敏雄则充分肯定了《且听风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虚无感。小说家吉行淳之介看到了“‘鼠’这个少年实际上是‘我’、也就是作家的分身，而村上能将‘鼠’作为影子形象来处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并由此认定这是今年文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历数几位评委的极具见地的批评认识，无疑当首推丸谷才一。他以《新美国小说的影响》为题，指出：“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是在现代美国小说的强烈影响下完成的，作家潜心学习了库尔特·冯内古特和理查德·布劳提根的文风，这种虔诚的态度非常难得，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过人的才能，也无法从现实主义的传统中摆脱出来臻于这般境地。锐意出新已成为现今日本小说的一般性倾向，在巧妙地依据国外的样板来实践这一过程的意义上，《且听风吟》有理由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成果。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让人在欢笑中感受悲伤，留下的最终却是苦涩；而《且听风吟》却能让人始终保持单纯与清爽的欣赏过程。这种带有美国风味的日本式的抒情小说也许不久将成为这位作家的独创。总之，这位 29岁的年轻人，才华横溢，技巧超群。这位新人的出现之于文坛，最为重要的是他所带来的文学趣味的变革”。丸谷才一的独特目光包括他的预见能力，无不为其后的村上春树的小说创作实践所一一证实。
初登文坛的村上春树委实是十分幸运的。发表获奖感言时的村上，却是低调的。他认为《且听风吟》仅仅是一个开始，假以时间与历练，十年以后自己将会拿出更加纯熟的作品。“迈出学校大门以后就没再写过什么，所以开始动笔的时候相当费劲。费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的‘要想讲述与别人不同的故事，就要使用与别人不同的语言’虽然是我的创作信条，但是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也许到了四十岁会写出像样的东西来吧，我边写边想、直到现在仍然这样以为。得奖虽然是一件让人十分高兴的事情，但我不愿被虚荣所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那样的年龄”。
获奖使《且听风吟》的精装本的销量超过了 15 万册，此前默默无闻、并不 18被人知晓的村上在爵士乐酒吧的厨房里一举成名，因此也迅速地引起了文坛与读者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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