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鲁迅
前言
1932年12月23日深夜11时许，鲁迅先生家里迎来一位不速之客，陈云先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人盯梢，然后只听得“咚咚咚”，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天上下着雨，门内的人披着衣服从里面开了门，陈云第一句便询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
最危机时刻重组中央特科
1927年，周恩来组建了中央特科，顾名思义，他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惩处叛徒、收集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等。
第二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
这时的大家未曾想过，1931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竟然会在武汉被捕叛变。
顾顺章的叛变无疑给中共中央带来了沉重打击，因为他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很多党内核心机密，而且还知晓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址。
图|1931年的上海
而且，顾顺章叛变以后，立刻要求面见蒋介石，准备建议国民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顾顺章被捕后，武汉这边立刻电告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关于顾顺章叛变的几封急电，这份急电恰巧落到了值班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的手中。之后，几经周折，情报总算是送到了陈云手中。
陈云接到电报内容后，先是无比的震惊，然后立刻向中共中央报告，事到如今，他们不能坐以待毙，须得立刻寻找应对之策，他们必须赶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应变措施。
顾顺章的叛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得中央特科几年来在国民党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和关系基本上遭到破坏，更促使许多打进敌人要害部门的地下党员无法继续坚持下去。后来，周恩来再想起这件事，仍旧指出这次事件对中共是“致命的打击”。
图|6封电报大致内容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必须进行大的整顿，这时候周恩来应该继续指挥，可惜，向忠发被捕叛变了，从而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促使周恩来不得不停止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就在这危难时刻，重建中央特科的重任就落到了陈云的肩膀上。
多年以后，陈云还回忆道：“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
陈云也是一个行事干脆利落的人，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之后，最先改变的就是特科的工作方式，对内部组织进行了调整，将已经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的同志调离了上海；同时撤销了第四科，精简缩编其他三个可。
另外，他还改变了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为此，他花了几千元，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然后将这些铺子散布在上海的各个地区，用买卖的形势来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
与此同时，陈云等人又集中力量研究如何重新恢复和建立情报系统。
图|1928年至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旧址
第一次去鲁迅先生家里
1932年12月23日深夜11时许，鲁迅先生家里迎来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先环顾四周，查看有没有人盯梢，然后只听得“咚咚咚”，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陈云出现在这里也是因为他刚接受了中央交给他的一项重要任务，秘密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去这里帮助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转移，深夜前来打扰，陈云心里也过意不去，可是，任务为重，也容不得他多加思虑。
天上下着雨，门内的人披着衣服从里面开了门，陈云第一句便询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x先生要我来，与x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听了他的自报家门，非常客气地将人请了进去。
这个时候，瞿秋白已经将东西都准备完毕，他的东西不多，只有两个小包袱，见到陈云之后，他最先询问的是：“远不远？”陈云看到他后提着的心放了下来，答道：“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
图|瞿秋白
说完，陈云准备下楼去叫车子，正在这时，鲁迅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对陈云说：“不用你去，我让被人去叫黄包车。”陈云的目标本来就大，即便深夜，也还是尽量不要大喇喇的出去叫黄包车，谁知道过来的是哪一方的人。于是，刚刚开门的女主人出去叫了黄包车。
趁着这个机会，瞿秋白想着也无事可做，便给鲁迅和陈云相互做了介绍，陈云听了之后，上前尊敬地说了一声：“久仰得很”。
这是陈云第一次见到鲁迅，站在他面前的人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脸上还带着愁容，不难看出，他此刻正在担忧瞿秋白夫妇和陈云的安全。
鲁迅没有多少寒暄，而是直接发问：“深夜路上方便吗？”陈云信心十足地安慰鲁迅：“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鲁迅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正在这个时候，女主人从外面回来，看样子已经招呼了一辆黄包车：“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图|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鲁迅
陈云道了一声谢，又拿起瞿秋白的一个包袱，说道：“走吧！”瞿秋白跟上，然后又忽然想起，转头和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xx带给我，或者再请陈云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陈云不想太过麻烦鲁迅先生，便答道：“隔几天我来拿。”
鲁迅先生又忍不住叮嘱瞿秋白：“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请xx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瞿秋白答应了一声。
他们三个人朝着楼下走去，而鲁迅则和女主人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陈云走到楼梯的拐弯处，又回头望了一眼，便看到鲁迅那副庄重而略带忧愁的面容。这副面容也在陈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云之后也打算兑现承诺，前往鲁迅家里替瞿秋白拿那两本书，更想着找时间和鲁迅先生谈一谈，但是，他的处境愈发的危险，所以很快离开了上海，之后再也没有去找鲁迅先生，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鲁迅家里。
图|瞿秋白夫妇
从长征队伍中“消失”，执行秘密任务
1934年10月18日陈云同红军第五军团从江西曲利出发，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出发前，中央就考虑到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需要，这时候，中央想起一个得力干将，也就是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由他担任红军第五军团的中央代表红军军团，走在所有队伍的最后面殿后掩护，这也导致陈云亲历了很多长征的重大事件，更参与到了许多的重要斗争，也是重大会议的亲历者。
次年五月，陈云从长征队伍里“消失了”。
当然，他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执行秘密任务，因为中央决定，让陈云奉命回到上海，恢复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联系共产国际，考虑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所以此项任务也成为了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动向和任务。
图|陈云青年照
七月上旬，历经周折的陈云终于顺利抵达上海，并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住进了位于当时法租界天主堂街的永安旅馆。
可是，这个时候的上海也不安宁，不仅白色恐怖更加的严重，而且中共上海中央局还接二连三地遭到了三次极大的破坏，损失非常的严重，面对这样的困境，陈云一时半会儿倒是难以开展工作。
为此，他只能先找到当时正在任职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老朋友章乃器，经由章乃器联系上章秋阳，当时章秋阳也有一个表面上的身份——上海东方信托储蓄公司高级职员兼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经纪人。
经过章秋阳联系，陈云总算是见到了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的杨之华这些人，随后由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牵线，陈云同香港回来的潘汉年在上海相会。
这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知道陈云已经到了上海，联系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们认为，陈云在上海十分的冒险，只得请求陈云先去莫斯科。
图|陈云到上海时居住的永安旅馆（今新永安路83弄）
无心插柳柳成荫，陈云到莫斯科后，反倒是成就了另一番事业。
陈云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待去苏联的一个多月里，陈云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他不但努力地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还做了一件事，他亲自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以后方便公开发行和流传，他不好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只得想了“廉臣”这个笔名。
这本书以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生动、细致地记叙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
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之下，陈云总算是秘密乘坐一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再从这里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并于九月上旬抵达莫斯科。
陈云去苏联之后，也将书稿一并带去了苏联，写完以后，1936年3月，他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中文杂志《全民月刊》上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此书在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后，没过多长时间就传到了国内，然后先后以《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
图|随军西行见闻录手抄本
《从东南到西北》等书名再版，这本书的出现，向世人介绍了红军长征。
所以，陈云在莫斯科的时候也没有闲着，不但向莫斯科报告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更向世界宣传了红军，使得外界对于红军的形象更加鲜明。
就连陈云自己都未曾想过，他一个高小毕业的人，竟然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代理副教授，这样的经历与他而言可真的是无比的新鲜。
抵达莫斯科以后，陈云一边在列宁学校学习，一边在东方大学担任代理副教授，并担负起了教学任务。
能够进入学校学习，陈云局双手双脚赞成，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摆在面前，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他如饥似渴地在这里读书学习。
他在以前商务印书馆学习的基础之上，重新学习了英文，并为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记住30个英文单词，效果极为显著，几个月之后，他已经能够看莫斯科的英文版每日新闻。
图|青年时期陈云
之后再谈起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陈云不无感慨道：“1935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
在这里，陈云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知识，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共产国际执委为了进一步地为中共培养干部，干脆委托了陈云等九个人组成了委员会，于是，只顾着紧张学习的陈云，负担起了教学任务。
直到1936年12月，陈云回国执行紧急任务。虽然陈云离开了莫斯科，但是，他的教学给当时的学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打赢上海金融保卫战，稳定经济秩序
对于毛泽东来说，陈云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良将，在战争年代，陈云可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在和平年代，陈云更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发光发热。
图|1961年1月，陈云和毛泽东交谈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一些投机商人兴风作浪，操控物价，谋取暴利，他们这么做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极为混乱。
当时的陈云已经主管全国财经工作，面对这样的情形，他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种境况之下，容不得他瞻前顾后，所以，他快刀斩乱麻，直接指挥开展了三次金融保卫战，并迅速稳定了经济秩序。
第一仗是控制银元风波。由于一些投机资本家的操纵，开始人民币与银元的比值是10∶1，在他们的操纵之下，竟然直接猛涨到20∶1、30∶1，人民币几乎站不住脚。
在这个关口，陈云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动用了军事力量，查封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并且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238名。
陈云的这一动作，沉重打击了破坏经济秩序的投机商，最终使得人民币逐步占领了上海市场，并稳定了市场。上海市的市民直接振臂欢呼，感谢他的这一行为。
图|解放前上海大昌碾米厂前大批等待买米的市民
第二仗是控制纱布涨价风。上海的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竟然大量地买进纱布，致使纱布价格不断上涨。
1949年11月13日，陈云当即给各地下达了12条指令，集结大量的纱布，并不断抛售，越抛价格越低，此法直接给资本家造成了惨痛教训。
当时，为了确保国家手中能够掌握充足的粮食，陈云派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并且同他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
第三仗是控制粮食抢购风。一些资本家趁着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直接打起了小算盘，他们竟然搞起了粮食抢购风。并且坚信此法一定能够为他们牟取暴利。
针对当下的情况，陈云分别从上海周边、东北、华东和西南地区源源不断地调粮运往上海，经过此举，他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然后集中抛售后使粮价下跌，直接造成囤积粮食的资本家血亏，不敢再在这方面打主意。
图|青年陈云
经过这三次较量，不法投机资本家接连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敢随意的兴风作浪，从中牟取暴利。
到1950年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
毛泽东看到这样的局面，兴奋不已，而且对陈云领导的上海经济战役进行了极高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同时，毛泽东在纸上写了一个“能”字盛赞陈云。
陈云一生坚守自己的座右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跟随在他身边的人，时刻记得他所说的话：“无论你到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就是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记住这一条，你就不会犯错误。”
陈云这么要求别人，也时刻这么警醒着自己。
图|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陈云
在家里，他时刻监督自己的家人，并时刻践行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子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就连家中的小孙子都常常说：“我家里有规定，不能用公车，不能坐爷爷的车。”这和陈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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