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最令鲁迅先生痛心的不是骂战，而是这个变化无常的人

小编记得能体现鲁迅先生最有风骨的一句话是：“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也足以使牧人喜欢，但与本身并无好处。”他在杂文《略论中国人的脸》中刻画出一些中国人的脸，其中一种鲁迅最为痛恨的，是那些因时势需要善变者的脸，鲁迅尖锐的看出他们眉宇间总带着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

这些狡猾的善变人物中，有一位尤其突出。他不是一直和鲁迅胶着对抗的陈西滢，也不是被鲁迅毫不留情比喻为“落水狗”的梁实秋，更不是那个豪爽耿介的“南蛮子”成仿吾，这个人虽然大名鼎鼎，但他无常的态度，却令鲁迅先生感到无比的震惊和几分不可理喻的无所适从。他便是无人不知的郭沫若先生。

能叫让鲁迅痛心，此话从何说起呢？早在1928年间，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一篇《蒐苗的检阅》突然将矛头对准了一直非常友好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他十分不友好的反复叫嚷着让鲁迅最好撤回：“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简直有点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此时的鲁迅对郭沫若还没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还是怀着好意揣测年轻的郭沫若只怕是一时糊涂，他一再嘱咐矛盾：不用理睬就罢了。

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即将过去时，作为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先生又披挂上阵了，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创造月刊》，公然称鲁迅这位伟大反封建人物称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三顶可怕的帽子简直让旁观者都感到莫名其妙，也让鲁迅先生猝不及防，在被郭沫若几次空穴来风式的恶毒攻击后，鲁迅先生送了他四个字：“人面东西”。

直到1936年鲁迅病重之时，郭沫若还是对鲁迅耿耿于怀，时不时放几只冷箭。4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得到鲁迅病逝的消息后，郭沫若的态度又发生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惊变，他马上提笔在文章中表示鲁迅先生去世的噩耗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震动和哀伤：“中国社会对鲁迅这样的先生，实在是过于残酷，我是应该更多呈送些精神的安慰的。”小编不禁想问，他为何不扪心自问，如此让人难以揣测式的大转弯，难道就不会被人看做墙头草吗。

从后来郭沫若评论鲁迅先生的文字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崇拜的影子，而且是死心塌地的崇拜，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不知该做如何感想。郭沫若在《民族的杰作——吊唁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先生真有拿着剑倒在战场上的勇士的风貌”。也就这一句，小编表示无条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