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霁野师生于1904年4月6日，1997年5月4日去世，享年93岁。他是诗人，写过语体诗，也写过格律诗，尤喜好散文随笔，也写小说。鲁迅说霁野师的小说感觉敏锐，“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这也道出了霁野师散文创作的特色。不过，霁野师事业的中心还是翻译，他“在国内外的译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仅在九卷本《李霁野文集》中，译著多达五卷。
霁野师的翻译成就跟鲁迅的扶持、奖掖密不可分。1925年夏秋之际，在鲁迅的倡议下，未名社正式成立之前，霁野师也正式踏上了翻译历程。从那时到去世的七十多年间，霁野师的主要译著多达18部，其中重印次数最多的是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长篇小说《简·爱》。这个译本经鲁迅介绍，曾作为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单行本印行。茅盾指出，霁野师的译本跟伍建光的译本各有特色：伍本有删节，故宜于一般读者；李本逐字直译，更适合于文艺青年。霁野师的其他译本也曾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被侮辱与损害的》《虎皮武士》《难忘的一九一九》等，也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风华正茂时喜爱的读物。但翻译给他带来的并不都是掌声和喝彩，还有迫害、痛苦和烦恼。比如他因为翻译过托洛斯基的《文学与革命》——这是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大学曾经采用的文艺理论教材，就被北洋军阀政府的侦缉队关押了50天。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颠沛流离中花四年半的时间译完了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但译稿却在战争中完全被毁。
未名社的正式成员除鲁迅和霁野师外，还有台静农、曹靖华和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共六人。社务最初由韦素园主持，但1926年年底他大量咯血，一病不起，社务由霁野师义务主持，为此花费了他青年时期最美好的五年时光。鲁迅认为未名社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成员都“愿意切切实实、点点滴滴的做下去”；虽然存在期不长，却出版了不少“相当可看的作品”“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当然，鲁迅对未名社也有所批评，如认为他们“疏懒一点”“小心有加，泼辣不足”，又向来不发展新成员，以至于社务乏人。鲁迅更不满的是未名社后期有的人“所取多于应得”。不过，鲁迅的这些批评均见于私人信函：有的是出于对同人的厚爱——爱之深，责之严；有的是出于误会；有的是明确有所指，如认为“所取多于所得”、说话“往往不可信”的是诗人韦丛芜，而不是其他人。直至临终之前，鲁迅对未名社的基本评价并未改变，对霁野师的友情也未改变。
鲁迅跟未名社之间发生的版税纠纷本属经济问题，不过后来也有学者往政治方面硬扯，其根据是鲁迅1931年11月10日致曹靖华信中的一句话：“霁野久不通信，恐怕有一年多了。”这位学者分析道：“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毋庸讳言，又带有较强烈的感情色彩。因这一年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鲁迅处境十分艰难的一年，他盼望朋友来信的心情是相当殷切的……”这段分析给我的印象是：霁野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跟鲁迅疏于联系，是出于对“白色恐怖”的恐惧，害怕被鲁迅株连，大难临头独自飞，使殷切盼望朋友关心的鲁迅失望、伤心。这种理解显然不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远在苏联的曹靖华想将一部短篇小说译稿交未名社出版，要跟霁野师联系，但是霁野师1930年秋已受聘至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教授兼主任，由韦丛芜来负责未名社的社务。霁野师一年零八个月未给鲁迅写信，仅仅是对有关社务问题“不愿说，也无从说起”，跟“白色恐怖”云云是完全不搭界的。
霁野师1936年4月从英国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拜访鲁迅，留下了愉快难忘的印象；万没想到半年后鲁迅遽然去世，这次竟日长谈之后师生从此天人永隔。霁野师在当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信中说：“霁从师逾十年，所蒙情惠无量，常感愧。”同日致友人孔另境信中说，他跟鲁迅“相处逾十年，深知此公热情满腔，是一难得的真诚心，一旦失去，颇感生之空幻”。为了回报鲁迅的情谊，他长期协助许广平照料鲁迅在北平的母亲和遗孀，甚至垫钱接济鲁迅之母。当时周作人月薪逾400元，但1938年1月至9月，周作人只给老母送过15元零用。周作人夫妇间月去看一次母亲，坐坐而已，他们的孩子是从不上门的，可见友情有时能胜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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