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写下这段著名偈语的
禅师慧能
在佛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与一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共奉为佛家“
禅宗六祖
”。
谁能想到，在六祖禅师圆寂三百八十一年后的公元1094年，一位被誉为“中国文人天花板”的儒学大咖现身南华寺，妙笔一挥，便成就了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佳话。
这位大咖便是妇孺皆知的东坡居士--苏东坡。宦海沉浮，命运不济的他，正是在这一年，留下了“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的离奇诗句，而且在临终之际，还对三个儿子留下颇有禅机的八字遗言：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乃至后人一度将苏轼当作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投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年少有为，却遭排挤
自“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的人生便产生了重大转折，此前，苏轼的人生可谓潇洒惬意，顺风顺水。
刚满二十岁，苏轼便随父亲苏洵、兄长苏辙一同进京赶考，他的首秀大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褒扬。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得到了他的肯定与赞誉，如同获得了登临庙堂、指点江山的通行证，因此，尚处弱冠之年的苏轼便成了开封城内红极一时的焦点人物。
1066年，正当苏轼以拳拳之心，一展鸿鹄之志时，父亲病逝的噩耗传至京城，按照当时制度，丧亲必须回家丁忧三年，方可再入朝班。
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年，朝政发生了一项重大变故，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变法。而欧阳修，这位被苏轼奉为恩师的重量级人物，恰恰又是反对与阻挠变法的代表人物。
因此，当丁忧期满，苏轼重回朝班的第一天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棘手问题便赫然摆在了他的面前。而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当然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恩师的阵营，竭力反对王氏新法。于是，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就此埋下伏笔。
我们姑且不论王安石新法的功过成败，但就个人人品而言，历代史学学者就对王安石此人颇有微词，如民国学者蔡东藩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斥他位奸臣，在其作品《宋史通俗演义》中表述过这样的情节：王安石与众大臣共议政事时，竟用扇面遮住脸部，偷偷作奸笑状。
当然，这只是小说家创作的艺术形象，并没有相关的史实依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王安石的直接或间接授意下，苏轼遭到了排斥和打压，让他不得不主动写下离开京城的报告，至此，开启了他一段特别的“旅居”生涯。
客观地说，从1071年1079年这八年多的时光中，杭州、密州、徐州，几个地级市的“一把手”担任下来，虽然让他往日在京城中的荣光有所收敛，但总体说来，精神富足，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这让此刻的苏轼，对未来的仕途依旧充满希望，依旧对安邦治国、忠君爱民的理想怀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然而，1079年的春天，时任湖州市长的苏轼，却因一封稀松平常的述职报告，让自己陷入了惊涛骇浪的政治漩涡之中。
乌台诗案，人生大劫
这封名为《湖州谢上表》的述职报告，被别有用心的新党中人拿来大作文章，其始作俑者便是大家多所熟知的宋代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的沈括，他当时担任的官职是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相当于现在的检察官。
沈括紧紧抓住了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几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认为这是直接跟“新法”对抗，而此时提出新法的王安石已然退休，新法施行由神宗皇帝负责。
故而，沈括等人认为：苏轼此举是抨击朝政，目无君上，乃十恶不赦之大罪，神宗听后龙颜大怒，马上命人将苏轼缉拿归案。
在大理寺审理苏轼案件的过程中，又不断有御史言官从苏轼往日文章中揪出”小辫子”，比如，在一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监察御史舒亶就严正尖锐的指出，苏轼对皇帝推行的水利工程盐禁政策大肆诋毁，妄称百姓三年不知盐味，煽惑民众，按律当斩！
御史中丞李定继而指出：苏轼当时是天下读书人的领袖，他的一系列的言论，对皇家威仪以及国家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为了纠正风气，恢复舆论的正确导向，必须将苏轼正法。
对于言官们弹劾自己的林林总总，苏轼只承认两点，即：“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二句确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二句也的确对盐法充满愤懑，其余所有弹劾，苏轼一概不予承认。
一轮轮口诛笔伐，一番番置之死地，几乎让苏轼看不到生还的希望。幸而是苏轼的旷世才华让许多正义之士挺身相救，大理寺曾以无罪结案，招致言官反对，继而太后又向皇帝求情，要求留苏轼一条性命，就连赋闲在家，“死对头”王安石也替苏轼求情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如此一来，苏轼才被赦免死罪！
但从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缉拿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使，这场牵强附会的“乌台诗案”，整整折腾了四个月的时间，将时年四十二岁，原本踌躇满志，热衷功业的苏轼折磨地意志消沉，心如死灰。
至此，苏轼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对于功名利禄不再执著苛求，反倒热衷依托佛道文化悟出独到的人生真谛，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的“横冲直撞”，无端概叹逐渐淡化，中年的酸楚与无奈，老年的旷达与彻悟多见于他诗文的字里行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间还有对佛法的深刻领悟！
晚年颠沛，与佛结缘
随着司马光担任宰相，王安石的“新党”势力逐渐得以遏制，苏轼也因此再被召回京师，担任要职。在108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担任杭州市长，也就是在此期间，他为杭州百姓修建堤坝，解决了困扰百姓多年的水患，百姓为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感激，特将此堤命名为“苏公堤”！
可惜，牢牢的堤坝拦得住白浪滔天的钱塘江水，却没让拦下苏轼继续颠沛落寞的命运。
公元1094年，随着太皇太后的去世，哲宗皇帝的继位，朝局再掀波澜。时年57岁的苏轼在定州任上再遭贬谪，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前往当时的“不毛之地”惠州。
也就是在去往惠州的路途中，苏轼一行众人翻越崎岖陡峭的大庚岭，到达广东韶关境内，而六祖禅师慧能的“真身”就在离此不远的南华寺内，因此，颇有佛缘的苏轼特意亲临寺院拜谒，受到南华寺住持及一众僧徒的热情接待。
在膜拜六祖禅师“真身”之际，苏轼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慨与激动，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遂提笔写下传唱千古的《南华寺》。
其实，早在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就与佛法结缘。他与与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过从甚密，一日，苏轼信笔写了一首佛偈有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佛印禅师在读过此诗后，当即批下二字：放屁！苏轼大怒，不惜乘舟过江，质问佛印，为何出语粗俗，佛印笑答：苏学士不是“八风吹不动”么？怎么一‘屁’就过了江呢“。此语一出，二人大笑不止。
公元1084年，在赶往汝州就任的途中，幼子夭折的噩耗让苏轼痛不欲生，因此，他向朝廷申请，暂时不到汝州就任，得到批准。
在经过汝州的时候，刚好其弟苏辙就在此地。是时，苏辙与两名高僧一道迎接了时年四十九岁的苏轼。
闲聊之间，三人均谈起了昨晚做得同一个怪梦，大家都梦见了共同出城迎接一位叫做五戒的得道高僧。
苏轼听后笑说，自己九岁的时候就梦到前世是位和尚。那和尚只有一只眼睛能视物，经常出没陕右一带。
不曾想，此话一出，云庵和尚大惊道：“五戒大师确实一眼失明，常在陕右一带活动。而今距五戒大师圆寂正好四十九年，苏学士您今年贵庚也正好四十有九，世上焉能有如此巧合之事，看来学士必是五戒投胎转世无疑了！”
颇有佛缘的苏轼。平生确系发生过神奇的经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好友琳长老写了一首诗云：“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此诗为苏轼的绝笔，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他对佛法的妙悟，以及对“生老病死”人生之苦的超脱。
至若临死之际，留给儿子们的八字遗言：“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则是用佛家轮回之说将自己一生盖棺定论！苏轼这一生，先后担任八个州市的一把手，为官清白，做人坦荡，应当不会坠落十八层地狱，来世投胎必会还是一位与佛结缘的得道高僧！
结语
仕途上的频频失意，家庭中的屡屡变故，让才情满腹，踌躇满志的苏轼步步陷入人生之窘境。但禅宗盛行的文化氛围，让苏轼主动接受禅宗思想并与其才情融会贯通。
以致在他自号“东坡居士”，在其一生写下的3458首诗词中，大部分多余佛禅有关，这些诗词往往充满深邃的思想境界以及旷达的人生境界。
在研习佛学过程中，“华严宗”的圆通无碍的宇宙观与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让屡屡遭遇人生逆境的苏轼变得从容豁达，乐观豪迈，最终成就了他的旷世才名！
整个中国文化史都因有了苏轼变得亲切可爱，而正是这种亲切可爱，才能让这位“士大夫”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世的人们千古传唱与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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