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写下这段著名偈语的
禅师慧能
在佛学界享有崇高地位,与一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共奉为佛家“
禅宗六祖
”。
谁能想到,在六祖禅师圆寂三百八十一年后的公元1094年,一位被誉为“中国文人天花板”的儒学大咖现身南华寺,妙笔一挥,便成就了一段颇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佳话。
这位大咖便是妇孺皆知的东坡居士--苏东坡。宦海沉浮,命运不济的他,正是在这一年,留下了“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练。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的离奇诗句,而且在临终之际,还对三个儿子留下颇有禅机的八字遗言: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乃至后人一度将苏轼当作是一位得道高僧的转世投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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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有为,却遭排挤
自“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的人生便产生了重大转折,此前,苏轼的人生可谓潇洒惬意,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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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二十岁,苏轼便随父亲苏洵、兄长苏辙一同进京赶考,他的首秀大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力褒扬。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得到了他的肯定与赞誉,如同获得了登临庙堂、指点江山的通行证,因此,尚处弱冠之年的苏轼便成了开封城内红极一时的焦点人物。
1066年,正当苏轼以拳拳之心,一展鸿鹄之志时,父亲病逝的噩耗传至京城,按照当时制度,丧亲必须回家丁忧三年,方可再入朝班。
而恰恰就是在这一年,朝政发生了一项重大变故,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变法。而欧阳修,这位被苏轼奉为恩师的重量级人物,恰恰又是反对与阻挠变法的代表人物。
因此,当丁忧期满,苏轼重回朝班的第一天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棘手问题便赫然摆在了他的面前。而作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当然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恩师的阵营,竭力反对王氏新法。于是,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就此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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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不论王安石新法的功过成败,但就个人人品而言,历代史学学者就对王安石此人颇有微词,如民国学者蔡东藩先生就直言不讳地斥他位奸臣,在其作品《宋史通俗演义》中表述过这样的情节:王安石与众大臣共议政事时,竟用扇面遮住脸部,偷偷作奸笑状。
当然,这只是小说家创作的艺术形象,并没有相关的史实依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王安石的直接或间接授意下,苏轼遭到了排斥和打压,让他不得不主动写下离开京城的报告,至此,开启了他一段特别的“旅居”生涯。
客观地说,从1071年1079年这八年多的时光中,杭州、密州、徐州,几个地级市的“一把手”担任下来,虽然让他往日在京城中的荣光有所收敛,但总体说来,精神富足,政绩颇佳,口碑甚好。这让此刻的苏轼,对未来的仕途依旧充满希望,依旧对安邦治国、忠君爱民的理想怀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然而,1079年的春天,时任湖州市长的苏轼,却因一封稀松平常的述职报告,让自己陷入了惊涛骇浪的政治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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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人生大劫
这封名为《湖州谢上表》的述职报告,被别有用心的新党中人拿来大作文章,其始作俑者便是大家多所熟知的宋代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的沈括,他当时担任的官职是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相当于现在的检察官。
沈括紧紧抓住了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的几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认为这是直接跟“新法”对抗,而此时提出新法的王安石已然退休,新法施行由神宗皇帝负责。
故而,沈括等人认为:苏轼此举是抨击朝政,目无君上,乃十恶不赦之大罪,神宗听后龙颜大怒,马上命人将苏轼缉拿归案。
在大理寺审理苏轼案件的过程中,又不断有御史言官从苏轼往日文章中揪出”小辫子”,比如,在一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监察御史舒亶就严正尖锐的指出,苏轼对皇帝推行的水利工程盐禁政策大肆诋毁,妄称百姓三年不知盐味,煽惑民众,按律当斩!
御史中丞李定继而指出:苏轼当时是天下读书人的领袖,他的一系列的言论,对皇家威仪以及国家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为了纠正风气,恢复舆论的正确导向,必须将苏轼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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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言官们弹劾自己的林林总总,苏轼只承认两点,即:“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二句确讽刺“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二句也的确对盐法充满愤懑,其余所有弹劾,苏轼一概不予承认。
一轮轮口诛笔伐,一番番置之死地,几乎让苏轼看不到生还的希望。幸而是苏轼的旷世才华让许多正义之士挺身相救,大理寺曾以无罪结案,招致言官反对,继而太后又向皇帝求情,要求留苏轼一条性命,就连赋闲在家,“死对头”王安石也替苏轼求情说:圣朝不宜诛名士!如此一来,苏轼才被赦免死罪!
但从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缉拿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使,这场牵强附会的“乌台诗案”,整整折腾了四个月的时间,将时年四十二岁,原本踌躇满志,热衷功业的苏轼折磨地意志消沉,心如死灰。
至此,苏轼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对于功名利禄不再执著苛求,反倒热衷依托佛道文化悟出独到的人生真谛,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前的“横冲直撞”,无端概叹逐渐淡化,中年的酸楚与无奈,老年的旷达与彻悟多见于他诗文的字里行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间还有对佛法的深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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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颠沛,与佛结缘
随着司马光担任宰相,王安石的“新党”势力逐渐得以遏制,苏轼也因此再被召回京师,担任要职。在1089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担任杭州市长,也就是在此期间,他为杭州百姓修建堤坝,解决了困扰百姓多年的水患,百姓为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感激,特将此堤命名为“苏公堤”!
可惜,牢牢的堤坝拦得住白浪滔天的钱塘江水,却没让拦下苏轼继续颠沛落寞的命运。
公元1094年,随着太皇太后的去世,哲宗皇帝的继位,朝局再掀波澜。时年57岁的苏轼在定州任上再遭贬谪,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前往当时的“不毛之地”惠州。
也就是在去往惠州的路途中,苏轼一行众人翻越崎岖陡峭的大庚岭,到达广东韶关境内,而六祖禅师慧能的“真身”就在离此不远的南华寺内,因此,颇有佛缘的苏轼特意亲临寺院拜谒,受到南华寺住持及一众僧徒的热情接待。
在膜拜六祖禅师“真身”之际,苏轼压抑不住内心的感慨与激动,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遂提笔写下传唱千古的《南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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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就与佛法结缘。他与与金山寺住持佛印禅师过从甚密,一日,苏轼信笔写了一首佛偈有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佛印禅师在读过此诗后,当即批下二字:放屁!苏轼大怒,不惜乘舟过江,质问佛印,为何出语粗俗,佛印笑答:苏学士不是“八风吹不动”么?怎么一‘屁’就过了江呢“。此语一出,二人大笑不止。
公元1084年,在赶往汝州就任的途中,幼子夭折的噩耗让苏轼痛不欲生,因此,他向朝廷申请,暂时不到汝州就任,得到批准。
在经过汝州的时候,刚好其弟苏辙就在此地。是时,苏辙与两名高僧一道迎接了时年四十九岁的苏轼。
闲聊之间,三人均谈起了昨晚做得同一个怪梦,大家都梦见了共同出城迎接一位叫做五戒的得道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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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听后笑说,自己九岁的时候就梦到前世是位和尚。那和尚只有一只眼睛能视物,经常出没陕右一带。
不曾想,此话一出,云庵和尚大惊道:“五戒大师确实一眼失明,常在陕右一带活动。而今距五戒大师圆寂正好四十九年,苏学士您今年贵庚也正好四十有九,世上焉能有如此巧合之事,看来学士必是五戒投胎转世无疑了!”
颇有佛缘的苏轼。平生确系发生过神奇的经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好友琳长老写了一首诗云:“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此诗为苏轼的绝笔,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他对佛法的妙悟,以及对“生老病死”人生之苦的超脱。
至若临死之际,留给儿子们的八字遗言:“吾生不恶,死必不坠”。则是用佛家轮回之说将自己一生盖棺定论!苏轼这一生,先后担任八个州市的一把手,为官清白,做人坦荡,应当不会坠落十八层地狱,来世投胎必会还是一位与佛结缘的得道高僧!
结语
仕途上的频频失意,家庭中的屡屡变故,让才情满腹,踌躇满志的苏轼步步陷入人生之窘境。但禅宗盛行的文化氛围,让苏轼主动接受禅宗思想并与其才情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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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在他自号“东坡居士”,在其一生写下的3458首诗词中,大部分多余佛禅有关,这些诗词往往充满深邃的思想境界以及旷达的人生境界。
在研习佛学过程中,“华严宗”的圆通无碍的宇宙观与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让屡屡遭遇人生逆境的苏轼变得从容豁达,乐观豪迈,最终成就了他的旷世才名!
整个中国文化史都因有了苏轼变得亲切可爱,而正是这种亲切可爱,才能让这位“士大夫”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世的人们千古传唱与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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