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欧洲近代史上的宗教变迁，我们会想到什么？
或许是某个独属于16世纪的戏剧性时刻，譬如马丁·路德张贴在维滕贝格的一纸论纲，抑或明斯特城下的累累尸骨。
至于之后的故事，我们会提到启蒙时代宗教狂热终为理性宽容所克服，还是基督教从公共领域的全面撤离？无论如何，教会影响力衰退的草蛇灰线，反过来指向了一套更漫长的世俗化叙事：世俗的、人文主义的力量从宗教禁锢下解放出来。在这场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接力长跑中，近代欧洲在五百年间逐渐摆脱中世纪蒙昧的迷雾，成为思想解放的赢家。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隐喻包含了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对立。把世俗化视作现代特征，其实误导了现代性的所指，既无助于真实呈现当代西方社会中宗教的角色，也遮蔽了欧洲宗教与世俗力量深度交融的近代化进程。
▲亚马逊热播剧《好兆头》第一季中的天启四骑士
考诸史源，现代国家的立法者接替了过去上帝的职权，而颇具现代色彩的主权观念，也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统治”与“治理”分立的神学渊源。这些例证很容易将我们带回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那个声名卓著的命题：
“现代国家理论所有最重要的概念都是世俗化的神学概念。”
▲法国巴黎先贤祠内卢梭的棺椁
上世纪末，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菲利普·S.戈尔斯基将目光投向欧洲近代早期（16-18世纪），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角度，来理解西方历史上宗教与现代国家的关联。在他笔下，宗教不仅是思想现象，更是实践和组织现象，既影响个体的心智和追求，也关乎国家的治理与动员。戈尔斯基结合政治学与社会学理论，并佐以历史学研究方法，提出16世纪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堪比同期军事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规训革命”，这场革命在多种意义上促进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对于那些服膺于加尔文宗的地区，规训革命造成了更加显著的历史冲击力。
▲《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
[美]菲利普·S.戈尔斯基著，李钧鹏、李腾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初版于2003年，凭借宏大的理论抱负和深刻洞见获颁2004年巴林顿·摩尔著作奖（Barrington Moore Book Award），并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被视为当代研究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学者必读之书。在中文版代序中，作者介绍了本书缘起，并全面阐释了其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基础。
一、宗教的回归：历史社会学新浪潮
为了理解宗教改革与现代国家形成间复杂、纠缠的关系，让我们回到《规训革命》理论建设的起点——近代早期的国家创建（state-formation）。这一问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旨在探究现代国家结构与权力的起源。
五六十年前，英美学者在“国家中心主义”思潮的指引下，拓展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与方法，使近代早期国家政制研究成为显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看来，近代早期绝对主义国家及其变体的结构，取决于该国的生产方式及阶级关系类型。而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持战争中心论的学者，则强调国际竞争和地缘冲突压力对国家军事-财政改革的促进作用，相信战争于近代国家转型而言至关重要。
作为一部不懈对话前人的著作，《规训革命》回顾了上述两种路径解释效力的缺陷。戈尔斯基发现，战后社会科学刻意将基督教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但被边缘化的“宗教”范畴，恰恰是近代早期欧洲史叙事不可分离的部分。为了重审近代早期国家，我们需要改变观察国家这个利维坦的方法。
▲戈尔斯基在书中所引用的1651年版《利维坦》卷首插图
霍布斯《利维坦》的经典插图描绘了左手执杖、右手执剑的主权者国家，他头戴君主冠冕，躯干和手臂由臣民组成，下方在左右分列了士兵、军械、火炮、王冠、城堡等世俗权力，以及教会法庭、逻辑工具、神的闪电、主教冠冕、教堂等精神权威，在横纵两个方向上展现了政府和社会、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对照关系。
戈尔斯基指出，习惯中从上至下、从左至右的观察顺序，并非理解此图的唯一方式。先前的国家创建理论只关注国家的物质构成与强制权力，相当于只看到国王政治身体的头颅，而忽视了其灵魂（意识形态）与身躯（地方与社会）。因此，作者希望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自右而左（从宗教到国家权力）地推衍成说，将宗教作为变量，并把社会治理视作衡量指标，纳入对近代早期国家权力的分析中。
二、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以规训为纽带
为了在宗教变革与政治变革间牵线搭桥，作者求诸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发展了串联宗教、规训、国家三者的理论框架。正是教派组织所主导的社会规训及自我规训，建立了个体行为与国家权力的直接联系：
“规训以较少的强制力和暴力塑造了较为顺从和勤勉的民众，从而不仅大大加强了国家的管制力，也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榨取和强制能力。”（《规训革命》，第2页）
一个安全、清廉、有序的社会，依托常态化监管和小成本治理，同样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扩张——这就是17世纪荷兰共和国呈现的历史风貌。联省历经独立战争的淬炼，却没有走上中央集权和科层化的道路，反而呈现出高度的地方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出色的军事实力和社会秩序全赖于地方层级的控制，而这与地方教派尤其是加尔文宗的规训体系密不可分。堂会在推行宗教纪律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在国内公共罪行和人际冲突上发挥着牧灵、惩处、调解的作用。
▲1561年尼德兰画作《一艘四桅帆船和两艘三桅武装帆船》
除了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加尔文宗基层组织还向百姓传递文化规范。荷兰相对完善的社会救济体系亦为控制网络的一环，各式教养院对边缘群体的监禁与规训，也向社会宣传了日常生活的纪律性。此外，荷兰的宗教规训还体现为自我监督与人际监督机制的结合，彰显了毛细血管式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运作。作者最后指出，这种宗教引起的神经脉冲自下而上牵动了国家的硬性权力骨架，荷兰地方神职人员和官员主导下的社会规训，使得16、17世纪的联省共和国能够迅速动员军需物资和金钱，并对行政腐败进行相对有效的监督。
▲《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7-1978》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在荷兰个案中，教派建设与国家创建齐头并进：教会在国家的支持下推广信仰实践，国家则依靠教会落实社会改革、强化社会管制。为了纳入加尔文宗这种非政府的地方柔性力量，有必要为只覆盖刚性统治的国家理论增添新内容。戈尔斯基提出，在传统历史社会学关注国家结构的基础上，国家架构（state infrastructure）概念强调中央机构之外的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机构同样起到维持秩序和榨取资源的作用，实为中央政府权力的有力补充。
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书中另一个强调加尔文宗影响的国家个案，但体现了与荷兰相反的视点。在教派斗争下，加尔文宗精英人物主宰国家大权，以纪律约束官僚和军队，推行自上而下的规训革命。奉行新教伦理的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厉行节俭，有意克服路易十四式豪奢无度的巴洛克君主作风，通过身体力行的改革建立了严密、高效的行政和军事制度。而与其上源式的政令相对应，社会层面则兴起了推崇纪律的虔敬主义运动，同荷兰一样形成了上下贯通的规训网络。
《规训革命》另一项研究方法的重大创新，在于以教派而非国家为比较考察的单位。在宗教改革的教派化（confessionalization）时期，尽管出现了普遍的规训进程，相比于路德宗和天主教，加尔文宗表现出了最高强度的规训效力。戈尔斯基比较了各个宗派在教会规训机构、济贫制度与科层精神上的不同建制和影响，认为教派差异实际存在于加尔文主义（入世苦行主义）和“非苦行或他世性基督教”之间。这里所说的入世苦行，也不过是“热衷于对自我、社会、政治施以规训”的另一种表达。
▲1563年尼德兰画作《贫厨》
值得一提的是，戈尔斯基有关科层制的论述几乎直指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在《利维坦的诞生》中对政体类型的划分。他认为，欧洲卖官鬻爵现象与天主教的分布存在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世俗国家的官职买卖极有可能效仿了教会的圣职买卖模式。而新教的圣职改革及随之新兴的职位观，首先为圣职系统的科层化打下基础。新教国家的政治科层化则直接得益于17世纪第二波宗教改革自上而下的推力。
▲《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与政权建设》
[美]托马斯·埃特曼著，郭台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三、论证的张力：史实与理论之间
通过上文简介，我们或许已经感受到戈尔斯基重估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雄心壮志。《规训革命》旁征博引了海量的多语种文献，与前辈学者对话的意识贯彻始终，形成了圆融的理论闭环，展现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学养。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读者注意。
对于《规训革命》不足三百页的正文篇幅来说，轻简单薄的历史实证和个案研究，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难以否认的一大遗憾。作者试图证明基层加尔文宗的纪律意识对荷兰行政和军事效率产生了直接影响，但难以找到明确的事实论据。同理，社会治安状况与堂会治理之间呈现出更多逻辑因果链，而非可以捕捉的有形联系。也有学者指出，“新教伦理与科层精神”一节为了理论简洁而牺牲了太多关键信息。这些史实与理论不匹配的现象，为本书论证的说服力打了折扣。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肖像
个别论证缺环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在普鲁士规训革命的案例中，重视君主与精英阶层主观偏好的唯心主义模型，固然可以把实权人物的入世苦行精神作为改革的原因，却不能将霍亨索伦君主的政治理性直接投射到国家崛起上。普鲁士旨在提高效率的廉政改革何以成功，抑或在哪个层面上取得了成功？恐怕改革者的心理动机无法解答。戈尔斯基的研究深化了韦伯在精英阶层自我规训和新教伦理之间建立的联系，却没有延续韦伯在教派共同体与教徒主观动机上拉开的距离。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德]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
这一关于改革结果的疑问将我们带回了作者问题意识的起点：既有的国家创建理论无法解释荷兰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强大实力。我们发现，书中加尔文主义与现代国家创建之间联系，仍然带有国家竞争的底色。《规训革命》延续了战争中心论的风格，宗教激发的个体规训和社会规训，最终落脚于国家组织效率和动员能力的增强。我们作为读者应当注意，尽管本书的论证体系深深扎根于前人的理论土壤，戈尔斯基的理论关切在根本上不同于福柯对权力的终极批判，以及经典历史社会学对近代主权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关注。
最后值得补充的是，在强调引入宗教因素的同时，《规训革命》并没有否认社会经济和阶级因素等传统变量的效力。正像作者所承认的那样，荷兰与苏格兰的对照说明，为实现欧洲小国的独立和强大，纪律与财富缺一不可。宗教（包括加尔文宗）既不是解释欧洲现代国家政制和治理体系形成的唯一动因，也不是确保国家权力强大的唯一因素。在中层和微观研究学风兴盛的当下，我们无疑需要《规训革命》这类聚焦于宏大理论的著作，启发关于欧洲国家乃至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新思考。
参考资料：
https://www.nme.com/news/thousands-accidentally-petition-netflix-to-cancel-an-amazon-prime-show-good-omens-2512397
https://bruegel.vlaamsekunstcollectie.be/en/artwork/poor-kitchen
https://bruegel.vlaamsekunstcollectie.be/en/artwork/one-four-masted-and-two-armed-three-masted-ships-anchored-fortified-island-lighthouse
Philip Benedict, “Book Review: 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y Philip S. Gorski”,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78, No. 1 (March 2006), pp. 172-173.
[意]吉奥乔·阿甘本著，蓝江译：《王国与荣耀：安济与治理的神学谱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法]米歇尔·福柯著，钱翰、陈晓径译：《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1977-197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美]托马斯·埃特曼著，郭台辉译：《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欧洲早期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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