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诚龙
年轻时读过王朔的文集,厚厚的四大本,王朔在自序里说,出全集,必须得自己整理,别人整理了,总有不如意的地方。
看来,一向玩世不恭的王朔,对自己的文集也非常谨慎,为人和为文,毕竟是两回事。
在这方面,二百多年前的郑板桥倒是王朔的同道,对文集的重视,比王朔更苛刻。
郑板桥曾做《后刻诗序》,将其平生大作归拢来,整理出一套自选全集,删删减减,取取舍舍,作为传世文本。请注意,郑板桥为了不让别人删改他的文集,竟然写了这样一段话:
“板桥诗刻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今天看来,仍然不寒而栗。
当初读到板桥先生这句咒语时,我曾大不解,作家一生著作不少,可能有许多作品散失,自己也是找不到了的,旁人辛勤搜索,查漏补缺,于海量文字中把其大作寻出来,再补入其文集中,这是别人给他好事做善事,干吗还要恶狠狠地化“为厉鬼以击其脑”?
读柯平先生大著《明清文人那些事儿·两个板桥》,可为我们释疑一二。在柯先生文章里,郑板桥先生有两副面目:“从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看,我们可以发现他热衷于自我标榜道德情操的同时,身影却在扬州世俗的灯红酒绿里醉生梦死。”
概括言之,两个板桥,一是人世间的板桥,一是书册间的板桥。
板桥先生以清介自守而传世,他曾痛骂过文学界攀附权贵之丑状,“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非赏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赠行……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可知,其人品又可知。”
板桥先生痛骂诗人阿谀权贵,以文如其人来论,先生应该是从不以诗文去颂权之面的了,其实不然,柯平先生考证道:“公元一七三七到一七四二年,郑板桥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机一样,在江南的几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飞来飞去。”这么备尝辛苦奔波,为的就是向江浙官场位居要津者献诗。
在这一时期,板桥先生写了许多“满纸人名”之诗,如《上江南大方伯宴老夫子》,如《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如《送都转运卢公四首》,对诸位权贵颂语特高,如对当时两淮盐运使卢雅雨,卢氏是盐官兼盐商,大部分时间都在买盐卖盐,哪有时间写劳什子诗词?板桥先生却将卢氏誉为李白杜甫王昌龄一类人物。
只是颂歌写完,呈贡卢公,恰逢卢公因被指控贪腐,自身难保,这诗没起效果。
板桥先生不堪复述的是替王爷允禧操刀出书。板桥先生考中进士,长达六年,未曾补缺实职,艰难苦痛可知,穷困潦倒可想。板桥先生在江浙跑官,几无效果,所以直接跑北京,得到一位名为李复堂者引荐,攀上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
在这位少他20岁的王公家里,板桥先生打起了不要工钱的短工,亲自为其刻版出版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诗草》,奉上六顶高帽给这位王公,称其是杜甫、韩愈、王维、杜牧、岳飞、韦应物。这次,板桥先生心想事成,只打了半年短工,就去山东范县当知县了。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今天的文人也大多如此,在文章中痛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但到了现实中,仍然像大多数人一样蝇营狗苟。其之所以痛批,只是因为自己得不到而已。
板桥先生虽然不完全如此,比当代文人做得要好一些,但他批他人犯俗,自己也未免,却也是真的。比如他曾经猛批文人不作文只做官:“一捧书本,便想中举,进进士,一当官位,便想攫金钱,造大屋,置田产……”板桥先生这么骂别人,其实他走的也是这种路线。
比如他在山东潍县任期满了,提脚走人,说囊袋空空,官俸都给了地方,但柯平先生考证说:“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50两银子。”
还比如板桥先生对知识分子专为利益集团说话,大加鞑伐:“凡米盐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也。吾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可是板桥先生也曾经拜伏在巨贾之下,其言其行也是“真不可复述”。
他曾多次奔趋豪门,去吟诗作画做帮闲,“……请酒一次,请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绸缎礼物一次,送银四十两……”端了老板的饭碗,板桥先生也为老板说过不少话。
这些都是先生与巨贾豪贵交往时,其日记所记,只是到了他晚年要出版全集之时,却被他视为“平日无聊应酬之作”,与他那些“满纸人名”之诗,全部给删掉了,谁也不准“改窜阑入”,否则他就要“为厉鬼以击其脑”。
想想也挺可悲,一向清正狷介的郑板桥,也会因生活而向权贵低头,跟普通人没有两样。到了晚年要出文集了,才想起来那些应酬之作是多么的恶心,严禁别人录入,此时的板桥先生,心里肯定会有一丝悲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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