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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集团控制了生存资源后，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在资本集团的强大支持下，跟社会其他精英一起联手完成社会控制，包括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中国某些大的门户网站的出资人的资本性质，决定这些媒体必然要为资本利益代言。几大门户网站在发展初期，接受境外风险资金的入资，又纷纷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国际资本对这些主流门户网站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仅从媒体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力看，资本控制的媒体动员力已经超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动员力。
在今天的媒介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背景下，“人民群众”变成了“媒体消费者”，变成了少数人赚大钱的工具，媒体成了资本权贵集团自我推销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舞台。在资本操纵下，新闻报道更多多地是娱乐受众，满足收视率和发行量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由于资本集团渗透了几乎全部的网络媒体和有影响的传统主流媒体，从新兴媒体到某些官媒的网络版和微博版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言论和新闻立场出现严重的舆论一律，不同的声音，基本发不出来。结果是，在一种声音独霸的“媒主”世界里，本来沉默的大多数慢慢地会变成不再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媒奴”。在有的电视频道或微博里，整日就是几个“媒主”对天下事发表煽情意见，他们不是基于常理，不从基本事实出发，没有解决问题欲望。近年来的重大突发事件表明，媒体和网络成了突发事件的议程设置者；移动技术和社交网络媒体带来的是对第一时间的狂热竞争，其结果伤害了新闻传播的职业道德，导致新闻质量的下降，带来的是低行业标准。先进的传播技术给记者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牢狱——新闻报道更快、更煽情、更刺激、更负面、更主观、更狭隘、更意见化。
网络新传播技术加速了新闻的采集报道速度，带来了第一时间新闻暴政和观点专制。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媒体和微博上的许多意见领袖在新闻发生后，都成了救火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有他们的声音，有他们的评论。这些人顷刻间成为了任何事务的权威评论家，制造议程，影响舆论。在这种传播中，记者和主持人成了许多事件的解说者和评论员。传播新技术带来了新闻图片的廉价迅捷传播。媒体和微博只需即刻配上评论性的声白足矣，有的电视频道或微博平台整天就那几个人煞有介事地对所有新闻事件分析和评论。网络舆论常常不基于常理，甚至不从基本事实出发，没有解决问题之欲望，网络对话越来越难。在网络围攻和围观中，当一方受益于网络不文明的和凌乱的话语时，另一方失去了对话的热情。
今天中国站在社会改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媒体成了各种利益集团都想借重甚至利用的对象，媒体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斗争的战车。由于各股集团之间往往处于斗争状态，一股权力要想制服另一股权力，获得舆论支持，就必须学会怎样有效地利用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和形象。媒体成了各个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其战场有两个：用图像和故事争夺民心的传媒界；争夺思想观念策源地的学术界。而这两个战场上传递的信息全是不需要实践和田野调查的验证就能获得的间接信息。资本集团的软实力战略就是在这两个领域，瞄准年轻一代大脑，通过新闻媒体、影视明星、通过“公共”知识分子，开展思想战和故事战， 用“故事”、“图像”、“思想”、“观念”和“口号”，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量变引起质变。目前，意识形态双方占有的舆论资源严重失衡。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同时对几大官方媒体、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进行了深层的渗透，有的传统主流媒体正版与其官方微博在重大敏感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离开了媒体语言不敢去思考和讲话的时代，那些掌握媒体资源和话语权的精英决定了人们去思考什么问题、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今天，在很多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上，大量网民之所以那样认识问题和跟帖，是媒体的精英们提供的食粮导致的。今天大多数上网的或看电视的人只信媒体创造的世界。如果在微博上或电视上看不到，他们就不认为是真实的。结果，那些资本的代言人和舆论领袖对关键事件和问题的观点，导致了网民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误解或敌意。
在今天的媒体环境里，记者编辑不是孤岛，不是孤独的和独立的作者。记者编辑的新闻价值判断受制于媒体内部的控制，媒体的政治偏见存在于新闻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判断中。媒体和网络界的编辑记者是新闻信息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做的是媒体和媒体的委托课题。通过选题的策划、引用谁的话、语境的设计等，来满足老板或客户的要求。在某种强势的经济或政治力量的操纵下，真正的新闻被掩盖或掩饰。媒体有一整套的职业习惯、操作规范和价值系统，这些都决定了媒体在新闻生产和传播时的定势和取向。在媒体市场中，媒体投资者和经营者获取利润，记者编辑挣工资。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门槛越来越低，不需要专门知识、职业道德、从业执照、资格认证、专业标准、行业协会会员等。新闻记者属于穷苦的劳动阶层，没有职业安全（职业稳定性）、看不到个人事业的前途。尽管很多记者编辑跟着资本集团的精英及“公知”们一道呐喊，但他们不属于资本权贵集团——他们并不属于某个俱乐部、高档度假村、会所、高尔夫球场的常客。新闻的商品化、记者编辑不稳定的工作、低收入和底层的社会地位，成为被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的空子。
当资本集团控制了生存资源后，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在资本集团的强大支持下，跟社会其他精英一起联手完成社会控制，包括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中国某些大的门户网站的出资人的资本性质，决定这些媒体必然要为资本利益代言。几大门户网站在发展初期，接受境外风险资金的入资，又纷纷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国际资本对这些主流门户网站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仅从媒体的社会和政治动员力看，资本控制的媒体动员力已经超过官方控制的媒体动员力。
资本势力这种对中国网络媒体和部分传统媒体的渗透导致了在国家重大敏感问题的报道内容、报道立场和报道态度上产生网上和网下的“人格分裂”，让党的广大追随者无所适从。真正的新闻自由在于摆脱媒体的外部控制和媒体的内部控制：1）外部操控——政府的控制与资本的控制；2）内部操控——媒体投资者和媒体经营者通过编辑部内部控制编辑记者。
一些媒体表面上在争取摆脱党控制的“新闻自由”，而实际上在变成资本的喉舌。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力大于社会其它力量对媒体的实际控制能力，而网络媒体也在演变成一个代表资本利益的强大的政治权力。媒体不再是为人民服务，更不是为民主法治社会服务，而成了资本精英小圈子进军政治精英小圈子的舞台。媒体和网络上更多的意见领袖成了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作者：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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