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鸭子,只比我的大拇指略胖一点,青瓷做的,自然,不会是它们自己游来的;2009年秋我到韩国首尔开会,在市场上买了带回来的。
这是一个由韩国基金会文化中心主办的,世界博物馆专家有关绘画的一个学术会议。因为是公差,就格外轻松,——除了准备大会发言,——轻松到可以不带钱。想想韩国有什么好买呢?除了香粉。深谙待客之道的主办方,特地把这个会放在了首尔最美的时节,——天,蓝到最蓝,满城的银杏树,黄到最黄的深秋;会场设在著名的中央日报社大楼,就住在一马路之隔的假日酒店。别看韩国版图不大,这家酒店的前厅也不大,给专家们安排的客房却大。客厅可作会场,床能当舞台,且宁静舒适。可见韩国朋友待客的胸怀;不仅大方,而且精细周到。比如,他们给每个与会专家都发了一小笔钱,这样,除了一些场合集体宴会,大多数时候大家会后就自己吃饭,又省时间又自由。这笔钱铺张一点是不够的,小吃肯定有余,我就用这零钱买了这些小鸭子。
一天晚上我和玛丽莎、戴星舟两位大姐——玛丽莎来自意大利罗马,戴星舟来自美国洛杉矶——去有名的英沙洞闲逛,一进街市的那家店,我就被这些小鸭子吸引住了,它们正躺在一个木头盒子里,懒洋洋的,好像正等着我来。一拿上手就放不下了,就要买下,两位大姐都劝我再等等,毕竟我们刚来。一路逛下去,果然,各种玩艺很多,玛丽莎买了几个青瓷盘子和一对木头鸭子。鸭子雕得真好,漆上五彩的漆,堂皇而雅气;它们还很大,跟刚才那些小瓷鸭比,简直就是羊群中的骆驼;我也很喜欢,再三抚玩,却又放下了——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些“骆驼中的小羊”——小瓷鸭。戴星舟买了两只青瓷碗,她说回去里面盛了水水上浮朵花,她的案子上缺这样一个花器。这种青瓷碗其实就是韩国人日常的餐具,才几块钱一个,在韩国餐馆见过,虽说没有博物馆里的品级那么高,却朴素大方而厚重,拿在手上心里有种踏实感。我也买了两个,想着回去做笔洗甚好。我缺这个。北迁后,因当心好物不坚牢,一些瓷器就没搬来,偶去市场也顺带找找,却难觅。一日,在美术馆前一小画具店,忽然发现几个白瓷盘子,——谢天谢地上面没有被滥画,品相颇好,赶紧买了几个;还多买了两个,为一个朋友。没想到,却在这里淘到了水盂。真是意外。虽有意外的收获,心里依然惦着前面的惊遇——那几只小鸭子。再往前不曾发现更中意的,遂折回来买。那位粉面绛唇的老板娘这一回乐得直点头哈腰,给我的小鸭子包了又包,裹了又裹,好像也怕把它们冻着。——那天,寒流突降,看了电视的专家说是从北京吹来的,北京还下了雪;寒流没有顺带给我捎件棉衣,此刻,我身上正套着罗马姐姐的毛衣,裹着洛杉矶姐姐的围巾。
那晚回来,我发现床大的好处了,它,真成了我的小鸭子们的舞池了。雪白的床单上,我把它们排成队,列成行,变幻着各种队形,——穿江过海。空气中,顿时好像响起了阵阵“嘎嘎”的小精灵们的欢唱,——一种久违了的天籁之音。
它们只比我的大拇指略粗一点,圆头,宽喙,肥肥的身体,平腹,没有腿,翅膀收拢,一只轻轻搭在另一只上,全身青绿中只有两个墨黛色的小黑点——它们的眼睛;细瞧,通身有隐隐的冰纹——浴火而生的光荣标志。它们个个神气十足;再也不是安徒生笔下那只被同类和异类啄得跌跌撞撞,到处东躲西藏,沮丧狼狈的丑小鸭;它们很安详,但只是小鸭的安详,而不是天鹅的那种。
每读孙犁的《残瓷人》,总要笑老人家的“玩心”不泯。——他本来端出自己的百宝箱,要让远道而来的往昔恩人挑几件玩艺儿,可当对方拿起他的小瓷人时,却说“这一件不送,我喜欢。”为了表示歉意却送了对方一张董寿平的杏花立轴。那个舍不得送的小瓷人,不过是他1951年出访时花十六个卢布买回的哄孩子的小玩艺。这小瓷人,想必是浑身有种特殊的“魔力”吧。
这些小鸭子到底又有怎样的“魔力”,也让我玩心复蒙,大发如此呢?
我想,这个“魔力”就是灵魂,它们都是有灵性的,不是普通什物,更不是行尸走肉。那些大作家总是特别看重这个,像安徒生,总要赋予笔下的万物一个“灵魂”,——蝴蝶,甲虫,打火匣,锡兵;让他的小人鱼宁可放弃三百年的寿命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忍受巨大的痛苦,也要得到一个人类所特有的那种——“不灭的灵魂”。
睡觉的时候,我把小鸭子们安顿在枕头上,成一条线,连向我的发梢;好让它们由此进入我的梦中,把我也带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虽然,我此刻已身在另一个国度。幼读《安徒生童话》,总是对“国度”两个字又好奇又向往,比如,那“十一只野天鹅”历经千辛万苦飞越大海,是要到一个更美丽的“国度”;那小燕子让拇指姑娘骑在自己的背上,飞离鼹鼠黑暗的房子,远远地飞过高山,也是要飞到温暖的“国度”去。多少时光,我整天沉湎在这些梦幻中;一遍遍地描画那些插图,编织童话梦。后来,被发展的却是我“描画”方面的天赋。如今,我成了画家,每每思考一些“严肃”问题,早已收拾起了那份“玩心”,——现在看来,它只是暂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好像并不曾到达什么“遥远的国度”,却感到窗外的阳光今晨格外明亮,看看表——八点——其实当地时间已经九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又和小鸭们玩了一会儿;可当我下到一楼自助餐厅,发现,情况不对了,那个满头银发的瑞典人史美德女士——每天早晨总是像妈妈一样地对我说“你睡得好吗”,——声音有珍珠般的光泽,那个柏林人理着男孩头的石坦女士,那个长头发长下巴来自巴黎集美博物馆的先生,那个眼睛比星星还亮的墨西哥的赛维利娅,那个脑壳像列宁中国名字叫江文苇的美国人,那个初见时吓一跳疑心遇上黑手党老大可其实很和善的加拿大人,那来自火鲁奴奴的、星星那提的…………还有那个和我说话时总是脸红的头发像金子一样的小伙子,三四十号人此刻都不见了,餐厅里空空荡荡——人都上哪儿去了——也去了“遥远的国度?”再看看表,我突然醒悟过来,放下餐具,拔腿就跑。还好,会场就在马路对面。会议刚要开始。
昨夜,我的小鸭子没有领我去一个“美丽的国度”,却让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睡过了头。首尔和北京有一个小时的时差,这里要早一个小时见到日出,应把表针往前拨一小时,我没有拨,想着反正十天后就回家了,心里有数就行,——可遇到这些小鸭子,就没数了。玛丽莎说“我见你那样做,知道你早晚会出问题的。”知道却不说,看来“意大利人很像中国人”这话没说错——一样的含蓄。
会议结束时,这些小鸭子被我放在一个高级的木头盒子里小心翼翼带回。这个盒子里本来装的是另一件青瓷,一个亭子——韩国国立博物馆百年庆典纪念品。他们很重视这个“百年馆庆”,请来了世界各博物馆的馆长和许多要人,我们这个会的专家也应邀出席;不仅来了他们的第一夫人,还在博物馆前的湖边建了一个纪念亭。站在旁边的一位精瘦的瓦当收藏家骄傲地对我说“这亭子上的瓦当是我捐赠的,是我七、八十年代吃尽千辛万苦从中国找来的。”这确实值得骄傲,博物馆还把这个亭子的模型制成了青瓷,要让来宾把它摆放到世界各地。可我带回一个亭子干什么呢?虽然那上面有来自中国的瓦当,瓷也是好瓷,——怎么想它的好也没能被打动,它那么沉;有那么多的会议资料要带回,它们更沉。反复掂量,我只好放下了亭子,但取下了它外面的白色木头盒子,这个好,又轻又美,但造价肯定没有亭子贵。许多专家也都这样做了。看来“买椟还珠”不一定是愚人所为。
我用这个盒子装着我的小鸭子,俨然外国宝贝来华的势派。没想到来韩国还可以买青瓷,多么可爱的小精灵。
回来后,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反复看我们的好瓷——它们被誉为“精美绝伦,举世无双”;和那些同样可爱的小鸭子、小鹅、大雁、狗和小猪——那些围着妈妈吃奶像花瓣一样展开的小崽子。它们身上都有一股“魔力”,让人看不够。可后来,这股“魔力”渐渐地不见了——我们现在的市面上再也难觅充满“魔力”的玩艺了。
许多年前在欧洲瓷都德累斯顿,也曾感叹他们的生活用瓷之精美,而我们这个“陶瓷起源国”的市场上却难买一只可心的碗;在波茨坦皇宫,看到那些来自中国的古代青花瓷,心中不禁蒙发了要去研究它们的冲动;后来在杭州上学时,在浙博见到大量龙泉窑青瓷,此念再生。这一回,从韩国回来又生了要研究高丽青瓷的心,——精诚所致——韩国朋友费尽心机把世界各地的专家请来,研究他们的珍宝,不就是想让全世界都来珍视、传扬他们的宝贝吗?看看我们周围,每天有多少宝贝在化作尘土。
一个月后,得知韩国瓷器研究专家曾良谟先生来中央美院开讲座,讲《高丽青瓷》,我特地去听,并请教了他,——“我在韩国看到一些生活用瓷,在气息、品质和形态方面与传统一脉相承,历经战争等大的破坏,这种传统有过断裂吗?”他说“有过。”这让我有了一丝安慰。这么说,我们的传统断裂也会弥合。有一天市面上不再充斥那些轻巧浮薄邪甜俗癞的东西;我们不再为“视觉冲击力”所蛊惑,能平心静气地做一些真能感动自己的东西——为心灵,而不是为“眼球”劳作。也能赋予手中的作品一个灵魂!
如今,这些小鸭子被我分成了两组,一组放在了我私人画室的案头,另一组放在了单位的案子上,这样,我无论在哪里就都能看见它们。有时闲了就和它们玩一会儿,有时,又挪来压个纸头什么的,大多数时候它们就那么呆着,——在我的案子上——它们的天地里。
前些时,在敦煌,夜里忽闻一声叫唤,——醒了,却想不出是什么声音,既不像人,也不像鸟,会是什么呢?想想,一定是我的小鸭子,——白天,在莫高窟佛国的水池里见到一些欢快的鸭子,曾闪念我的这些从“遥远的国度游来的小鸭子”,想必,现在它们来梦中寻我。
那么,玛丽莎的鸭子也会叫唤吗?它们一开腔——哦,那些大家伙——整个罗马人都会被叫醒的。
2012.11.25
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