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写过很多诗词，但写隐蔽战线英雄的诗词，只有一首。
这惟一赞扬隐蔽战线英雄的诗，是毛主席1950年写给“密使一号”的：“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密使一号”，就是我党打入台湾国民党内部级别最高的隐蔽战线英雄——吴石，其公开身份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
吴石是福建闽侯人，生于1894年，曾就读保定军校、日本炮兵专科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成绩都很拔尖。他被誉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抗战时期，吴石就是国民党军的中将了，曾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第44集团军总参议等职。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志得意满，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灯红酒绿，给收复区人民留下极坏的印象，当时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女子。吴石目睹这一现状后，对国民党失望透顶，遂将希望转到民心所向的共产党身上。于是，他通过老同学、我党地下党员吴仲禧，与我党建立了联系。
吴仲禧的上级，就是我党情报战线的著名领导人潘汉年。
淮海战役前，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其间，他利用参观机要作战室的机会，凭记忆写出“徐州剿总情况”上报党中央，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得的最早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份“决战淮海前的重要情报”，获取人是地下党员吴仲禧，而帮他实现这一目的之人，正是吴石。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是吴石将吴仲禧介绍给李树正，吴仲禧才顺利得此情报。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随后到了台湾，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
去台湾继续搞情报工作危险性太大了，吴石本可以不去。但他决心为组织多做些工作，于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行前，吴石对吴仲禧说，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组织上给吴石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
1949年11月，我党情报工作人员朱枫女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达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与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密使一号”吴石取得联系。
吴石给了朱枫一个圆铁盒，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及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朱枫很快将这批情报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又送达北京。毛主席看到了这些情报，大喜，就写下了本文开头时的那首诗。
朱枫到达台湾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都会准时去吴公馆，将吴石准备好的情报取走，然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交通传回大陆。
天有不测风云。
1950年1月，我党的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在台湾被捕，后寻机得以逃脱，但其笔记本不慎落入台湾特务头子谷正文之手。谷正文在笔记本所记记载的联系人中，竟然发现了“吴次长”。
“吴次长”，就是吴石。因当时台湾的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
这个蔡孝乾，真够大意的了，按照秘密工作的纪律，绝对不允许在本子上记下重要情报人员的身份。蔡孝乾担任的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省委书记。
于是，吴石与时任台湾“联勤总部”的总监陈宝仓（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以及朱枫、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都落入敌手，于1950年6月10日惨遭杀害。
其中，吴石与陈宝仓在国民党军内的军衔都是中将。
导致吴石等人牺牲的罪魁祸首蔡孝乾，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二个顾顺章，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蔡孝乾生于1908年，台湾彰化人。1924年至1925年，蔡孝乾来到内地，在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7月，蔡孝乾返回台湾，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同年8月，为躲避日本当局搜捕，蔡孝乾离开台湾到了福建的漳州，后进入了中央苏区。
1932年6月在苏区反帝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蔡孝乾当选总同盟主任，1934年1月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这个地位，很高了。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中央与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蔡孝乾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湾籍共产党人。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蔡孝乾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1945年的4月到6月党的“七大”召开时，蔡孝乾是大会上唯一的台湾代表。1945年9月，蔡孝乾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46年7月化名老郑，秘密返台开展工作。
蔡孝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逐渐地丧失了初心，开始痴迷于生活享乐，热衷于联络台湾当地上层工商人士。
妻子的病故，是蔡孝乾的人生分水岭之一。此时的他，又看上了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钱不够花时便挪用组织经费。1949年，蔡孝乾竟向台湾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声称赞助经费的话台湾解放后必予关照。这个很不像话，太无组织纪律了。
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第二次被捕。这次，特务酷刑侍候，并将已投降的马雯娟送进蔡孝乾房中，蔡孝乾也向台湾当局投降了，成了可耻的叛徒。
蔡孝乾的叛变，导致台共高干大部分被捕，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全部瓦解。被捕的几个台湾工委的领导人，当时在狱中天天开蔡孝乾的批斗会，也说他“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因为强烈的私欲，失去了信仰，贪图生活享受，漠视党的纪律，蔡孝乾背叛了最初的选择，害死了很多革命者，其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与中共有关的3000多人被枪毙，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被枪毙的人中，就有吴石等四名重要人物。
叛变后，蔡孝乾加入了国民党，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参议，1956年又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于1982年10月在台湾病亡，终年74岁。
蔡孝乾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1970年，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了蔡孝乾的《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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