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万多人。此时老蒋已经完全判明了红军接下来的动向，并布下了重兵。但李德和博古仍然执意要前往湘鄂西和贺龙会合，这无异于把红军往敌人的虎口中送。虽然毛主席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但都被李德和博古拒绝，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革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对此忧心如焚。
1933年4月，王稼祥在敌机的空袭中受了重伤，肠子都被炸穿了。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他动了手术。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生经过八个小时的努力，却没能把弹片取出来，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王稼祥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一路颠簸，加上有没有好的药物治疗，他的伤口已经化脓流血，一动就钻心地疼。
此时毛主席由于身体的原因，也坐了担架。休息的时候，王稼祥找到了毛主席，坚定地对他说：“一定要在遵义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他们轰下台。”随后他又找到了张闻天和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遵义，和身后的追兵拉来了一段距离，部队得到了十几天的休息时间，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讲了大概一个小时，把失利的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闭口不谈指挥上的失误。博古讲完后，周总理作了副报告，报告中，他不仅检查了“三人团”在指挥上的重大失误，还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周总理的报告结束后，博古提议大家就正、副报告进行讨论。
此时张闻天站了起来，大声说：“我讲点意见。”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报告：“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尽管大家早有心理准备，但张闻天的开场白还是让许多人吃了一惊。在报告中，张闻天对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战略战术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随后他说：“我们的突围行动，在华夫（李德）同志的心中，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许多高级指挥员对此都一无所知，只能机械执行命令，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错误。”张闻天讲完后，毛主席接着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的四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第二个错误是多路分兵；第三个错误是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第四个错误是在战略转移时仓促行动。毛主席的发言结束后，王稼祥忍着伤口的疼痛站起来发言，他的发言言简意赅：第一，完全赞同毛主席的发言；第二，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由毛主席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毛主席发言之后，王稼祥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此时身兼四项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因此他的发言很有分量。后来毛主席多次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结束后，王稼祥与毛主席和周总理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他以顽强的毅力，强忍着剧痛，翻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因为伤情恶化，被秘密送到上海治疗，后来又转往莫斯科医治。1938年8月，王稼祥身体好转后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6年后，他的伤口再次恶化，无法坚持工作，又一次来到苏联治疗。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担任过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从1951年开始长期担任中联部部长。1962年的时候，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王稼祥据此提出了“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等建议。结果被康生别有用心地利用，并以此诬陷和攻击王稼祥是要“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不久后他中联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并被强令搬出中南海。1974年，王稼祥病逝，享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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