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北京有些倒春寒，勉强能够遮风挡雨的简陋民家里，一位被病痛折磨到形销骨立的老人拉住床前儿子的手，颤抖着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封字迹凌乱的信。
“我想见一见总理，只怕是不能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每说一个字都要长长喘出一口气：“有些事，我不说，知道的人也不多了。”
外面的风呼啦啦得响，隐约能听到脚步声，老人不动声色地叹了口气，呢喃着“千万把信送到” 缓缓闭上眼睛。
这位老人是谁？他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故事呢？
隐蔽战线的英雄
老人名叫王世英，是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王牌特工。
作为黄埔四期的学生，他曾参与过北伐战争和二次革命，因为一腔爱国赤诚在入学之初就选择了红色革命的道路，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地下工作的征途。
为了掩人耳目，王世英在南京开了一家杂货铺子，打着商人的旗号聚集了一干闲散子弟，每天无所事事地指点江山，时间久了，这其中还真能套出一点有用的东西。
顾顺章等人叛变之后，整个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都陷入到了崩落的境地，为了降低人员的损失，党中央临时决定紧急撤离，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都回到了瑞金苏区。
作为唯一在上海有合理身份掩护的同志，王世英主动请缨留在前方，他不仅以最快的速度重新整顿了情报网络，还着手寻找被捕同志的下落。
某次黄埔四期的学生在茶楼吃饭，一群年轻人天南地北地吹嘘着自己如今的境遇，突然门口走进来一个身穿戎装不可一世的军官，颇为豪气地把帽子丢在桌子上，“啪”得一声脆响。
王世英正喝茶，冷不防被他吓了一跳，仔细看了才认出这是老同学，听说他如今是徐恩曾手底下一等一的红人，铲除了不少共产党。
这让王世英心念一动。
“济美兄，好久不见！”他立刻殷勤地笑脸相迎，端起酒盅连饮三杯，好一通吹捧夸得史济美心花怒放，一顿饭吃完，让他套出了不少情报。
原来徐恩曾极为奸滑，自从发现自己的心腹钱壮飞是共产党人后，连史济美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确切位置，不过在东边街上的金源车行加派了跟多警力暗中观察。
金源车行斜对面有一间饭馆，王世英就打着吃面的名义顿顿往那边跑，经过他细心地观察发现车行果然很古怪，不仅在四周埋伏了不少暗线，自己守在这里几天一个活人都没看到。
直到某一天午后，他结完账打算回家，本以为又一次铩羽而归了，路过车行的时候遇到一个传教士迎面撞上来。
“小心些，”王世英假装生气地大吼，对方忙不迭地道歉，还拿出十字架说：“上帝会保佑你的。”
王世英心里一震，这是陈赓说过的接头暗语，他立刻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自称自己是基督教徒，让传教士不必介意
就在两人即将告辞的时候他突然又问：“这附近有店面出租吗？”
传教士指了指路尽头道：“那边5号路就有。”
这是在询问共产党员被关押的下落，王世英没想到对方居然真的知道，他按照传教士的指引去探查了一番，果然发现了比别的地方多上五倍的兵力。
既然确定了同志们的具体方位，王世英就着手开始计划营救，他借口家里叔叔去世，找了一群人敲敲打打地在大街上送葬。
车队途径金源车行门口和一家办红事的人遇上，两边都想让自己先过去谁也不肯让步，因为大喜的日子遇上白事，新婚夫妻很不服气，刚对骂了两句直接撸起袖子打了起来。
大街上聚满了看热闹的人，金源车行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也不知道哪个报了警，附近警察局的人也都赶过来拉架，一时间方圆五里都热闹非凡。
然而等警察好不容易安置好两家人，路面再次恢复通畅的时候，上级交代特别看押的共产党一个不落全被救走了，连金源车行里的可疑分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徐恩曾听说之后大发雷霆，下令一定要严查此事，这差事再次落到史济美头上。
彼时他正在歌舞厅逍遥快活，根本没有心思去办案，酒过三巡喝得有点上头，摇摇晃晃地要去卫生间。
案子其实不难办，新婚的小夫妻到南京去投奔亲朋了，相隔千里根本无从查起，那么城里就剩下办白事的王世英，只要明天一早抓住这人，无论幕后策划是不是他，都能给徐恩曾一个交代。
史济美心里飞快地盘算着，冷不防背后被人戳了一下，他迷迷糊糊地转过身，突然一记重拳砸在脑后，眼前一黑再也没爬起来
服务生看到之后尖叫起来，王世英不慌不忙地处理好现场，赶在警察到来之前挤出慌乱的人群，顺着车水马龙轻而易举地出了城。
从那之后，中共特科的王世英成为上海滩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噩梦。
三寸不烂之舌
其实除了营救同志传递情报，清除国民党反动派之外，王世英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三寸不烂之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蒋介石一面在东北施行不抵抗政策，让张学良率领几十万东北军放下武器，任由日军的马蹄踏破冰封千里的白山黑水，另一方面，他又纠集国民党士兵对呼吁联合抗日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围追堵截。
在多次围剿战争之后，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再这样内耗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既然蒋介石冥顽不灵，那就找可以沟通的人进行劝说。
他们最先想到的人是李宗仁。
因为李宗仁麾下不少桂系将领也有黄埔求学的经历，于是王世英主动请缨，在好友的掩护下潜入李宗仁的驻地。
李宗仁对他的到来似乎并不惊讶，给了他适当的时间陈述观点，王世英抓住这次机会，针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局势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且劝说李宗仁，不要因为蒋介石的一时之气，让桂系将士做无谓的牺牲，折损了他麾下这些武装，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李宗仁真的采纳了建议，无视蒋介石的狂怒和催促赶赴华东抗日，再也没有和共产党纠缠。
王世英的功劳还不仅于此。
1936年前后，杨虎城张学良在西安聚首，他们被蒋介石调到这里来都只有一个目的，剿灭共产党的同时消耗自身的实力。
当时的抗日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大半个华北都陷入到战火的焦土，共产党更加声嘶力竭地呼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信任，王世英在此时再次出发，深入西安与杨虎城密谈。
他在西安盘桓了几日，虽然究竟密谈了什么后人已经无从得知，但是从那之后张、杨二人停止内战的想法愈加坚定，甚至在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
除了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之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也一直奔走不辍。
除了是黄埔四期的学员外，王世英在明面上最高调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阎锡山的学生。
他一早就看出蒋介石灭共产党之心不死，哪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只要外敌被赶出中国，国民党又会再次向共产党举起屠刀，而内战一旦打响，阎锡山驻守的太原就会成为重中之重的必争之地。
带着这份先见之明，他投奔到阎锡山帐下做幕僚，平时为阎锡山出谋划策，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
1946年，就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不久，国民党当局果然背弃了当日的许诺，纠集重兵向共产党驻地发起进攻。
都是刚刚经历过战火的荼毒，国共双方的战事十分胶灼，一路打到太原腹地，阎锡山的抉择成为阶段性战场的关键。
蒋介石自认与阎锡山有些交情，于是毫不客气地要求阎出太原阻击共产党，但阎锡山本人有些犹豫。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太原城中有个老秀才觉得自己抓住了时机，想利用阎锡山此刻的心态劝说他归附共产党，还大张旗鼓地写了一纸诉状贴得满城风雨，引得附近的人都来看热闹。
自己有所犹豫这事原本只是天知地知，经过老秀才一闹，只怕要传到蒋介石耳中，此刻阎锡山骑虎难下，气愤地在帅帐里摔杯砸碗。
最后为了自保，他只能杀了老秀才以铭心志，为了彻底打消蒋介石的戒心，还喝令左右谁都不能劝他。
这样连共产党也陷入到被动之中，甚至不好派代表去和阎锡山谈判，王世英再一次挺身而出，担当了这个重任。
“共产党人绝不让老师做为难的事，”他找到一个机会劝道：“你只要按兵不动就行了。”
他沿着地图把国共双方的力量全方位对比了一番，指出如果阎锡山短时间内无法下定决心，不如先想个借口拖住蒋介石，仔细观察两军之后的战况再做安排。
“老师也要想一想太原城中的百姓和山西几十万子弟兵啊，他们的安危就系在您一念之间。”
在他多次温和地劝说下，阎锡山果然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在局势明朗后甚至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王世英也算促成了太原的和平解放。
可就是这么一位果敢聪慧，在隐蔽战线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却受到了不少人的忌惮和排挤
斗争到底的勇士
王世英是个耿直的人，往往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最见不得同志们受委屈被刁难，做事也是对事不对人，可这样的性格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他和康生就曾经发生过摩擦。
1942年前后，康生在苏区大搞“拯救失足者”运动，眼看着革命果实被这些人搅和得越来越混乱，王世英无惧无畏地站出来指责他们的行径，还愿意拿自己的党籍党性给同志们做担保。
王世英是北方局的主要领导，因为之前的功绩在党内很受爱戴，他的公开反对让康生等人大跌颜面，随着质疑和反抗的声音越来越多，他开始急躁起来。
在之后召开的中央学习委员会上，权威一再受到挑战的康生忍无可忍，在会上对王世英做了单独批评。
“有些同志崇尚大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整天想着逞英雄，保这个保那个的，他以为他是谁？”
不过这些话王世英没有放在心上，依旧凭良心做人做事，每每让记恨他的人牙根发痒也无计可施，双方矛盾也越来越深。
直到1968年，王世英预知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临终前想见周总理最后一面，交付一些事情，可惜受到层层阻挠，根本找不到机会。
弥留之际，他写了一封信交给儿子，气若游丝地嘱托他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周总理，里面有些东西他要是不说，恐怕自己走后也没几个人知道了。
然而这一消息被埋伏在王世英家的眼线探听到了，王世英尸骨未寒他们就找上门去，差点把房子翻了个底朝天，终于还是把那封信带走销毁了。
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后世已经无从得知，但王世英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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