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初，清明节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延安寄了一封公函，公函显示，陕西省政府要组织地方官员去黄帝陵祭陵扫墓。
毛主席在征求了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派一位秘书长参加。
到达陕北后一向沉默的张国焘似乎早就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一连往凤凰山下的毛主席住处去了几次，坚持要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参加祭陵，见他态度坚决，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只得同意了。
张国焘回到住处，一反萎靡不振的常态，情绪非常高昂，他对警卫员李凯国说：“小李，你把这里的文件和手枪、望远镜、衣物都装在那个背篮里，我们准备去祭黄陵。”
自从来到陕北，一年多来，李凯国很少见到他这么愉快过。
谁也没想到，高兴地背后竟是一场阴谋。
这次祭陵后，张国焘走了，从此再没回头……
张国焘与毛主席在陕北
劝不回头
1937年3月30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对张国焘所犯错误作出了最后决定。
这天晚上，张国焘的屋里的灯亮了一夜。
此后，他变得很少说话，很少出门。
一次，警卫员李凯国进屋去送水，张国焘慢悠悠地说：“要是有人来，你就说我不在，不论是谁！”
那次，中央派通信员送来一个通知，李凯国进屋报告：“张主席，通知你去开会……”
他一边写毛笔字，一边看也不看李凯国说：“告诉通信员，我不参加，身体不舒服！”
不久，张国焘要求搬到延安小东门外的一个基督教院内，离中央领导住的西山远了些。
时间不长，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和小姨子、小儿子来到延安，组织上安排她俩在陕北公学当教员。
这期间，毛主席、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经常来看他，和他谈话。
对于同志们的谈心，他表面应承，背后却不以为然。
不久，张国焘又提出要搬家，就搬到延安东山的一个寺院内，离风凰山下的中央领导更远了。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国民党不得不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
因此，国民党派往延安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一天，李凯国去给张国焘送东西，见他和一个陌生人一边下围棋一边说着什么，见他进来，他们不说了。
张国焘对李凯国说：“好啦，你休息去吧，有事我找你们。”
后来这个人经常来和张国焘下围棋，有时甚至下到半夜。
张国焘
1938年4月4日，边区政府租用了延安公路局的一辆运输大卡车，并派出一个特务班，前往中部县（今黄陵县），下午五时左右，来到中部县政府门前。
这时，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等早就站在门口迎接。
张国焘一下车，蒋鼎文赶紧走过去，旁边一个人连忙介绍说：“这就是张主席。”
说着又指着蒋鼎文对张国焘说：“这就是蒋主任。”
说话的同时，蒋鼎文伸出手说：“张主席不辞劳苦，亲莅黄陵，不胜欢迎啊！”
张国焘也伸出手说：“蒋主任，久仰，久仰。”
而张国焘的警卫员李凯国下车一看，蒋鼎文身旁站的那个人不就是在延安和张国焘经常下围棋的人吗？
后来听大伙叫他张局长，他和张国焘一见面，俨然老朋友一般，喜笑颜开，非常亲热。
1938年4月5日，国共两方人员正式祭陵。
早饭后，警卫人员随张国焘一起来到黄陵，参加统一举行的祭陵仪式后，大家又参观了陵园。
蒋鼎文与张国煮并行游览，说古道今，口若悬河。
“张主席的帅才是举世公认的，早在五四运动反封建时，就担任了北平学联主席，那时候才20刚出头，可谓出类拔萃啊！”蒋鼎文一边走，一边面向张国焘说。
张国焘长叹一声，以怀才不遇的声调说：“彼一时此一时呀。”
蒋鼎文接着说：“自古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沙堆于岸，水必滞之；才高于众呢？哈哈，好，我们不提往事了。瞧，这桥山可真是得天独厚，尽领风骚呀……”
张国焘全无游兴，好久不说一句话。
蒋鼎文
晚上，张国焘又在蒋鼎文屋里密谈，凌晨二时才回到自已房内，一直等候的李凯国进门问：“张主席，今天祭陵完了，明天咱们是不是回延安？”
张国焘一边脱衣服准备睡觉，一边对李凯国说：“不，林主席在西安，我有些事要去找他。好，你也回去睡觉，其他事明天再说吧。”
李凯国不敢再问，轻轻带上门退出来。
1938年4月6日，早饭后，门外开来了十几辆汽车，国民党警卫营的士兵分立县政府大门两旁，人人身背一长一短两支枪，神气十足。
国民党方面的官员一个个走出来，站在车旁准备登车。
这时候，李凯国跟在张国焘后面也从二堂走向大门外，警卫班的战士们都站在门外等候。
张国焘朝前快步走着，对身后的李凯国说：“你带上大家回去，要是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去西安找林主席了。”
走到大门外的时候，他又指着年龄较小的警卫战士张海说：“叫他留下，跟我一起去。”
李凯国走到张海跟前说：“张海，你跟张主席去西安，其他同志上车！”
说完，他急忙把那个装有文件的背篮放在卡车上，告诉司机准备回延安。
再回头看时，张国焘已经钻进蒋鼎文的车内，显然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几个小时后，蒋鼎文的车队到了西安，张国焘由蒋鼎文安排，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专用的西京招待所。
下午，李凯国他们的卡车回到了延安，伍修权同志一见他们就问：“你们回来了，张副主席怎么没回来？”
李凯国有些慌乱地急忙把张国焘去西安的情形作了汇报。
伍修权立刻说：“你赶快到周副主席那里把情况汇报一下，我办完事就去。”
李凯国赶紧来到杨家岭周恩来的住处，刚进院门，碰见了社会部长康生，他简单问一下情况，然后对李凯国说：“你先坐下，我去报告周副主席。”
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一进门，他神情严肃地说：“你把张国焘去西安的情况给我详细说说。”
李凯国快说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几乎流下泪来，周恩来眼睛里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慈祥地说：“你不要怕，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嘛。张国焘去西安有问题，我明天就出发去武汉。”
“我把张国焘带的文件、手枪、望远镜都带回来了。”李凯国心情轻松了些，又补充说。
周恩来接上说：“你把部队和文件都带回来了，这就很好。东西就交给康部长去处理吧。”
康生和李凯国走后，周恩来快步向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张国焘于1938年4月6日下午到西安后，一直和蒋鼎文及那位所谓的张局长等人打得火热，一次也没有和中央驻西安办事处及林伯渠同志联系。
7日下午，张国焘对张海说：“小张，把东西都带上，我们去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后，张国焘又对张海说：“小张，你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说我在火车站。”
时间不长，林伯渠赶到火车站，但这时候张国焘已经上了国民党的军用列车。
林伯渠问张国焘：“张副主席，你这是去哪里呀？”
“我到武汉找周副主席去。”张国焘说。
“在办事处住几天再走吧……”林伯渠说。
“以后再说吧。”张国焘不等林伯渠说完就以一副毫不动摇的神情说。
张国焘坐在火车上，始终没有下来。
气笛鸣响，火车终于开动了。
林伯渠
1938年4月11日，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
周恩来、罗炳辉、李克农、钱之光、王明都等在那里了。
出了车站，周恩来说：“张副主席到咱们办事处去住吧。”
张国焘立即说：“不，我住大华饭店。”
这是一家资本家开的高级饭店，大家只好依他。
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饭店，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次日，张国焘终于搬到办事处了。
1938年4月13日上午，张国焘忽然对周恩来说：“我想见见蒋介石。”
“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呢？”周恩来很客气地问道。
张国焘无话可答，只是固执地说：“就是想见见。”
最后，周恩来陪同他来到武昌，见到了蒋介石。
张国焘毫不顾忌有周恩来在座，对蒋介石说：“兄弟我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接上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会见后，他们准备返回汉口，张国焘心怀鬼胎，伺机溜走。
周恩来发现不见张国焘，就打电话叫办事处又来了几个人，分头寻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旅馆找到了他。
经周恩来劝说，他不得已，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才又一起到了汉口办事处。
1938年4月14日，天刚亮，张国焘就起床了，他对警卫员张海随便地说：“小张，你到楼上去看看周副主席起床了没有，我有事要找他。”
小张赶紧来到楼上，周恩来一见他就说：“你上来干什么？不是叫你不要远离张副主席吗？”
小张说了来由，周恩来连忙说：“快下去看看，他可能跑掉了！”
张海恍然大悟，急忙跑回来，一看，张国焘果然不在了。
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来到门口，又观看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影，他就布置大家分头再找。
办事处的同志找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张国焘，他已经在那里住下了。
这人不劝也罢，越劝反倒越固执，说啥也不回办事处。
后来虽经周恩来一再诚心相请，他还是不搬。
1938年4月17日，周恩来又一次来到那家旅馆，再次同张国焘倾心相谈。
周恩来说：“张副主席，我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我可以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条，回去继续为党工作，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既往不咎。第二条，你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然后回去工作。第三条，你声明脱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何去何从，请你定夺。”
张国焘无所谓地说：“那就在二、三条之间确定吧。”
停了一下，他又说：“这样吧，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关门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其实，他一溜出来就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联系，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正如他所说的，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他决定要做的事，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下午，他乘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又一次溜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张国焘
他的后半生
张国焘去了南京，不久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他以为凭他的经历，蒋介石会重用他，没想到他在南京等了好几个月，蒋介石才给了他一个政策研究室主席的虚职。
之后几年，张国焘又相继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统局设计委员、中统局设计委员、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
这些职位，位置不高，薪俸也不高，对于向来不愿居于人下的张国焘来说，与自己先前设想的显然不对等，心里自然郁闷。
政治上的不如意，导致张国焘的脾气非常暴躁，1943年秋冬的一天，因为一些琐事，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国焘说：“我不承认你跟我共过患难。”
而杨子烈哭着说：“谁像你，你看人家恩来对颖超多么好。”
1948年中旬，张国焘见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尾随国民党大员，携家眷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
他在台北住了近一年，国民党既没有安排他“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后来他在台北的住房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员强占，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
1949年冬，他又携家移居香港，化名“凯音”，任《中国之音》杂志社的社长。
期间曾有人问他：“共产党内部，那个学问最高？”
张国焘回答了7个字：“那还要算毛泽东。”
1950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国际市场黄金涨价，张国焘孤注一掷，以其全部家产五千美元作押金，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倒卖黄金，以图厚利。
结果金价下跌，他赔尽了老本，除了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外，便靠向美国领事馆出卖我党的历史情况为生。
由于美国情报人员给钱很少，使他形同乞讨，潦倒异常。
1956年，我党召开八大时，他想回到国内，但又不肯答复我方提出的公开认错这个先决条件，只好作罢。
1961年前后，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了四年时间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颠倒黑白、美化自己的回忆录，从1966年起，香港《明报月刊》以《我的回忆》为题，加以连载，并于1971年成书三册出版，流传海外。
《我的回忆》的发表，使张国焘得了一笔稿酬，以后十余年间，他多靠此版权维持生计。
1968年，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申请移民去加拿大，到多伦多投奔他们的儿子。
张国焘夫妇有三子，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次子张楚湘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移居加拿大几年后，稿费花光，又无其它经济收入，夫妻俩不得不申请双双住进加拿大政府举办的免费养老院。
晚年张国焘
1977年12月，张国焘因78岁时忽患中风，右侧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又请不起人照顾，经申请住进该市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并受洗礼入了基督教。
这所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由修女充当护士，医生也少，服务态度很差。
1979年12月多伦多漫天大雪，天气异常寒冷。
2日子夜时分，张国焘被冻醒了，开始急剧地咳嗽，想喝点开水暖暖身子，颤抖的手碰碎了暖水瓶。
尔后，他身上盖的棉被、毛毯又掉在地上，叫人无人应，自己又无法拾起，只着一身单内衣的张国焘，光溜溜躺在窄小的病床上。
寒冷，无情地向这位83岁的老者袭来，他的枯瘦的身子开始蜷缩了……
次日早晨，病院的护士去送饭时，发现他已经气绝。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
他老婆老泪纵横，哀叹：40年间，他们从未享到半点幸福……
1938年4月初，清明节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延安寄了一封公函，公函显示，陕西省政府要组织地方官员去黄帝陵祭陵扫墓。
毛主席在征求了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后，决定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名义，派一位秘书长参加。
到达陕北后一向沉默的张国焘似乎早就知道这件事，之后，他一连往凤凰山下的毛主席住处去了几次，坚持要以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参加祭陵，见他态度坚决，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只得同意了。
张国焘回到住处，一反萎靡不振的常态，情绪非常高昂，他对警卫员李凯国说：“小李，你把这里的文件和手枪、望远镜、衣物都装在那个背篮里，我们准备去祭黄陵。”
自从来到陕北，一年多来，李凯国很少见到他这么愉快过。
谁也没想到，高兴地背后竟是一场阴谋。
这次祭陵后，张国焘走了，从此再没回头……
张国焘与毛主席在陕北
劝不回头
1937年3月30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对张国焘所犯错误作出了最后决定。
这天晚上，张国焘的屋里的灯亮了一夜。
此后，他变得很少说话，很少出门。
一次，警卫员李凯国进屋去送水，张国焘慢悠悠地说：“要是有人来，你就说我不在，不论是谁！”
那次，中央派通信员送来一个通知，李凯国进屋报告：“张主席，通知你去开会……”
他一边写毛笔字，一边看也不看李凯国说：“告诉通信员，我不参加，身体不舒服！”
不久，张国焘要求搬到延安小东门外的一个基督教院内，离中央领导住的西山远了些。
时间不长，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和小姨子、小儿子来到延安，组织上安排她俩在陕北公学当教员。
这期间，毛主席、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经常来看他，和他谈话。
对于同志们的谈心，他表面应承，背后却不以为然。
不久，张国焘又提出要搬家，就搬到延安东山的一个寺院内，离风凰山下的中央领导更远了。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基本形成，国民党不得不口头上承认了陕甘宁边区政府。
因此，国民党派往延安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一天，李凯国去给张国焘送东西，见他和一个陌生人一边下围棋一边说着什么，见他进来，他们不说了。
张国焘对李凯国说：“好啦，你休息去吧，有事我找你们。”
后来这个人经常来和张国焘下围棋，有时甚至下到半夜。
张国焘
1938年4月4日，边区政府租用了延安公路局的一辆运输大卡车，并派出一个特务班，前往中部县（今黄陵县），下午五时左右，来到中部县政府门前。
这时，先期到达的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等早就站在门口迎接。
张国焘一下车，蒋鼎文赶紧走过去，旁边一个人连忙介绍说：“这就是张主席。”
说着又指着蒋鼎文对张国焘说：“这就是蒋主任。”
说话的同时，蒋鼎文伸出手说：“张主席不辞劳苦，亲莅黄陵，不胜欢迎啊！”
张国焘也伸出手说：“蒋主任，久仰，久仰。”
而张国焘的警卫员李凯国下车一看，蒋鼎文身旁站的那个人不就是在延安和张国焘经常下围棋的人吗？
后来听大伙叫他张局长，他和张国焘一见面，俨然老朋友一般，喜笑颜开，非常亲热。
1938年4月5日，国共两方人员正式祭陵。
早饭后，警卫人员随张国焘一起来到黄陵，参加统一举行的祭陵仪式后，大家又参观了陵园。
蒋鼎文与张国煮并行游览，说古道今，口若悬河。
“张主席的帅才是举世公认的，早在五四运动反封建时，就担任了北平学联主席，那时候才20刚出头，可谓出类拔萃啊！”蒋鼎文一边走，一边面向张国焘说。
张国焘长叹一声，以怀才不遇的声调说：“彼一时此一时呀。”
蒋鼎文接着说：“自古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沙堆于岸，水必滞之；才高于众呢？哈哈，好，我们不提往事了。瞧，这桥山可真是得天独厚，尽领风骚呀……”
张国焘全无游兴，好久不说一句话。
蒋鼎文
晚上，张国焘又在蒋鼎文屋里密谈，凌晨二时才回到自已房内，一直等候的李凯国进门问：“张主席，今天祭陵完了，明天咱们是不是回延安？”
张国焘一边脱衣服准备睡觉，一边对李凯国说：“不，林主席在西安，我有些事要去找他。好，你也回去睡觉，其他事明天再说吧。”
李凯国不敢再问，轻轻带上门退出来。
1938年4月6日，早饭后，门外开来了十几辆汽车，国民党警卫营的士兵分立县政府大门两旁，人人身背一长一短两支枪，神气十足。
国民党方面的官员一个个走出来，站在车旁准备登车。
这时候，李凯国跟在张国焘后面也从二堂走向大门外，警卫班的战士们都站在门外等候。
张国焘朝前快步走着，对身后的李凯国说：“你带上大家回去，要是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去西安找林主席了。”
走到大门外的时候，他又指着年龄较小的警卫战士张海说：“叫他留下，跟我一起去。”
李凯国走到张海跟前说：“张海，你跟张主席去西安，其他同志上车！”
说完，他急忙把那个装有文件的背篮放在卡车上，告诉司机准备回延安。
再回头看时，张国焘已经钻进蒋鼎文的车内，显然他们早就商量好了。
几个小时后，蒋鼎文的车队到了西安，张国焘由蒋鼎文安排，住进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专用的西京招待所。
下午，李凯国他们的卡车回到了延安，伍修权同志一见他们就问：“你们回来了，张副主席怎么没回来？”
李凯国有些慌乱地急忙把张国焘去西安的情形作了汇报。
伍修权立刻说：“你赶快到周副主席那里把情况汇报一下，我办完事就去。”
李凯国赶紧来到杨家岭周恩来的住处，刚进院门，碰见了社会部长康生，他简单问一下情况，然后对李凯国说：“你先坐下，我去报告周副主席。”
一会儿，周恩来回来了，一进门，他神情严肃地说：“你把张国焘去西安的情况给我详细说说。”
李凯国快说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几乎流下泪来，周恩来眼睛里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慈祥地说：“你不要怕，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嘛。张国焘去西安有问题，我明天就出发去武汉。”
“我把张国焘带的文件、手枪、望远镜都带回来了。”李凯国心情轻松了些，又补充说。
周恩来接上说：“你把部队和文件都带回来了，这就很好。东西就交给康部长去处理吧。”
康生和李凯国走后，周恩来快步向毛主席的住处走去。
张国焘于1938年4月6日下午到西安后，一直和蒋鼎文及那位所谓的张局长等人打得火热，一次也没有和中央驻西安办事处及林伯渠同志联系。
7日下午，张国焘对张海说：“小张，把东西都带上，我们去火车站。”
到了火车站后，张国焘又对张海说：“小张，你去给办事处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说我在火车站。”
时间不长，林伯渠赶到火车站，但这时候张国焘已经上了国民党的军用列车。
林伯渠问张国焘：“张副主席，你这是去哪里呀？”
“我到武汉找周副主席去。”张国焘说。
“在办事处住几天再走吧……”林伯渠说。
“以后再说吧。”张国焘不等林伯渠说完就以一副毫不动摇的神情说。
张国焘坐在火车上，始终没有下来。
气笛鸣响，火车终于开动了。
林伯渠
1938年4月11日，火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
周恩来、罗炳辉、李克农、钱之光、王明都等在那里了。
出了车站，周恩来说：“张副主席到咱们办事处去住吧。”
张国焘立即说：“不，我住大华饭店。”
这是一家资本家开的高级饭店，大家只好依他。
当天晚上，周恩来来到饭店，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次日，张国焘终于搬到办事处了。
1938年4月13日上午，张国焘忽然对周恩来说：“我想见见蒋介石。”
“为什么一定要见他呢？”周恩来很客气地问道。
张国焘无话可答，只是固执地说：“就是想见见。”
最后，周恩来陪同他来到武昌，见到了蒋介石。
张国焘毫不顾忌有周恩来在座，对蒋介石说：“兄弟我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接上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会见后，他们准备返回汉口，张国焘心怀鬼胎，伺机溜走。
周恩来发现不见张国焘，就打电话叫办事处又来了几个人，分头寻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一家小旅馆找到了他。
经周恩来劝说，他不得已，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才又一起到了汉口办事处。
1938年4月14日，天刚亮，张国焘就起床了，他对警卫员张海随便地说：“小张，你到楼上去看看周副主席起床了没有，我有事要找他。”
小张赶紧来到楼上，周恩来一见他就说：“你上来干什么？不是叫你不要远离张副主席吗？”
小张说了来由，周恩来连忙说：“快下去看看，他可能跑掉了！”
张海恍然大悟，急忙跑回来，一看，张国焘果然不在了。
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来到门口，又观看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影，他就布置大家分头再找。
办事处的同志找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在一家旅馆里找到了张国焘，他已经在那里住下了。
这人不劝也罢，越劝反倒越固执，说啥也不回办事处。
后来虽经周恩来一再诚心相请，他还是不搬。
1938年4月17日，周恩来又一次来到那家旅馆，再次同张国焘倾心相谈。
周恩来说：“张副主席，我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我可以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条，回去继续为党工作，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既往不咎。第二条，你可以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然后回去工作。第三条，你声明脱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何去何从，请你定夺。”
张国焘无所谓地说：“那就在二、三条之间确定吧。”
停了一下，他又说：“这样吧，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关门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其实，他一溜出来就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进行联系，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正如他所说的，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他决定要做的事，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当天下午，他乘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又一次溜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张国焘
他的后半生
张国焘去了南京，不久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他以为凭他的经历，蒋介石会重用他，没想到他在南京等了好几个月，蒋介石才给了他一个政策研究室主席的虚职。
之后几年，张国焘又相继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统局设计委员、中统局设计委员、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
这些职位，位置不高，薪俸也不高，对于向来不愿居于人下的张国焘来说，与自己先前设想的显然不对等，心里自然郁闷。
政治上的不如意，导致张国焘的脾气非常暴躁，1943年秋冬的一天，因为一些琐事，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张国焘说：“我不承认你跟我共过患难。”
而杨子烈哭着说：“谁像你，你看人家恩来对颖超多么好。”
1948年中旬，张国焘见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尾随国民党大员，携家眷逃往台湾，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栖身。
他在台北住了近一年，国民党既没有安排他“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后来他在台北的住房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员强占，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
1949年冬，他又携家移居香港，化名“凯音”，任《中国之音》杂志社的社长。
期间曾有人问他：“共产党内部，那个学问最高？”
张国焘回答了7个字：“那还要算毛泽东。”
1950年，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国际市场黄金涨价，张国焘孤注一掷，以其全部家产五千美元作押金，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倒卖黄金，以图厚利。
结果金价下跌，他赔尽了老本，除了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外，便靠向美国领事馆出卖我党的历史情况为生。
由于美国情报人员给钱很少，使他形同乞讨，潦倒异常。
1956年，我党召开八大时，他想回到国内，但又不肯答复我方提出的公开认错这个先决条件，只好作罢。
1961年前后，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了四年时间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颠倒黑白、美化自己的回忆录，从1966年起，香港《明报月刊》以《我的回忆》为题，加以连载，并于1971年成书三册出版，流传海外。
《我的回忆》的发表，使张国焘得了一笔稿酬，以后十余年间，他多靠此版权维持生计。
1968年，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申请移民去加拿大，到多伦多投奔他们的儿子。
张国焘夫妇有三子，长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次子张楚湘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
张国焘夫妇移居加拿大几年后，稿费花光，又无其它经济收入，夫妻俩不得不申请双双住进加拿大政府举办的免费养老院。
晚年张国焘
1977年12月，张国焘因78岁时忽患中风，右侧偏瘫，生活不能自理，又请不起人照顾，经申请住进该市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并受洗礼入了基督教。
这所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由修女充当护士，医生也少，服务态度很差。
1979年12月多伦多漫天大雪，天气异常寒冷。
2日子夜时分，张国焘被冻醒了，开始急剧地咳嗽，想喝点开水暖暖身子，颤抖的手碰碎了暖水瓶。
尔后，他身上盖的棉被、毛毯又掉在地上，叫人无人应，自己又无法拾起，只着一身单内衣的张国焘，光溜溜躺在窄小的病床上。
寒冷，无情地向这位83岁的老者袭来，他的枯瘦的身子开始蜷缩了……
次日早晨，病院的护士去送饭时，发现他已经气绝。
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
他老婆老泪纵横，哀叹：40年间，他们从未享到半点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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