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成员和领导人之一。
1935年6月18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在福建长汀残忍杀害，年仅36岁。
他曾在自己的书《新俄国游记》中写道：
“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
于是，瞿秋白为了寻找这条光明的道路，踏上了北上俄国的火车，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向着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前进做出了巨大贡献。
瞿秋白认为中国的革命必须要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必须与群众斗争紧密结合。
这也为瞿秋白后来提倡发动南昌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内忧外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危机
1927年，中共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并未解决党内存在已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并未提出恰当的措施挽救岌岌可危的大革命，参加会议的代表满心忧虑。
会议第二天，瞿秋白将自己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打印分发给代表们。
这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任务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通过反思党内以往工作与政策，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瞿秋白是第一个敢于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直接、正面提出问题的人。
他的主张，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
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党的核心领导层靠拢。
此前蒋介石等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出许克祥等人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马日事变”。
1927年6月28日，党中央解散工人纠察队。
同年7月3日，中央下达“尽量避免与国民党产生冲突，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接受国民政府的监督”等指令。
这些妥协并没有解决共产党内外的诸多问题。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北伐大革命宣告失败。
图|汪精卫
短短的几个月里，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残忍杀害，中国共产党进入生死存亡的恐怖境遇。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实施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成员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等人。
瞿秋白没在名单之中，后来因为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瞿秋白才被补入临时常务委员会。
瞿秋白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
“国共关系破裂后，独秀退出中央，会议没有人主持，我只好临危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
李维汉也谈到了这件事：
“瞿秋白同志理论水平比较高，在反对投降主义方面旗帜鲜明……所以大家都愿意推选他。”
显然瞿秋白成为临时常务委员会的一员，是历史的必然。
从此他开始担负起，带领中国共产党寻找全新道路的艰巨任务。
二、力挽狂澜，着手酝酿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3日，中央政治局公开揭露并谴责武汉国民政府反革命的事实。
正式宣布“撤回此前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我们不会放弃革命事业，一定会坚持反帝反封建，直到完成任务”。
瞿秋白和鲍罗廷一同秘密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准备积蓄力量，联合张发奎，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19日，李立三等部分党员干部到达九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势力较为强大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的驻地。
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人在九江召开会议，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做了分析：
张发奎右倾的本质暴露，他提出让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叶挺退出等建议。
所以中央为了避免中共军队被国民党围剿，必须抛弃张发奎提出的返回广东的路线，进行独立的军事活动，集结军队到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瞿秋白是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大家都很看重他的建议。
李立三和邓中夏前往庐山征求瞿秋白的建议。
图|邓中夏
瞿秋白完全同意他们的提议。
7月21日，瞿秋白返程回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并请示共产国际代表。
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抵达武汉，接替鲍罗廷指导中国革命。
瞿秋白曾经为马林等人担任过翻译，很早就为共产国际的高层所熟知。
因此罗米那兹非常信任瞿秋白。
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当晚，瞿秋白便向他报告了情况。
听完瞿秋白的报告，罗米那兹同意李立三等人的建议。
他说：
“应该尽快制定和落实新的路线，召开紧急会议，筹备发动南昌起义等事宜。”
7月24日，瞿秋白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他带回来的九江同志的建议。
经过讨论同意了九江同志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提案，并改变对张发奎的态度。
“形势十分严峻，九江同志的提议非常正确，应当完全同意。”
为了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选派周恩来、李立三、彭湃等人组建中共前敌委员会。
周恩来为书记，负责前往南昌负责组织起义工作，同时筹集经费、派遣人员与苏联顾问探讨起义具体实施等事项。
会后，瞿秋白请罗米那兹向共产国际发电报，告知准备发动南昌起义的计划，并请共产国际予以指示。
7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召开，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讨论发动南昌起义的事情。
共产国际回电：“如果有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是支持你们计划的。否则，应该派合适的共产党干部实施起义。”
共产国际的回复似乎并不是那么明确。
会上，与会人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认为这个回复无非是在告诉他们：
“除非毫无胜算，否则南昌起义是应当发起的。”
同时，他们还举出武汉起义的事件作为例证：
“当初，在汉口开展的暴动在现在看来也未必能够成功，但是它确实成功了。”
最后，大家同意发动南昌起义。
发动起义需要派一个人前往南昌传达精神，瞿秋白、李维汉、罗迈等人，推荐张国焘作为代表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最新决议。
张国焘却认为起义这件事存在风险，不愿意去南昌。
图|张国焘
瞿秋白给他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后，他才勉强答应前往。
张国焘需要从九江转车去南昌，到达九江后，令瞿秋白始料未及的是，张国焘向南昌发去急电：
“起义事宜应该慎重，无论如何等我到达南昌后再做决定。”
7月30日上午，张国焘赶往南昌参加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的意见被周恩来等委员会成员一致反对。
7月31日，前敌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在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坚持下，委员会决定8月1日凌晨发动起义。
8月1日凌晨，筹备已久的南昌起义终于打响。
三、中央临时政治局，部署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方案
当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动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南下广东，重建广州根据地，再举兵北伐。
南昌起义爆发当天，瞿秋白等领导人写信给前敌委员会下达指示：
“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是发动更为广大的土地革命斗争……由湘粤赣鄂四省响应暴动：一方面牵制镇压南昌起义的军力，另一方面开始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更加疯狂逮捕、杀害共产党员，派遣军队进攻南昌。
南昌形势非常严峻。
8月3日，起义军撤出南昌，按原定计划进攻朱培德军队后，直奔东江。
与此同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让秋收起义配合起义军南下，以此协助起义军顺利南征。
瞿秋白等领导人统一部署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方案。
比如指挥江西方面：
“1、夺取县乡政权；2、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军的军事斗争等；3、尽量杀戮土豪劣绅和反革命派；4、实行中央土地革命纲领。”
同日指挥湖北方面：
“党为领导农民响应武汉工人和南昌起义，必须派大批同志到农村……政治上扰乱现统治者；经济上实行抗‘租、税、捐、粮’；地理上切断武汉与长沙的交通和通讯，减轻湖南秋收起义的压力。”
8月4日给广东方面写信：
图|贺龙
“贺龙、叶挺的军队已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现要求你方尽全力在东江接应起义军……如果接应不及时，起义军可能会遭到李济深、张发奎、朱培德等军队的堵截。如果能够控制东江14天左右，则叶挺贺龙军队有机会夺取广州……省委必须立即派出哨兵为叶挺贺龙军队做向导。我们的成败在此一举……”
8月5日指挥湖南方面：
“南昌起义主要是为了发动土地革命……南昌起义为湖南暴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因此湖南省应该积极响应，把南昌起义的意义向城市和农村作大力宣传，领导农民开始秋收暴动；发动工农群众热烈响应起义……总之，应尽全力牵制唐生智军队向南昌猛扑。……扰乱湖南省政府的财政。”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委任毛泽东为湘南特别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根据指示将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重点在湘南地区展开。他认为此地向北可以沿着湘赣边界到达长沙、武汉等大城市，向南可以呼应南下广东的南昌起义军。他制定的《湘南运动大纲》，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在统一部署湘粤赣鄂四省秋收暴动时，为了让全国的革命群众都能参与、支持并响应南昌起义军。
8月11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联合广东、广西和闽南临时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指导广东、广西和闽南地区的武装暴动和政治行动。
组织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和内蒙古各地的共产党支部，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以此扩大南昌起义的影响。
瞿秋白为领导南昌起义做的一系列部署和举措，对南昌起义军南下起到了积极的辅助作用。
首先，起义军在南下广东的途中主动帮助农民开展斗争。
其次，《土地革命宣传大纲》随着起义军南下的路线，被广大农民熟知，以大纲为指南开展的打土豪分田地，对土地革命做了有益的尝试。
最后，湘赣粤鄂四省联合发动的秋收暴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
然而，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指示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发动暴动配合南昌起义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中央未能及时给出具体的解决措施。
最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还受限于共产国际给出的“城市中心论”的藩篱之中。
这就导致了中共中央在指挥南昌起义时，存在相当大的思维局限性。
这也导致了后来南昌起义的失败。
四、南昌起义的后续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对南昌起义失败的判定
1927年9月下旬，南昌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到达潮汕地区。
起义军遭遇敌军，因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流沙、汤坑等地区失利。起义军领导人不得已下令分散撤退。
部分军队成功突围后，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与彭湃领导的军队结合，成立红二师。
三河坝阻击敌军的部分起义军，在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突出重围，与从潮汕地区撤退回来的红军会合，一起转战粤赣湘边界。
1927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一封指示信中，最早提到南昌起义失败这件事。
信中说道：
“收到你们的来信，潮汕地区失陷后的局势，不太明了，失败的原因多少有点奇怪……潮汕失利后究竟还有多少部队顺利到达海陆丰？”
信中说的失败，不是讲的南昌起义的失败，信后面的一些布局还提到了起义军还将“直奔广州”等语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再次写信给广东省委：
“近日接收到来自各方的报告，中央已知悉前敌委员会溃败的事情。中央还需经过详细调查，才能对叶挺贺龙军队的失败，给予确定的批评。”
图|叶挺
尽管在信中，中央提及还需经过详细调查才能确定，但从这封信的副标题：“关于叶挺贺龙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来看，中央已明确断定南昌起义失败了。
信中部分提到了南昌起义失败的一些推测：
“中央虽未能完全明了失败的原因，但凭借现有的材料推定，南昌起义失败是由于一开始没有歼灭敌人，所以到夺取潮汕时，敌人有了聚集合拢打击我军的机会。”
这是最早可查的关于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
10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通告，副标题为：《为叶挺贺龙失败事件》。
通告肯定了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通告认为叶挺贺龙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最关键的失败，真正的失败是在起义过程中，领导者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
通告的内容彻底认定了叶贺军队的失败。
在《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的第二部分《叶贺入粤后的失败》中，从军事的角度分析了叶贺军队失败的原因。
以上四个文件都从各自的方向确定了南昌起义失败的事实。
五、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流沙河镇召开会议。
会议结束不久，起义军遭受敌人伏击，指挥机关和第二十四师被打散。
不久，第20军1、2师缴械投降。
从此，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地区的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10月15日，张太雷、李立三等人对南昌起义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报告。
图|李立三
10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
通告分别从南昌起义开始、南征意义、南征经过方面全面总结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
1928年6、7月，瞿秋白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他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总结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
客观原因方面：
他提到“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太过强大”、“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中国工农发展极其不平衡”、“反动派的军队力量很大”等方面原因。
主观方面：
“一是举的旗帜是国民党的。南昌起义的本质是为了反对国民党，但是起义军还旗帜鲜明地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国民党在民众的声望早已破败不堪，再打着以前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对革命不但没有作用，反而会产生反面效果。
二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从南昌打到广东，叶挺和贺龙的军队没有表明革命的要求。
三是土地革命没有执行到位。未能坚决贯彻土地大纲，农民没有得到土地，缺乏农民的支持。
四是军队脱离了农民群体。军队未能及时联络农民，没有帮助农民形成武装。
五是没有发动工农自治。没有取消原有的县政府、乡政府，让工农自己管理自己。”
图|瞿秋白
从瞿秋白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武装夺取敌人势力最强大的城市中心，然后将势力扩大到全国。
这是不符合中国的，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没有多大的帮助。
直到后来，毛泽东走向政治中心，他提出：在全国敌人薄弱的农村地区建设革命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最后再由农村反攻城市，夺取政权。
这才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六、南昌起义后党对部队的管控
南昌起义开始时，中共打的旗帜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实际上，中共已经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后，党中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的原则，开始将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共前敌委员会努力采用无产阶级思想、党的思想政治武装全党全军的头脑。
比如在后来颁布的《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中提到：
“我们的……士兵同志，十有八九是……农民出身。我们这次革命……是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我们忍饥挨饿，都是应该的。”
“……既然明白是为自己革命……我们……对于贫苦大众更应该保护起来，不应该强买强卖。……否则我们会成为蒋介石、唐生智一样的新军阀……他们的战争是反革命的，他们的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最终会遭到人民的抛弃。”
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中申明：
“对待平民团体，应予以保护。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买卖也要公平。士兵不可故意骚扰，如有违反，当捆送军营，严加处置。”
以上这些文件逐渐成为红军的行动准则，并且这些文件与后来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精神上不仅相同，而且某些字句也没有修改，直接沿用。
起义军在实际行动中表明了自己是人民军队的身份。
如：“在起义军南下广东的途中，放弃了过去军队强征粮饷的做法：‘依靠地主土豪巧立名目，向贫苦百姓收集钱粮。’
起义军采用了新的政策措施：‘直接征收地主的粮产，没收反动派的财产等。’”
起义军的这些政策，将矛头直指反动派、大地主和大乡绅，是中国军队自古以来未曾使用过的。
中国共产党也凭借着铁一般的纪律赢得了人心，为以后打败国民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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