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
我走了，带着记忆的锦盒，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话走了。
我回国了，伦敦使我痛苦。
林徽因1920年随父到欧洲旅行，图为在伦敦的公园中
我知道您一从柏林回来就会打火车站直接来我家的。
我怕，怕您那沸腾的热情，也怕我自己心头绞痛着的感情，火，会将我们两人都烧死的。
原谅我的怯懦，我还是个未成熟的少女，我不敢将自己一下子投进那危险的旋涡，引起亲友的误解和指责，社会的喧嚣与诽难，我还不具有抗争这一切的勇气和力量。
我也还不能过早的失去父亲的宠爱和那由学校和艺术带给我的安宁生活。
我降下了帆，拒绝大海的诱惑，逃避那浪涛的拍打……
我说过，看了太多的小说我已经不再惊异人生的遭遇。
不过这是诳语，一个自大者的诳语。
实际上，我很脆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柳条，经不住什么风雨。
我忘不了，也受不了那双眼睛。
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
我颤抖了。
那目光直透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
1920年，去伦敦的海船上
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
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
我真佩服幼仪的镇定自若，从容裕如的风度，做到这一点不是件易事，我就永远也做不到。
她待我那么亲切，当然不是装假的，你们走后我哭了一个通宵，多半是为了她。
志摩，我理解您对真正爱情幸福的追求，这原也无可厚非；我但恳求您理解我对幼仪悲苦的理解。
她待您委实是好的，您说过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但获得了这种真切的情分，志摩，您已经大大有福了。
尽管幼仪不记恨于我，但是我不愿意被理解为拆散你们的主要根源。她的出走使我不能再在伦敦居住下去。
徐志摩
我要逃避，逃得远远的，逃回我的故乡，让那里浓荫如盖的棕榈、幽深的古宅来庇护我，庇护我这颗不安宁的心。
我不能等您回来后再做这个决定。那样，也许这个决定永远也无法做出了。
我对爸爸说，我很想家，想故乡，想马上回国。
他没问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切都清楚，他了解我，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同意了。
1920年，与父亲林长民在伦敦
正好他收到一封国内的来信，也有回国一次的意向，就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留着我的眼泪多于微笑的雾都。
我不能明智如哪个摔破瓦盆头也不回的阿拉伯人，我是女人，总免不了拖泥带水，对“过去”要投去留恋的一瞥。
我留下这一封最后的紫信——紫色，这个我喜欢的哀愁、忧郁、悲剧性的颜色，就是我们生命邂逅的象征吧。
走了，可我又真的走了吗？我又真的收回留在您生命里一切吗？又真的奉还了您留在我生命里的一切吗？
我们还会重逢吗？还会继续那残断的梦吗？
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寓所壁炉旁阅读
我说不清。
一切都交给那三个纺线的老婆子吧（注：这里指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女神，她们的任务是纺制人间的命运之线，同时按次序剪断生命之线），听任她们神秘的手将我们生命之线拉扯的怎样，也许，也许……只是，我不期待，不祈求。
以前，我以为林徽因二十岁左右才认识了年长其七岁的徐志摩。看到林徽因这封信才发现，人家林徽因16岁时，便已拒绝了徐志摩。
林徽因与梁思成
我们常常要借助一个男人的光线，才看到他背后的女人——对于那些从民国时代走来的文艺女青年们——但林徽因是个例外。在她身上，折射着许多优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过来又为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们举着她这支蜡烛，把那些有着别样才情与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启超、胡适、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费正清、沈从文、张奚若……这串散发着光芒的名单里，间或瞥见林徽因的衣袂飘动，她与他们终生保持着或父或兄、或亲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彼时林徽因刚满16岁，但谈吐和悟性已经超越了她的年龄，在她的美貌和聪慧面前被迫放低天伦辈分的不只是林长民，徐志摩也不顾自己是林徽因父亲的好友，且在国内已有妻儿，公然闹离婚并追求起这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姑娘来。这段公案因影视、小说、文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介入而妇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长民互相引为知己，还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不自由的景况下互相爱恋。两个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描摹他们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爱世界以及政治抱负。徐志摩写过一篇浓艳的短篇小说《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长民为原型的。
林徽因最终没有选择徐志摩，她和梁思成在长辈的安排下相识相爱了。梁启超对长子寄予厚望，亲自挑选了未来儿媳人选，并在林徽因丧父后视她一如亲女。两家安排只待梁思成从清华一毕业，就送他们一起去美国深造。
这对小儿女于是常在一起憧憬未来，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梁思成大感意外，他从未想过文弱的女孩子要学盖房子：
“建筑？”他反问道，“你是说house（房子）？还是building（建筑物）？”
林徽因笑起来，她左边脸腮上有一个不对称的酒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architecture（建筑学）吧！”
这位建筑学巨匠晚年承认，自己最初选择学习建筑，只是为了林徽因，“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种重要身份存在于历史之中，但贯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个一心疼顾老婆的温和男人，这一点，在后来的金岳霖事件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见过梁氏夫妇的人，莫不承认他们是恩爱的一对。1923年一次学生游行示威中，梁思成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并因此留下终身残疾，林徽因每天都来安慰他寂寞的病榻，为他拭汗、打扇、读书。这一点让梁思成的母亲极为不满，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该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顾体统？
梁启超却因此更加欣赏林徽因，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老夫眼力不错吧！”这个维新派因此生发出他的姻缘观：由父辈留心观察、看好一个人，然后介绍给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决定，“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这场婚姻确实向人们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宽松，同时多么牢固。终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饮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学术上的任何问题，常常请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来评理调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故去以后，金岳霖还跟梁思成的儿子住在一起，梁从诫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陪伴这个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亦无后人的大哲学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著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著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著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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