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沈浩波：余秀华的诗写得并不好｜文化观察

作者｜沈浩波

来源：原乡诗刊（微信公众号）

几乎是一夜之间，诗人余秀华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在互联网和手机端，微博和微信上，满屏尽是余秀华，很多平常并不读诗的人，都如同打了鸡血般兴奋。

我从来不认为公众对诗歌的关注或不关注，赞赏或抨击，与诗歌本身有什么关系。公众是公众，诗歌是诗歌，井水不犯河水最好，偶然相遇，也绝不是什么金风玉露一相逢的好事。

诗歌是个人心灵的艺术，首先是个人的。它并不刻意拒绝大众，但它又是天然的拒绝者。个人心灵的存在，从来都只可能是对集体无意识的冒犯，偶然重叠，也是作为诗人的个体与作为读者的个体之间的心灵呼应。

让万众欢呼的艺术，只可能是大众艺术，比如畅销小说、流行音乐、商业电影。因商业的内在需求，大众艺术的要点就在于如何满足读者、听众、观众的需要，而并非首先满足作者个人内心的需求。大众艺术作者中也有特立独行的天才，但前提仍然是，其个人趣味、审美层次、情感状态，甚至内在的价值观，必与当时的大众趣味和心理有高度的契合。

诗歌是所有文体和艺术形态中，个人心灵化程度最高的，因此也必定离大众这个集体最遥远。我们评价一个伟大的诗人，要看其是否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属于自己的精神，属于自己的情感。只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才是不一样的，独特的，才能被称之为创造。所以诗人不必关心媒体所谓的：大众对诗歌的冷漠。因为这种冷漠是相互的，诗歌内在的精神属性要求诗人冷漠于大众，而不是迎合。

倘若一个诗人名动天下，成为公众人物，社会名流。那么，不是这个诗人自己有问题，就是时代不正常。前者的例子如徐志摩、席慕蓉，乃至其实很难被称为诗人的汪国真；后者的例子是朦胧诗时期的北岛、顾城。即便在北岛、顾城的时代，真正更大众，更知名的诗人，其实是舒婷——这也正是舒婷文学成就不高的原因，她太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了。

今天的大众，是更加庸俗、功利、伪善的一群。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尤其是媒体）在诗人余秀华前面，非要刻意加上“脑瘫”这个形容词，构成“脑瘫诗人余秀华”这个词组时，我有一种深深的厌恶感。这是一种用诗人的疾病招徕伪善看客的媒体本能。在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大众中的每个个人都具备这种恶俗的本能。

在为余秀华的诗歌欢呼的人群中，当然一定有发自内心喜欢其诗歌的读者。如果媒体不用“脑瘫诗人余秀华”来招徕眼球，而是回到“诗人余秀华”这个更本质的称呼上来，余秀华的读者可能会大幅减少，赞美声也会大降低，但这剩下来的喜欢和赞美，对于余秀华本人来说，可能更有价值和弥足珍贵。而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余秀华的批评，也是基于对“诗人余秀华”的批评。

余秀华引发的媒体和大众狂欢，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去世的年轻诗人许立志。许立志确实是因为在富士康打工并自杀的命运受到更多人关注。但我仍然讨厌在许立志前面加上“打工诗人”这个定语。对于媒体和公众而言，“自杀的打工诗人”、“脑瘫诗人”这样的标签才能引发他们的兴趣。媒体的天性就是如此，似乎也无可厚非。但许立志的诗歌，显然没有像余秀华的诗歌这样遭到大众如此热情的追捧。在短暂的媒体报道期后，许立志重新回到了更小众的讨论空间。而余秀华的诗歌则被发酵得厉害，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甚至从公众层面转移到诗歌界内部，很多诗人都在赞叹余秀华的诗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旅居美国的女诗人沈睿，她在一篇传播甚广的文章中将余秀华称为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

我很少看到大众趣味与专业趣味如此“金风玉露一相逢”，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佳话”存在。因此，我怀疑这些吹捧者自身的当代诗歌审美能力。

在此之前，我就曾经读过余秀华的诗歌，无论是从其诗歌的整体水平看，还是审视其中的局部的语言、内在情感与精神，都没有太多可观之处。再客观一点说，余秀华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专业的诗歌写作状态，语言基础也不错，具备写出好作品的能力，但对诗歌本身的浸淫还不深，对诗歌的理解也还比较浅。

当我注意到我的身体时，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

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

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

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

轻视了清晨

还好，一些疼痛是可以被省略的：被遗弃，被孤独

被长久的荒凉收留

这些，我羞于启齿：我真的对他们

爱得不够

——《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我欣赏这首诗的第一段，非常个人化的经验，一上来就是“当我注意到我的身体时，它已经老了”。但后面几段的写作，就完全陷入流俗。花朵、清晨、黑夜，这样的比喻，没有任何创造力，属于陈旧的老套抒情系统。第三小节中，疼痛、遗弃、孤独、荒凉，这些词语被不经大脑地轻易使用，而不是在更高级的文学描述中内在呈现。这其实是缺乏写作能力的体现，甚至是一种庸俗的表现形式。最后一段，则更有进一步的扭捏和矫揉感——“羞于启齿”、“我真的”、“爱的不够”。整首诗的后三段，我以为都是《读者》杂志上那些鸡汤散文的心灵状态和语言状态。

余秀华被流传最广的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也是一首平庸的诗歌。同样，第一段是整首诗中写得最好的。

一首本来可以往生命深处写的诗歌，就这样被莫名其妙上扬的宏大抒情消解了，诗歌的情感变得如流行歌曲般空洞。第二段是庸俗的社会话题罗列，第三段又是传统的套路化抒情，她的诗歌中还真是什么都有。“去睡你”这三个字，在这样得语境下，显得格外媚俗。一个诗人是怎么在诗歌中取消了真诚，抵达媚俗的，这首诗足以构成案例。

既杂糅着不同的媚俗因素（尤其是传统的泛滥抒情套路），又结合了其一部分作者生命的真实状态，最终混杂而成的诗歌，让一部分诗人忍不住跟着大众起哄。不同层面的读者，在余秀华的诗歌中各取所需。但殊途同归的是，这是一场对平庸诗歌的赞美运动。

事实并不出人意料，大众所赞美的诗歌，必然有其根本上的非诗的一面，媚俗的一面。诗人若不有意或无意的媚俗，怎能获取大众的欢心？诗人若是获得了大众的欢心，其情状当然可疑。

因此，我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说：

“近期大众舆论关注的两个诗人，一个是许立志，一个是余秀华。一个是自杀的富士康打工青年，一个是脑瘫症患者。前者把苦难写成了有尊严的诗，是个好诗人，所以大众不会真喜欢他的诗。后者把苦难煲成了鸡汤，不是个好诗人，所以大众必会持续喜欢，热泪涟涟。眼泪这东西，确实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事物。”

与余秀华相比，许立志的写着更本质的诗歌，我喜欢许立志这样的诗人，这与他是否打工，是否自杀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欣赏作为诗人的许立志。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无杂质的诗歌。既具体又微妙。诗歌的动静很小，却又有心灵之重。既不夸大，也不泛滥，将心灵的微妙瞬间，写成了本质的诗。许立志的诗歌中，有苦难也有生死，但都只是属于他个人的，没有任何虚张声势的放大，这样的诗歌，才葆有着生命本身的尊严感。

许立志的死亡，构成了媒体的噱头，也引发了大众的关注。但这与他的诗歌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大众不会真的喜欢许立志，因为他写得足够好，干净纯粹，不媚俗，不讨好，不夸张、不矫饰。

诗歌的存在，是人的最独立意志的存在。好的诗人，不为任何一个人群写作，只为他自己的内心和他自身的艺术理想写作。不要说迎合大众了，连小众也不能迎合。迎合大众与迎合某个群体的小众同样恶俗。我也见过一些诗人，有的符合这个时代文艺青年的趣味，有的符合知识分子的公共道德趣味。这样的写作，究其根本，都等而下之。

作者简介：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世纪初席卷诗坛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重要发起者。出版有诗集《心藏大恶》、《文楼村记事》、《蝴蝶》、《命令我沉默》。

注：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