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颂歌里，普通民众上网发评论得再三斟酌，一不小心就会被追着骂，初听到有人说“扒厕所”三个字，就莫名担心他是否会被问候祖宗十八代。出乎意料的是，王朔骂过的人很多，骂他的甚少。
顽童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1958年王朔出生于江苏南京，在北京大院儿里长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深陷“z倾”思想的囹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王朔从小在幼儿园长大，在《与女儿书》中他这样描述对父母的印象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
长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正统文学格格不入，与“大众文学”“市场经济”等关键词共生。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开启了3年的军旅生活，并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等待》。
退伍之后，王朔走入社会，最初是进北京某医药公司当业务员。后来做过生意，跑过出租，这些他做得并不顺手。
经商的失败，带来的是生活上的拮据，北京有的饭馆是吃完结账，一旦在这种饭馆请人吃饭，他总要提心吊胆，生怕钱不够引起尴尬。经商虽然没成功，但经商的经历使他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他明白了市场的喜好，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什么好卖。
于是，他重新走上创作道路，并进行“量体裁衣”。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成功之后，他开始将视角放到电影与电视领域，此时，是1988年，王朔刚三十岁。
他的小说《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橡皮人》等相继被拍成电影，他担任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首开中国情景喜剧的先河；改编自他的小说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更是让初次做导演的姜文成为人生大赢家，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影视作品让王朔更加名声大噪。
痞与纯情：嘴上不饶人的流氓悲歌
后来，王朔的作品被大多数人称之为“痞子文学”，他写了许多下流粗痞之时事，将北京街头巷尾的泼皮无赖活生生地搬上了小说。他笔下也少不了“纯情”，有痞子遇上爱情时的“纯情”，有彻头彻尾的纯情式角色。
痞气不是真坏，王朔笔下的人物带有几分赤子的真挚，痞得坦坦荡荡。世人常说：“文如其人”，王朔的性格为人在他的作品中可窥见一番。
对王朔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我们再来看他对贾平凹的评价，话是糙了点，不过在“你行你上”的年代里，他似乎还是有资格说这话儿的。王朔评价贾平凹的原话是这样的：“贾平凹装神弄鬼玩笔记小说的路子多可笑。
那跟吹他的小气候有关系。贾平凹的早期商州系列还好，但《废都》完全是扒厕所的东西，他真是颓废到无聊的程度，就别冒充“大家”了。”
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贾平凹的作品究竟怎样，相信看过的人自有感受。王朔的评论看似很有攻击性却绝不是在针对贾平凹。
别他批评的作家多得去了。他的点评并未有太多个人情感，纯属想说就说，你若能指出他哪儿说错了，他也肯诚恳道歉。
金庸先生就曾被他批判过有虚假鼓吹杀戮并冠以正义的名义，是逃避主义的享乐。金庸的回应如下：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在王朔看来，媚上者必欺下，说话并非全得说好听的。他也曾在一段访谈中暗讽冯小刚：“有一个拍商业片很顺手，多少有些急功近利的朋友，前天低三下四的请我写剧本，被我当着另外两个朋友用近乎无礼的方式拒绝了！还顺带贬低了人家一顿，教育了人家一顿。”
尽管语气不善，他和冯小刚的关系依旧很好，他这种直来直去的人仿佛骂人都不会在背后骂，明晃晃地告诉你：“就是说你呢！”才气、真气、痞气全占了。他的不少书名听起来就像是在骂人，比如：《我是你爸爸》、《千万别把我当人》。
书名里都带着嚣张，一板一眼的日子过久了，看到不拘一格的人才，人总是要多看几眼的。才子的故事里，少不了佳人。
提及王朔，少不了提及徐静蕾，关于他俩的关系，各种八卦和猜测已经够多，他们谈及对方也总是带着欣赏的的口吻，巩俐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衡量一对男女，最关键看他们是否有互相激发，并能创造出高水准的作品，谈其他指标，太过庸俗。
他不怕骂人，也不怕被骂，《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挤兑他的文章，说得是字字扎心，甚至有读者看完高呼大快人心，骂得过瘾，结果一看，文章作者署名：王朔。
并非他脸皮厚，只是他不在乎外人的看法，身边人的看法对他来说重要多了。调侃他人的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自嘲，粗鄙而又极其生动，他坦言自己擅长为自己找补。
最初“痞子文学”这几个字曾触怒过王朔，年轻时，他并不喜欢别人给他这个类似于流氓一般的标签。
年龄渐长，阅历渐丰后，他觉得这点虚名也没什么了，提及此，还能说上几句玩笑话：“氓，民在野。集疏‘美民为氓’通疏，男子不相识之初称氓，约与婚约称子，嫁则称士。”所谓“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单身，美男子是也。”
前浪后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其实最开始将王朔的作品称为“痞子文学”的不是文学界，而是电影界。早在1989年《中国电影报》节曾在专栏中直接谈到：“王朔电影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写中国当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青年阶层—— 痞子。”
那时候的痞子是什么样的人呢？一是文化水平低，二是不务正业，三是对生活不负责任，四是藐视既定的道德准则。
这样的角色在主旋律当道的日子里，显得十分离经叛道，更是有领导直言：“对这种痞子文化不宜抬得过高”。王朔也看得明白，他认为自己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就是那中间的痞子精神。
早期的抒情部分，痞子们流露出来的迷惘与幻想，只是这种状态的表层。谁会为痞子的行状粗话格外感到受冒犯？中产阶级。
所谓的大众文化主流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近义词。王朔的痞子精神重在解梦，当生活以一种失控的强力奔腾向前，青年理当可以有不一样的一面。
当时，虽然表示自己与大众文化不可调和，但王朔依旧在文学市场里奋勇上前，他不耻于谈钱，反而为自己的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感到自豪。1992年，一年内王朔见了两三百名记者，不断地宣传、包装自己，借助传媒大势，版税、稿费应声大涨，成为1992 年度炙手可热的文化名人。
随后，他忙着影视业务与商业宣传。伴随着真正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传统电影体制与价值观念的打压，王朔的影视事业并不风光，他的时代，已然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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