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说的，他在《信心与反省》中写到，“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我说出那句话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极，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发下大弘誓来忏悔，来替祖宗仟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要发时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胡适为什么要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胡适说得很明白，就是要人反省，要人起信心，替祖宗祖宗忏悔，替我们自己忏悔。胡适的愤激之言，的确是惊世骇俗。
胡适在美国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七年的留学生活，无疑大大开拓了胡适的思路和眼界。西方先进的文明和东方落后的现实，严重冲击了胡适的自尊心。胡适一直在反思，激烈批评传统文化；同时在反省，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寻找中国发展的方向。
胡适首先提出：“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中写道：
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分遍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一公卖税，吸户税，烟苗税，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入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会刚法会”， “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同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胡适认为，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胡适对封建吃人的封建礼教是深恶痛绝，在《再论信心与反省》激烈批判：
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胡适号召丢掉包袱，努力向前。在《三论信心与反省》这样呼吁青年人：
我们今日所以还要郑重指出八股，小脚，板子，夹棍等等罪孽，岂是仅仅要宣扬家丑？我们的用意只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脊梁上驮着那二三千年的罪孽重担，所以几十年的不十分自觉的努力还不能够叫我们海底翻身。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种历史的知识上得着一种坚强的信心：三四十年的一点点努力已可以废除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不够使我们更决心向前努力吗！西洋人把高跟鞋，细腰模型，贞操锁都装置在博物院里，任人观看，叫人明白那个"美德造成的黄金世界"原来不在过去，而在那辽远的将来。这正是鼓励人们向前努力的好方法，是我们青年人不可不知道的。
胡适的批判是激烈的，反思是深刻的，这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主将们像陈独秀鲁迅钱玄同他们都是对传统文化带着决然而然的激烈态度，杀伐气很重，极端偏激，他们不是不爱国，而是爱之深责之切。
胡适的反省是好的，但是有两个问题，一胡适的民族自信心丢失了，二是全盘西化。
胡适认为中国人处处不如人，在《慈幼的问题》中，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在《市政制度序》中，他说：“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很少组织大城市的能力。”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胡适又说东方人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有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胡适太极端，太偏激。完全否定民族历史，“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
胡适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甚至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历史学家钱穆针锋相对，提出“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
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这样写道：
依我个人论，我已过了七十之年，我敢老实对诸位说，在我心中，实在是更爱我们四五千年来的旧中国与旧中国人，更胜过我所爱于此七十年来的新中国和新中国人。诸位或许会说我顽固，但盼诸位不要说我是悲观。因我认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必将复兴。此七十年来之中国与中国人，最多只是一过渡，不能说是一开创……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换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若说中国要不得，中国才真不可救。我则认为此等说法，既无情，又无理。说中国民族国家文化该久远存在的，那才是中国人良心中之天理，不可磨灭之天理。
胡适对中国的病症开出的药方是全盘西化，应当死心塌地的去学习人家，坚持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胡适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甚至到了相信中国已不存在“ 国际侵略的危险 ”，对西方充满幻想。
看看胡适民族自信只剩下了低头叹气，胡适游历欧美回国后不久在给吴稚晖的一封信中写道：“至于先生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胡适往来书信选》上）
1925年“五卅”惨案后，陈独秀与胡适辩论，胡适不承认有帝国主义侵略，他拿起手杖在地板上接连戳了几下，发出“笃笃”的声响，质问陈独秀：“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胡适的同学，同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陶行知，当他读到胡适《我们走哪条路》一文后气愤地说道：“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的将它一笔勾销”，并讽刺胡适“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如此评价胡适：“胡适之流的学养和思想的根基太单薄。以‘终身崇拜美国文明’的人，怎能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责任？更何况他所崇拜的美国文明主要是五十年前的！他虽常在美国，其实是在新闻边缘和考据纸堆里过日子，跟美国近五十年来发展的学术没有相着干。”
胡适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胡适也不是圣人，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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