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由
2006年4月的一天，妻子坐在沙发上像往常一样看报纸。突然她对我说：“快过来看，有一个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工程。”她的声音充满惊奇，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我听后也觉得奇怪，看后也理解了为何她会有这种反应，往常国内的重大展览我们都能直接接到相关的通知，不是由主办单位发出邀请，就是通过当地美协逐个通知。这是第一次我们在报纸上见到此类消息，而且还是这样重大的国家项目，所以不得不让我心中充满疑虑：消息来源是否准确真实？
看完报道后，立刻给青岛市文化局打去电话咨询，才知道是由文化部主办，所以由各地文化局传达通知此事，但由于时间等原因，就在报纸上一次性发了一个消息作为通知。想来，自己真是幸运，如果当时妻子不买那天的报纸，我与此事也就擦肩而过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小看着爱国主义电影长大的，这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有着理想主义的英雄主义情结。像《小兵张嘎》、《洪湖赤卫队》等电影都是百看不厌，里面的台词甚至都能背过。后来学画之后，就总想有一天画一张“打仗”的画，来弥补自己没有当过兵的遗憾，但是心里又总怕画不好，怕画的不如前辈们那样生动，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人，怎么画？还有刀、枪、烟、火、爆炸效果等等，从学画那天起就没经历过，更没有画过，所以自己从没敢想过去尝试这样的画。
从网上看到100个题材的详细资料后，我也在权衡画哪个题材会更好，除了“抗洪”、“抗击非典”和“神六上天”之外，其他的事件都在我的记忆之外，并且这些事件在我的脑海里没有迅速的形成画面。再往前一点的事件是恢复高考，那时我才5岁，更是没有感触。但是看到战争题材的题目时，心中便激动起来，长期的渴望在看到这么多关于战争的创作题目面前再一次得到迸发，尽管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标，但是相比较创作的冲动，结果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权当是为自己能坚持创作完一幅战争题材的历史作品找了一个理由。
定下创作范围之后，另一个问题不得不让我思考：历史画画的是历史，是发生过的事情，后人可以无休止的重复画下去，我要花很长时间去完成一张这样的画是否有意义。于是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邀请几位年长的对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听他们讨论一下或许会对我有所启发。这时首先想到了一个人——青大新闻系的孔详军先生。他是孔子的后人，也是青岛最早的一位新闻学博士，知识渊博、思路清晰。跟孔先生联系说明事由，他又推荐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共五人约晚饭时间叙谈。
大家听明来意，各抒己见。我的意见是作为山东人，最好画一件发生在山东的事件。大家开始寻找：“五四”运动范围波及全国，“解放济南”、“解放青岛”、“孟良崮战役”这些我们熟知的发生在山东的事件在100个题目中没有出现。最后找来找去，只有“血战台儿庄”。这时孔详军先生连连说：“对、对，就是‘血战台儿庄’。重新画历史关键是历史事件对当下的意义，历史永远是当代的，‘台儿庄战役’在当下具备着非常明显的当代意义。”
这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并且记忆犹新，当即我便决定：就是它了。
申报
文化部的通知是准备有关的文字方案寄到文化部重大历史题材办公室，其中有自己的艺术简历，特别指出是有历史画创作经验的可优先考虑。正巧，1996年应时任青岛油画院院长戴保华先生之约，给在山东淄博的62军画过一张半景画《清风店战役》，可惜当时画完后未留图片资料。为充分的送交申报材料，当即决定驱车赶往淄博。
画这张半景画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乘火车搭面的到达军部，此次开车而来却是一路的陌生，只能边走边问了。车下高速慢慢驶入市区，奇怪的是向路人打听数次，都不知道去62军怎么走，不免心中生疑，难道62军军部搬走了？亦或是番号被更改了？我父亲和岳父当年都是62军的，所以对62军有着特殊的感情，寻找起来心情就较为复杂了。
问了不下十几个人，最后终于找到了军部，也见到了当时出入的军史馆，但是大门口的牌子已经变成了“29旅”，经过和门卫交谈才知道62军番号已撤消，现在是“29旅”旅部。说明来意经门卫的一番电话后，终于从楼里走出一人，介绍说是旅部搞军史工作的尹干事，还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交谈中得知在部队更改番号后，因为宣传的重点不同了，我所画的那张半景画险些就不复存在了，幸亏尹干事的建议才让画留存至今（当然现在是否存在就不得而知了）。听了这些话，心中不知是个什么滋味，还好画依然在，有点像要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有些急不可耐。
走进二楼半景画展厅，里面一团漆黑，借着手电光能看到里面堆满了杂物，厅里的设备都不能再启用了，包括灯光，只能依靠手电的光圈一个局部接一个局部地看这张画。画大都依稀还在，只是有些地方的墙皮已经脱落。我跟在一旁的妻子说：“这块烟是高玉扬画的，这几个人是张志强画的，房子、坦克还有这些人是我画的。上面还有高玉扬画的‘拉线’的飞机。”……十几年前的日子仿佛昨日，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的第一副如此“巨大”的作品。现场整幅画高6米，长22米，记得刚来时和62军签协议，其中一条记忆犹新：如在军部内发生扰乱军队秩序的行为，我方有不通过公安部门独自关押的权利。签字的时候让人有些战战兢兢呀。
画的前面是后来根据画面加出来的实物，有土墙、枪炮之类的，不知为什么，有好几次看全景画都会让我感觉画前所设的实物特别阴森可怕。
在黑暗中，借着闪光灯“摸黑”拍了几张照片，我们一家三口还在画前合了一张影。妻子跟儿子说：“这张画是你爸爸画的。”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么大！爸爸你可真酷！”
这张画画的是清风店战役，是由军旅画家杨克山先生画的水粉小稿，记得那张水粉稿画得很精彩，特别是在烟里拿着枪冲锋的战士，寥寥几笔便栩栩如生，可惜没能留下来。
从淄博返回后，终于整理完上报材料，突然一天接到文化局的通知，要求上交一幅色彩小稿。天呀！离交稿时间只有5天了，作内框、绷画布、刷底料就要两天，只有两天的创作时间，非常紧张。我想或许是由于层层传达延误了时间，通知作品小稿拍成照片寄交文化部，原件由市文化局上交省文化厅，省里组织评审后再统一上报文化部。
没有时间收集资料，只有借鉴身边能够找到的《血战台儿庄》电影资料了。为了让自己走入那段历史，首先要让自己走进电影、入到戏中，身临其境地感受那场战争，于是从头到尾认真的看了一遍。
很多年看电影没有哭过了，在看到孙连仲给“敢死队”训话并发银元时，大刀队队长说：“兄弟们连命都不要了，还要这些干什么？”然后大家纷纷把银元洒落在地，场景十分感人，禁不住鼻子一阵酸，聚在眼眶中的泪水奔涌而出。还有一幕是负责把手庄内的池峰城团长遇到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的场面：伤兵一见池团长，下意识地举手敬礼——那是一只少了好几个手指的手，却依然在费力的想要打出一个标准的军礼。当池峰城大声斥问营长在哪里，其他人在哪里时，回答是“都在这了。”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在摇动的镜头里只剩下了七八个……看到这，泪水又一次落下。
看完整部片子，使我第一次进入了《血战台儿庄》的创作情绪中，这种进入“战场”的感觉反而让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我知道该如何落笔了。
片中对台儿庄整个村庄的布局介绍比较详细，有攻城战和巷内战。巷战在画面构图上会很平而缺少层次，而且当时中国北方的村庄建筑很类似，如果表现巷战，这张画将很难找到台儿庄的特色。台儿庄内较高的建筑只有一座清真寺，也和其他地区的清真寺没什么区别。李宗仁先生著名的台儿庄留影是在火车站，虽然有“台儿庄”字样的站牌，倒是很有地标性，但如果把画面安排在火车站也存在构图较平的问题，而且有过一幅表现这个场景的美术作品，不能重复这个场景了。因此，最终只能把场面定在攻城战上——城墙被炸开一个缺口，城前有护城河，正好可以用“血流成河”来暗喻“血战”；城墙上下、距离远近可将画面构图拉开，城墙可暗喻中华民族压不垮的脊梁和众志成城之意……整个画面在我心里展现开来。
接下来画初稿时遇到了问题：第一次画城，第一次画烟，第一次画战火、枪炮（当年绘制62军清风店战役是依照杨克山的小稿放大，而且只是半景画，有声、光、电、各种道具来配合，增添了很多战争的气氛，而这次完全要完全依靠画面来体现有声有色的战争场景），心中丝毫没有把握。两天的时间只是大体画了个气氛，现在看到初稿真不好意承认是自己画的，蓝灰的色调，更像是一首朦胧诗，哪像什么“血战”，但这是后来对此稿的看法，当时觉得还说得过去。
初稿原件送交了文化局，几个月之后便接到了画二稿的通知。
第二稿给的时间比较充分，所以计划去台儿庄调研。台儿庄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和江苏搭界，隶属于枣庄市，有古运河通过。
提前打电话联系了台儿庄区宣传部，一位姓单的先生接的电话，问明事由后表示愿意配合调研，于是动身前往台儿庄。
一路上基本上是沿着当年从青岛登陆的日军前往台儿庄的路线走的。从青岛出发，经临沂－藤县－台儿庄，由济青线转至同三线，再到京沪线到达枣庄，车行大约五个小时的路程。这是第一次为了创作一张作品有目的的去调研，一路兴奋之情不必多说。很顺利地找到了枣庄市台儿庄区区委宣传部，单先生正在恭候我们，单先生近1米8的个子，面相忠厚，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首先去了台儿庄纪念馆，因年久失修，留满了岁月的痕迹。一进门口，首先看到的是当年台儿庄战役中敌我双方的历史照片，看到了池峰城团长的黑白照片，长得很斯文，和电影中的扮演者形象差别较大。在图片的展厅中，有一段黑白胶片影像资料，是几个欧洲国家的摄影爱好者跟随国军拍摄的战役资料，展示的短片大约1－2分钟，是“大刀队”夜间攻城的场面：几个很模糊的黑影时而跑动，时而隐蔽，有冲锋的叫喊之声，不一会便看到远处的城墙上有黑影翻越而过，一个接着一个……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段台儿庄战役期间真实的影像资料，非常珍贵。展馆二楼有个全景画厅，非常高，需要盘梯而上，里面很黑，等到开场的时间便会有一束光照亮画面的一个局部，然后便会有伴随着枪炮声的解说声响彻展馆，随着光束的移动解说词一一推进，整个战争的始末便在眼前展现开来，一圈下来整个大厅都亮了起来。我最关心的是画中的城头，画得不错，只是表现的场景是白天强光下效果，气势不够浓烈。画的近景处刻画了一名在断墙阴影里的死亡战士，画得很轻松，颜色关系也很好看。
从台儿庄纪念馆出来，我们又来到了台儿庄城门。据单先生介绍，原先的城墙都给炸平了，现在看到的是在拍摄电影《血战台儿庄》时依照从前的样子重新搭建的。城墙不高，大约四个人的高度，城北护城河大约六米宽的样子，整个场面远不及想象中的开阔宏伟。现在城外也盖满了房子，当时的村庄是在城南和古运河之间，城北是日军进攻的方向，日军几度占领城头和大半个庄子，我军和敌军展开了拉锯战。单先生介绍说城内巷子的墙上至今还存有多处子弹的痕迹，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遂走进村庄寻找历史的印痕。
村庄内新旧房子交织在一起，据村内的老人讲，战后几乎没有留下完整的房屋，两三万人死在这个小庄子里，尸体摞了好几层。此行反复听到最多的两个字是“惨”和“填”：战争惨烈，亡魂众多。双方共死亡两三万人，在这个若小的村庄内，那是怎样的景象呀！旧房屋墙面上到处都是弹孔，有一块儿弹孔最多的墙被切割下来运到了北京某馆长期存放。
满目的疮痍，是建筑的诉说。眼前的弹孔让自己穿越了时空的隧道，仿佛置身在了枪林弹雨之中，耳边响起隆隆的枪炮声……
从庄内我们又出发去了在当年台儿庄车站旧址上建成的李宗仁纪念馆。进馆之前我特别去纪念馆东侧寻找那块车站站牌，因为有李宗仁在此的留影而使得这块站牌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张照片也被登发在当时全国的各大报纸，人们可能鲜为知道台儿庄的样子，但都会熟悉这个场景——李宗仁将军左手掐腰，笔挺站立，一派朴素的中国军人气质。
我也和此站牌合了一张影，只为更加靠近那段历史。
在纪念馆内，我找到了希望看到的东西：战争后的台儿庄城头。城头和墙体已被炸得残缺不全，看不清城的建筑全貌，大约城头的位置插着一面国民党军旗，因为是黑白照片，城体和旗子颜色很重，整个残缺的断墙再一次诉说着战争的惨烈，同时也充满了象征意义，象征着中华民族近代史历经风雨的满目疮痍，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脊梁……
馆内不让拍照，但我还是忍不住偷拍了几张，因为城墙带给人的震撼让我坚定了第二稿还要画城头，而这些资料尤为重要。
此行的收获颇丰，翔实的资料使得这张画面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动笔了。画面的整体感觉已经有了，一定要和常规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中的博弈场面区分开来，用战争过后城头上下遍布的尸体来突出此次战役“惨”和“填”的特点，把它画成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一曲悲歌，一曲无声胜有声的“悲歌”，从大战后的寂静中表现悲壮，让那惨烈厮杀的战争场面留在画外，存留在每个观者的想象当中。
大致的构图都有了，为丰富细节，购买了大量的战争题材电影光碟，在家用电脑一格一格地放，一张一张地下载。近些年在国外战争题材的电影中，烟火和爆炸的镜头大都是用电脑合成的，观赏效果是不错，但是却无法在画面上使用。国内表现三大战役以前的战争片都是真炸，心里琢磨这得要多大的工作量和成本呀！战争片中表现惨烈的常用手段有残肢断臂、血肉横飞，还有被炸到空中的人等等。通过关掉声音慢放镜头，发现中外的片子几乎拍得差不多，但看电影时的的差别就大很多，我想或许是差在故事节奏的处理和声响的处理上，真希望国内影片在这些方面能再加把劲儿。
第二稿应该比第一稿大一些，我力争把它画成一幅作品，于是按照画面比例订做了1米×两米的内框，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这次下笔比画第一稿时心里把握大多了。第一稿现在看调子太灰了，画第二稿时一定要突出渲染战争气氛，黑白对比要大一些，色彩对比要再强烈些。
在战争纪录片中了解到，真实的战争场面是很灰的，即便在强光下，地面的人因为被烟火包裹也是很虚的。假如真实地还原战争的场景，视觉效果肯定不会理想，观众对类似作品的感受已经被以往的战争绘画模式化了，大都会认可色彩浓烈、对比强烈并且血腥的画面效果，认为真正的战场是那个样子的。这样看来第一稿可能画得“太真实”了，反而会让人觉得不像了，所以为渲染气氛，通过艺术的手法而展示出画家主观的虚拟场面，表达的却是画者的真实情绪。
第二稿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而且是第一次对着电脑作画。以前习惯了看照片，开始还不太适应，只因有些下载下来的图片太小，洗成照片很模糊，再者用电脑可以对画面进行改动和调整，也的确方便很多，慢慢地就对电脑也产生了依赖。以前是电脑盲，看来没什么是不能逼出来的，如果世界上真的买不到笔了，打字可能也就不在话下了，但是我现在依然喜欢用笔写东西。
这张画较以往的作品不同，它的受众人群更大，它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评委，而是要经得起更多领域的人来欣赏甚至是推敲、审阅。因此我请来一些非画界的，有社会阅历并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朋友来，我要听听他们的声音，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果然很有收获：有人提到空中硝烟太多，很压抑，城头举旗的人回头看向画面的右上角，如果那里的硝烟能透出一缕阳光的话，既能打破天空的沉闷，又可象征胜利的曙光；有人对于城头军旗的处理提出了看法……这些建议后来大都被我采纳了。
第二稿完成后，相比较第一稿，自己觉得真的是好多了。
第二稿寄出几日后，接到文化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为了更好地发挥专家评委的作用，把目前入围的作者分成若干组由专门的专家任组长，我被分在全山石、许江的小组。
许江先生现任中国美院院长，平日工作很繁忙，因此此事全权委托全老先生并给了我联系电话。全山石先生是我仰慕已久的油画家，虽从未谋面，但是听说过他是列宾美院许多年中唯一在校期间各科成绩都是5分的学生，让人很是钦佩。早些年看过他的一些留学期间的油画作品，的确很棒。
操着南方口音的全先生声音温和而热情，我自报家门并表示第二稿已完成，想去杭州当面求教，全先生爽快答应。这么有名的画家却这么平和，让我想见到他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几天后终于见到了全山石老师。他中等身材，满头银发，面带慈善的微笑，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到了全先生的家里，我最感兴趣的是墙上所挂的画，发现了一张小风景但却与全先生的风格不太一致，于是冒昧的询问这画是否是出自先生之手。
“不是，是别人的画。”
“您为什么不挂自己的画？”我很好奇。
“我画的不好，不喜欢自己的画。”
这样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心中的偶像是个如此谦虚的人。音响里放着交响乐，早就听说全先生喜欢音乐，而先生的回答却是：“只是喜欢听，不太懂。”
全先生随和的话语，让我也慢慢放松了下来。于是拿出了《血战台儿庄》第二稿的照片请他指点，老先生看过之后先是肯定了我的画，又提了一些建议：“画得不错！但是不要全是尸体，最好人物再大一点，并加上一点战争的情节，而且画中一定要有中心人物……”全先生所提出的的建议在我第三稿中全部采用了。
因为在历史画创作方面缺少经验，就很想多向名师讨教，因此从全山石老师那里离开后，我又前往了南京军区去拜见陈坚先生。陈坚先生一直从事军事题材的油画创作，而且在十届美展上获金奖的作品《日军投降仪式》更是画的精彩，让人印象深刻。
对于陈坚先生，虽也是只见过其画未见过其人，但是心中仰慕已久。陈先生中等身材，很是精干的样子，身着便装，但身上依然透着一种特殊的军人气质，这是自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我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的。陈先生的画室有六七十平米，里面到处放着绷好的画布和完成的作品（看得出是一位很勤奋的画家），在墙角处还放着几个手榴弹箱子和炮弹壳，画室的气质如同画家本人——透着一种军旅画家特有的气质。墙上有一张带着军功章的半身画像吸引了我，离远看人物的体感很强，特别是头部的刻画，有种呼之欲出的张力，很有力度；离近看用笔却很放松，非常潇洒。画室东面墙上放着一张很大的将要完成的作品，是一群穿着迷彩服的战士。“迷彩服”一想便知很不好画，可陈先生表现得非常精彩，没有任何“描”的痕迹，是用大笔直接去画的，远看效果非常好。问陈先生为什么画这张画，陈先生笑着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想画一张有关迷彩服的画。”陈先生指着画中的一名战士接着说，“我很喜欢背着枪的战士的背，很好看。”只有军旅画家能说出这样有感触的话，感觉得出他对战士、对军装有着特殊的情感——陈先生虽不魁梧，作品却非常大气、有张力。
对于《血战台儿庄》第二稿，陈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张画场面太大，画完后会像一张全景画，画面可以再集中一些……”
这些意见在第三稿中也被我采纳了。
这趟南方之行收获很大，不仅仅是在画的方面，前辈们在画外也给了我很多启示，同时我也做好了为《血战台儿庄》付出更多努力的准备。
回青后曾接到文化部的一个电话，因为我的二稿是送选作品中最大的，加上外框无法送上电梯，有关部门就电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是否能够拆下外框，评审之后再为我装好。对于这样一个看似普通的电话，却让我的心里升腾起一阵温暖——这不仅是一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更是对画家的一种尊重。回想起来文化部艺术司在“工程”进程中的每一个电话都是那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于我来说只是收到一个电话，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有多少位作者就会拨出多少个号码。这些所谓的小事如果搁从前我不会有什么感触，但是自从成立的青岛市油画学会具体组织了工作之后，才知道这些“小事”是多么辛苦和琐碎。作为作者真的是打心眼儿里想对他们表示一下谢意。
不久后接到了深入创作第三稿的通知，这也会作为最后的定稿。为了评审工作的顺利，我想这次的小稿尺寸应该小一些，用了60×80cm的内框，并根据全山石老师和陈坚先生的建议，把空间变小，主题人物加强，在画面前面增加了一组搏斗的场面，使画面的主题更鲜明，观赏性也大大增加了。
为了寻找更为清晰的影像资料，通过青岛美术馆的欧书记从青岛电影公司找到了《血战台儿庄》的电影胶片，感谢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特例允许我往下截取部分胶片。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电影胶片，就好像是把许多彩色反转片给连到了一起。在用了两个多小时的仔细甄别之后，剪下了几十张胶片，如获珍宝般满心欢喜的回到家中，一张张摆开寻找着自己可用的图像，突然间发现一个新问题——所有图片的比例都是被拉长的，这样在我的画面中就无法使用了。真是遗憾，还麻烦了朋友一场。
因此又陷入大量的光碟中，没日没夜的寻找可用的资料。光碟买了一批又一批，家里摞了一摞又一摞，很可惜能用的不是很多。
第三稿画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八小时。因为经验太少，资料又不全，所以往往是边画边想，边想边改，最后效果还算满意，只是担心到了画正稿的时候这些资料可就完全用不上了，那时该怎么办呢？
终于到了交小稿定稿的时间了，心中虽然忐忑，还是给小稿装上漂亮的外框，兴冲冲的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动车组。
按时到美术馆交上了小稿，被会务组安排在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宾馆下榻，等待第二日的观摩评审。第一次和这么多知名画家近距离地交流学习，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来到美术馆二楼，所有的画都已摆放妥当，中厅是雕塑，东厅是国画，西厅是油画。虽然是小稿却也是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见到了全山石老师的稿子，画的酣畅淋漓，真是好呀！黑色的天空夹着红丝，烘托出前面的人物，人物寥寥几笔、一挥而就、潇洒自如，让人看着心里特别舒服，感觉已经是一幅完美的作品而非小稿了；还有一张是何洪舟画的中共第一次会议，画面是在南湖的一条船上，或站或起的几位代表人物，画得很生动；一位安徽作者创作的《抗击非典》三联小画，表现的是一组白衣战士的群像，非常细腻而独到，让人印象深刻；俞晓夫先生的画老远就能认出，色彩依然漂亮，非常帅气，题材是《鲁迅》；浙江美院油画系集体创作的《南京大屠杀》，一改往日全是尸体的场面，画了一个大坑，坑边有些日军，黄昏的调子，颜色很好看；还有青岛籍画家杨克山和崔开玺老师合作的《卢沟桥》，气氛很好，蓝灰色的调子，记得卢沟桥的半景画好像也是杨克山画的……有一张表现知青题材的作品，起先我以为是一张照片，仔细看过后才知道是画的，相比较之下，自己的稿子又显得有些粗糙了，看来大家准备得都非常充分，可见这个工程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
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全山石、许江、陈坚、邵大箴等评委开始了评审。他们一张一张地点评，同时提出正稿的尺寸建议。大家都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能否入围的最后关口。
轮到我的小稿了。
全山石老师向我笑了笑说：“这样比以前好多了。”
朱乃正先生说：“光是城头的场面已经是一张完整的画了，没有必要画这么多。”
许江先生说：“城墙的缺口和下面的尸体堆凑在一起，正好是两个相对的三角形，应该破一破。”
我表达了想把人物再加大，城墙再压小的意图，全先生说：“别动了，这样很好。在所有的作品中，就你这张是带城头的，别再缩小了。”
靳尚谊先生最后发言：“我看这张画的尺寸就控制在4米吧。”
终于，终评通过了，心里长舒了一口气。那是2007年的5月。
第二天，在北京华侨饭店举行了签约仪式。每位入围作者和文化部艺术司司长于平先生签订了合同，并合影留念。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先生的一段话：你们花的是国库里的钱，是纳税人的钱，要用好这每一分钱。
正稿筹备
青岛虽说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但是由于油画从业人员不是很多，所以一些高端的美术用品都要到其他城市购买，画布、底胶和底料都力求选则最好的。对于画布制作的每一步都要力求精益求精。
由于对成品画布不是太信任，在画重要作品时我都会坚持自己绷布，这也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受画室门宽窄的限制，近2.5米宽的画框只能在室内组装。自己绷这么大的画布也是第一次，抻平拉直，加上刷底料，就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动笔之前，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资料。电影中部分资料在远景的处理上可以借鉴一下，但是到了近景就派不上用处了。早先听八一厂的聂轰说过，“八一厂”是主要拍摄战争片的电影制片厂，中国各个时期军队的服装、道具、枪炮等应有尽有，画军事题材的作者经常从他们那里借一些服装道具用于创作。于是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在影棚里搭一面城墙，找上群众演员，用上服装道具，把画面在棚中再现出来，这样拍下的资料就可以直接来用，而且避免雷同。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一想到此事的“浩大”就有些打怵。和聂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可行，但要确定下来后提前预约。下定这个决心后同杨克山谈到了此想法，他也正为资料的事情发愁，当即表示愿意一同前往拍摄。
我相信参加这些创作的作者（尤其是战争题材）都会因为资料的事情发愁，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去耗费这样的精力，何不多叫上几个人，让大家一起受益分享。于是邀请了全山石老师和杨松林老师，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青岛的国画家王伟先生也正在准备一张抗日题材的创作，表示将一同前往拍摄现场。
在聂轰的联系帮助下，北京的影棚、服装、道具、化妆、灯光全部联系好了，演员的问题需要我自己解决。通过观看大量的战争纪录片，感觉当时的战士更多得像农村的老百姓，身高大约六个半头的比例。有些战争题材的作品大都把战士表现的过于完美，高大英俊的形象虽然会更为有冲击力，但是那样给人一种不真实感，也会有距离感。我想把战士们描写成日常生活中的人，这样会让观众有亲切感、参与感，也更中国，所以我把目光放在了一个最为普通的群体中——农民工。他们身上的肌肉条件、外部形态和当年的战士有些类似，在中国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就是这样的中国人——广大的农民群众，用自己的生命改变着战场的局面，改变着中国的命运。因此，我想用纪实的手法去表现中国劳动人民不屈不挠反帝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非常朴素的，所以表现形式也应当非常朴素。还好，北京的朋友张洪东先生做房地产生意，他非常爽快地解决了“演员”问题：“我让工地上的工人都集合起来，你随便挑！”
万事俱备了，粗略算下来，这个小型的剧组也要有三十多个人组成，我们从青岛组织了几个人一起去帮助现场记录、拍摄，以及应付一些突发事件。这样，两辆车六个人途径八个小时到达了北京
第二天一早，按照计划我们兵分两路，我去了工地选群众演员，杨克山去北影厂门口找有演出经验的群众演员。工地负责人为我召集了三四十人，在我说明来意后，这些粗壮的汉子们突然都变得难为情起来，互相推搡着开起了玩笑。我仔细的观察着每个人，把他们和我画中的人物一一对位：四十岁左右的需要两个，三十岁左右的需要两三个，其余都要二十多岁的；形象上要有特点，人要偏瘦，骨骼要清晰，身高1.70米—1.73米左右；根据面容基本上能判断出每个人的肌肉条件，主要人物需要肌肉强壮一些的，日本军官需要偏胖一些的，还需要几个个子小的扮演日本兵……
非常顺利，从这些人中挑出了不少适合的形象，另外还特意嘱咐一位要扮演浸在水中日军的工人多带一套衣服，因为是冬天，不能让这些弟兄们感冒了。
准备工作在八一厂继续展开。由于没有衔接好，原先定好的最小的影棚与别的剧组发生了冲突，于是就改用了一个正在搭景的大影棚，好在我们场面较小用一个角落就可以了。制景的负责人是山东人，脸上透着山东人的忠厚，他看过我画的草稿领会了制景要求，表示城墙和护城河都能做好，就是要按比例缩小——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完成这个“工事”，真的是让我有些半信半疑。
我将需要的道具——手榴弹箱、大刀、机枪、三八式、汉阳造、铁丝网、子弹、头盔等等等等都交代给了负责道具的同志，不过枪只能用仿制的。
负责化妆的女同志带我们去了一间小平房，里面堆满了渗有血迹的破旧军服，化妆师介绍说这些都是从电影《集结号》剧组刚还回来的，而且都已经做好旧了，真是太适合不过了。打开其中的一包，是一套士兵标准装备：钢盔、子弹袋、干粮袋、鞋、绑腿、腰带、军帽。化妆师已经提前熬好了血浆，因为用得多，今天还要继续熬制，我很好奇血浆是如何做成的，她告诉我说需要用水、酒、红糖还有色素，我觉得新鲜随口说：“真是蛮有意思的。”对方一脸无奈：“你是没上过剧组，又累又枯燥，都能折寿。”干一行才知一行的辛苦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聂轰提议按照规矩，剧组开机前都要吃开机饭，于是在八一厂唯一的对外餐厅宴请了各路人马。没有从事过这样的拍摄工作，心中着实没有底儿，见了八一厂的各位专家后，心里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席间，看着餐厅墙面上挂着我儿时看过的战争电影的剧照，感觉非常亲切，对着人物都能想起剧中的名字，可见那些形象多么地深入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仅仅是个片头就足以让童年的我们在影院里欢呼雀跃，今天真的是身在其中了，依然感到有种光芒照在身上，很是激动。
饭后，一起回到影棚看正在搭的布景，走到门口时一堆白色泡沫块儿吸引了我的视线：大块的泡沫块儿，被他们用一种液体一喷，眨眼间就变成“大土块儿”了，而一拿起来却很轻。这种视觉和感觉上的强烈差别就好像是变魔术，让我非常好奇，仔细一问才知道是用广告色和泥浆混合成的“涂料”。一进棚更是让我吃了一惊：上午这里还是一片空地，现在已经有了一座城墙，而且跟我画里的一模一样。不禁感叹道：“可真的是工厂呀，想要什么有什么，加工得太熟练了。”聂轰说：“我们这就是厂，还分车间，有一车间、二车间，还有车间主任呢。”
制景师傅正在做“护城河”，他们先用木棍在地上摆了一个方形，然后盖上塑料布，再在塑料布和木棍的交界处压上土，防止水外漏，然后注水。等水到了我要求的深度，有人又往里倒入红色广告颜色，随着搅动过后，水不但变红了，而且上面还有白色泡沫，真的像是一湾血水。“太厉害了！”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他们，否则在家里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些办法，真是隔行如隔山呀！
灯光是外请的，据说北京影视剧组的灯光差不多都被这些人包了，自己的设备，自己的车，活儿干得很专业。我向他们交待了我需要的效果：主光源在城后，下午4点左右的样子，要暖色光……接下来，有的人爬上棚顶吊主灯，有的接线，有的把一些像电影荧屏一样的巨大布灯搬来搬去的，随着一阵有条不紊的忙碌，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城墙、土堆、护城河、铁丝网、假人、梯子、手榴弹箱……灯光一开，心中豁然开朗：这就是我要的场景。
开拍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凑到了一起，足足有四十多人，从青岛一起赶来的朋友全都有了分工：有拍照片的，有定盒饭做后勤的，还有帮着我张罗演员的，大家有条不紊各自忙碌着。我先把演员分成两组，一部分“国军”，一部分“日军”。“人靠衣服马靠鞍”，刚才还嘻嘻哈哈的农民弟兄们，这一会儿工夫便活脱脱得成了军人，而且越看越像。化妆师先从“男一号”开始化起，按照我的要求：上身赤膊，头上有绷带、血迹，身上也缠有绷带，有刀伤、血迹。冬天的北京，滴水成冰，仅仅是脱掉外衣已经很冷了，他不仅要赤膊还要涂上“血迹”，真是难为这个“男一号”了。“男一号”虽有些没想到是这个场面但是依然爽快地配合着。
八一厂的化妆师自然对“战争妆”得心应手，处理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最后基本化完后，她从地上抓了一把土跟“男一号”说：“闭眼！”一下子把土撒在他的头上，然后用双手在他的肩膀上、胸前来回搓了几下，她边搓边对我说：“战场上没有这么干净，应该从头到脚都是土，汗水、血水和这些土胶着在一起，效果才会更真实。”
准备试拍，先是在聚光灯下和“男一号”讲戏：现在你就是大刀队队长了，战役打了一个多月了，你眼睁睁的看着很多战友一个个都倒下了，愤怒让你已经没有了生死的概念，只有血拼，不顾一切的从土坡冲下来砍敌人，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还真找着点当导演的感觉，“摄影准备！”喊完回头一看，好家伙!有六个人一字排开，各操“兵刀”已经在瞄准了，摄像机也早已开始了“扫射”。遗憾的是这么多的机器设备只有一台是德国莱卡的，其余的都是日本制造，在准备“台儿庄”的过程中面对“日本制造”的情况都会感到怪怪的，心里不是个滋味。
回头跟“男一号”说：“你酝酿一下情绪，我说开始就往前冲，冲四五步就挥刀去砍。”
“好了吗？”
“开始！”
紧接着是一片“咔嚓”声。
“男一号”第一遍试镜，就像是在“散步”。也难怪，这些民工师傅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人，会很拘谨放不开，但这时我的心里一下子有些着急了：前几天忙活的道具制景之类得很顺利，但那些都是“物”还是好摆布，活人可是最难把握的，更何况他们一点表演经验都没有，拍出的效果和我想象的相差很大。
我尽量控制着情绪，不想给对方太大压力，上前和他搭话：“刚才还可以，只是杀气没有表现出来，可以喊出来，大声喊，像面对你的仇人，发泄出所有的仇恨，再来一次，好吗？”
第二次，动作依然僵硬，与要求相差太大。忽然意识到，原先因为不想太程式化没有用专业的演员，而用了普通的人，但是却忽略了一个人的领悟能力、表演能力和表现欲望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就是没有了，至少今天在他身上我不会找到想要的感觉了。
于是招呼大家来一起尝试着“摆”出一个俯冲下来挥动砍刀的动作：跑动中，一条腿在前，一条腿悬空在后，大刀举过头顶。一位八一厂的道具师用布条拉起“男一号”的后腿，让他身体前倾，前面有人顶住他的胯部，我在周围费力地调整着，出了一头的汗，可不管怎么摆总是不够生动，和心中的动作相差甚远。
为了早点拍完把场地和时间多留给全山石和杨松林老师一些，不能再在这个动作上浪费时间了，先拍其他的场景吧。
这时所有演员基本上都化完妆了，更是活脱脱的“像”。“‘男一号’先休息一会儿，先拍尸体，”我一边说着一边招呼着其他演员，“你们都到这个位置（我指着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小土坡），是在战场上中枪死后的样子。你（我指着其中一个‘日军’），躺在这儿，道具师拿个三八式来放在他旁边。你，躺在这儿，反着躺，别跟他（指着刚才躺下的‘日军’）太顺了。总之，倒的姿势不能重复，你们一块儿上吧。”呼啦一下，大家有说有笑有点像小时候“过家家”，顿时躺倒一大片。我让道具师拿来准备好的手榴弹、枪、假人等根据画面构图，东摆西挪，一会功夫，真的有些像样了。周围的几位摄像也赞不绝口：“这组摆得好。”“多拍点。”我大声的跟几位摄像说，“除了拍整个场面外，再多拍点局部。”心中还是不放心，干脆接过聂轰手中的相机，前前后后的“咔嚓”起来。快门的声音很好听，特别是多个相机一块儿按动快门，“咔嚓”声此起彼伏，而且根据“咔嚓”声还能判断出相机的价格来，因为今天拿的都是好相机，所以“咔嚓”声也特别好听。
过了两三分钟，大概都拍得差不多了，大家都站在原地微微的喘粗气，看样子拍照片也是蛮消耗体力的。演员也都坐起来有说有笑的，大概感觉好玩。“大家起来活动活动，待会换一个位置再‘死’一次。”大家又乐了。后来大画上的尸体部分主要就是用的这几组照片。
休息时到棚外透口气，看到崔开玺和杨克山老师也在紧张的拍摄着，他们需要阴天下外光的效果，主要是拍摄冲锋的场面。小稿就放在旁边，根据稿子一组组的拍，不愧是前辈，很有经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崔老师的儿子，为了拍一个爆炸时的肢体动作，他手持一根木棍让演员向他的位置跑，快到身边的时候他将木棒用力砸向地面，随着一声响声木棍弹向空中，这时演员们会本能的俯身抱头趴在地下寻找掩护。这招很好，不用真枪实弹也会抓拍到生动自然的动作，这些摆是摆不出来的。
回到棚里继续拍摄，城头举旗的、机枪扫射的、冲锋的……
轮到拍趴在水里的“日军”了，但是起先说好的演员突然表示不拍了，真的是让人措手不及。我耐住性子慢慢地给他做工作，他还是坚持不拍，这时棚里的人在催促了，我真是体会到导演的脾气为什么都很大了，刹那间我也憋不住了，冲他喊了起来……我气冲冲的回到棚里，聂轰安慰我说：“别生气，这种情况在剧组里是常有的事。还有比这更让人生气的。”
我气呼呼地说：“能不急吗？趴在水里的这个镜头如果今天不拍，等我回到青岛，上哪去找这日本军装、这行头、这枪，还有灯光，所以今天不拍成，改天还得回你们八一厂补拍，哪有这么多时间。”说着的工夫，工头模样的小伙子带着那个演员进来了：“说好了，拍吧。”我赶紧上前说谢谢，回头跟大伙说：“摄像准备好了，天很冷，演员很不容易，就拍一次，争取成功。”大家忙着准备，我又回头跟那个演员说：“是这样，你慢慢走到水里，慢慢地蹲下，然后慢慢趴在水里，头要在水下，坚持二十秒就行了，就这么简单，然后赶紧洗澡、换衣服。”就怕他再不愿意，所以说话格外小心。演员听完犹豫了一会儿，开始往水里走，水已是红色，还带着白色的泡沫，我说：“没事，这水不脏，是放的水粉颜料，水也是自来水。”这时他已站在水中央，两眼低头看着水面，但情绪还是不太对，我小心地说：“对，就这样，慢慢蹲下，趴在水里就行，二十秒，很快。”这时棚内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看着他，摄影师也是临战状态不停的对着焦距，棚内鸦雀无声。
就在这时候，演员突然身子直挺挺地往水里倒，紧接着“啪”的一声水花溅起一人多高，大家都给惊了一下，有的赶紧抱起相机怕澎上水，我对大伙说：“快！快照！”然后一片急促的“卡嚓”声。这时趴在水里的演员可能因为倒的力量太大，水肯定从鼻子呛到嘴里了，所以头一直抬在水面上。我赶紧上前一步：“头！头趴进水里，趴进去！”看着他的表情，觉得不太对，因为此时他脸上都是水，而且低着，看不很清，可他不管我怎么说，头就是不往水里趴。我也纳闷这时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吗？再仔细一看，坏了！好像是哭了，我赶紧大声说：“起来吧，不拍了，就到这吧。”工头马上上前扶起演员，他有点抽泣，在工头的搀扶下走出“护城河”，这时道具师赶紧迎上来：“走，我带你去洗澡。”
我和几位摄像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都站在原地，谁也没说话，大家直到目送他们几个走出影棚。“唉！我看是水给呛的，呛到鼻子里了，把眼泪给呛出来了。”大家小声议论着，其实我心里知道，本身是不想拍，可能是工头硬逼着他拍，心中委屈，再加上一呛水，委屈的心情再也绷不住了，再有他毕竟不是演员，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觉得当着这么多人，往水里趴，挺丢人的。
白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到吃晚饭前，演员们好像刚找到点感觉，而且也开始表现出表演的欲望，特别是杨克山先生从北影厂门口请来的几个有过拍摄经验的群众演员，好像觉得戏太少，或因为没有台词，憋得有些难受，已经拿着刀枪自己比划起来了。火候刚刚好。正好晚饭后全山石先生、杨松林先生开始拍，演员们有了白天的经验，晚上应该会更顺利。
全先生画的题材是表现“抗联”的，我向道具师借来红缨枪、羊皮袄等道具。他让演员们一字排开，来回调整位置寻找最佳的组合。全先生拍摄和作画一样认真严谨，光线的角度，人物的动态，包括身上的投影，他都一丝不苟处理的恰到好处。灯光仅用了侧面光，效果特别的好，人物的明暗交界线非常清晰，很有雕塑感，也非常入画。一切调整好后也就用了四五十分钟，全先生就完成了拍摄，不得不再一次佩服老先生们。相比较之下我白天的工作没有这么“利索”，而且光太平了，冷暖和黑白关系都不太清晰，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补拍了，只能依靠后期电脑修改，但是这给我后来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量。凡事都要积累经验呀！
杨老师的画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场面，需要的人物都是政府中的要员，所以我选来的演员不是很适合，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貌似中年人的朋友们就成了杨老师的挑选对象。我被选中出演一位银行家，同行的朋友中陈岩、刘建新，还有特意从青岛赶来的王学东教授都被赋予上了角色，有幸被定格在了画面上。杨老师自己出演孙中山，气质上真得很相似。
那天拍完之后，已经是九点多了，两位老先生虽然都是70岁的高龄了，但依然和我们一起宵夜聊天到深夜，那是一个愉快而又让人倍感珍惜的夜晚。
八一厂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
正稿创作
第三稿颜色太“漂亮”，战争气氛不够浓烈，有些像风景画。在冲洗照片时我用电脑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图片明度变暗，对比度加大，色调往红里加一加，才觉得效果满意。所以在正稿创作中我也要加入这些因素。
在准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后，2008年6月1日这一天，是我上正稿的第一天，《血战台儿庄》开始展现在这块高２．５米，长４米的画布上。
用木炭将画面中城墙和护城河的位置定好后，快速地用“橘红”加“土红”把天空和护城河的部分铺满，又用重些的冷色涂抹着城墙，退远一看，调子比第三稿对比大多了。第一次用刷子涂抹这么大的画面，感觉很过瘾，但又同时觉得比小画难控制得多。离近了画是一回事，退远了看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第一天，画前画后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终于将这块儿大布铺满，停下笔时才感到浑身酸痛，真有点体力活儿的意思。
第一遍颜色干了后，开始经营画中人物的位置，这时碰到了第一个难题——画中人物的透视。以前作画透视往往是靠感觉，但这次除了画面大、人物多，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是：画中人物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动作，有的站，有的躺，有的头朝前，有的头朝后，有的在城上，有的在护城河里，有的个子高，有的个子矮……这些大大增加了透视的难度，有时候决对的准确，但感觉上确是不舒服的。往往一个人物的大小要改动三次以上，资料中合适的人物比例到了布上以后感觉也会不同，还需要重新调整比例关系。这样画的进度一下子就慢了下来，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将画中主要人物的比例、位置确定下来，但是“男一号”的位置始终还是空着，因为前期资料地拍摄中始终没有拍好这个人物。离原定交稿日期（2009年5月）还有十个月，心中着急，因此把拍摄这个角色的计划先放下，开始了画中人物的着色。
先从画景中趴在地上的日军开始，认真地坐在画前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人物的颜色铺满，基本上满意后退远一看，却发现人物和画的色调完全融不到一块儿，这才上前几步认真的找出原因：在八一厂拍摄资料时因为有很多暖色的“补光”，再加上正面光源也是暖色，这样一来完全没有了冷暖的对比，而且以前从来没有画过逆光的画，所以在画的时候没有察觉到，可想而知结果就完全不对了。只是铺的还算满意，一下子还不舍得涂掉。于是便再铺第二个人的色调。因为有了画第一个人的经验，所以铺第二个人物时开始注意冷暖关系。刚开始画的时候脑子还算清楚，过一会儿画进去之后，又不知不觉得跟着“资料”的色调画了。这样，一连画了好几个人物都犯了一样的毛病，倒是和第一个人物很协调。这时想起高中美术老师曾对我说过的一席话：画画时，不要跟着“对象”走，要主观的去表现“对象”的色调。这简单的一句话，当时没有觉着有什么深奥，可过去了二十多年后，还是没有做到“不要跟着对象走”，不免心中有些惭愧。
就这样，一直被动着跟着资料走，直到把画中的人物都铺满了颜色，近看时每个人物都很好看，远看时却非常孤立，与环境缺少联系。这时真的后悔在八一厂拍资料时缺少经验，没有注意到灯光师用暖色做补光。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经验使然用了在拍影视作品时的补光规律，在现场看效果还好，没想到洗成照片后没有色彩的冷暖。而且到“布”上才发现，拍摄时用的服装还是太“新”，人、脸和手的化妆还是不够“脏”，就真的像是一群演员躺在画布上演出来的“血战台儿庄”。对于现实主义绘画，“资料”真的是太重要了。
画第二遍时，重点就放在了以上两个问题上。其一，在逆光下的色彩关系；其二，军装太新的问题。
晚上在家中看电视，妻子从餐厅面向我走来，后面正好是灯光，我赶紧让她停住，顾不上她一脸的疑惑，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逆光中暗部的色彩上：桔黄色的灯光把妻子从头到脚“勾”了一圈，大面积的暗部色彩非常灰，只能依稀辨认出肤色的固有色，而亮部的桔黄色却非常的“纯”。
为了方便回青岛补充材料，从八一厂拍完资料后特意又买回了两套军服，于是把它们摆在暖光下观察暗部的色彩。“台儿庄”时期国军军服是灰色的，加上年久褪色和战场的烟熏土染，更是接近地面的颜色，尤其是在逆光下，所以暗部色彩更是非常的“灰”，或是直接反映环境的色彩。
说来也巧，正是在这段日子，很多朋友纷纷打电话来告诉我最近上演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战争效果拍得不错，建议我看看或许会有所启发。当晚恰巧看到几个片花，觉得还不错，尤其是上面的服装比较接近真实战争的感觉，于是买来此片的光碟用电脑截下一部分图片，拿到画室和画面中的服装颜色一对比，确实感觉画面中的服装显得太“新”了。
随着不断的观察分析和收集相关资料，慢慢地对画中服装的色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已经想好如何画第二遍了。
记得在中央美院读书的时候上过张元老师的材料课，当时的一次作业就是先涂一个与所见色彩相反的底子，然后再用透明颜色一遍一遍反复罩染，最后所产生的色彩效果非常丰富，而且多层透明罩染之后，画面具有宝石般的光泽，按当时我们的比喻是像“琥珀”一般，主要是形容从底层中透出色彩的感觉。画室中正好有一管徐芒耀老师送给我的“媒介”剂，也是透明画法所用，那是我在拜访徐先生并询问画面技法时，他慷慨相赠并详细的对我讲了其使用方法，这是徐先生在法国学习期间经过筛选认为最好用的一种媒介剂，在国内从未见过，可想而知这小小的“锡管”对我来说是何等珍贵。
由于上述原因，我便开始拿画面第一遍色彩当“底子”，用徐芒耀先生所给的媒介剂和透明绘制法开始了第二遍的着色。
使用这种画法时，画笔接触到画布的感觉特别柔顺，上层颜色薄盖上去同时透出底层的颜色，色彩效果比较含蓄，不觉想起欧洲最早的油画家凡．爱克的调色盘上总有一个透明的球形膏状体，据资料描述很可能就是透明画法的媒介剂。
先拿画面前部的一个人物做试验，待画完后退远一看，效果非常好，正是我心中所想像的色彩效果。于是如法炮制，将所有的人物都画了一遍，现在画面中大部分军装的色彩都是保留的这一遍的效果。
但这种透明间接画法对我来说也存在问题：因为效果是一层层地描绘，所以制作感会较强，特别是表现战争题材那种酣畅淋漓的气势，有些还需要有直接画法的用笔。所以，到画第三遍人物时，人物和物体的亮部又用了直接画法的硬笔触和刮刀，这样在亮部的硬笔触和暗部透明画法的对比下，视觉效果更强烈，也更符合战争题材画面的气氛。
城墙上人物的表现和“第三稿”有较大的改动，经过观看许多电影资料，发现真实的战争场景中因为战火硝烟很多，远处会特别虚，经过层层烟雾的笼罩，远处人物呈淡淡的蓝灰色，所以将“城头”的一组人物处理得非常“灰”。“第三稿”中的人物还是固有色比较多，到处都太清晰，实际上战火中远处的人物都已是剪影的效果，甚至都很难辨认出军装的颜色。
老一辈的军旅画家在处理战争远景效果时很有经验。此时杨克山老师正在青岛创作《卢沟桥事变》，我去拜访过几次，认真看过他处理的中远景人物：人物朦胧在烟雾中，影影绰绰的与烟雾和环境的关系把握的特别好，而且大多数服装和枪炮是用刮刀来表现的，从气质上酣畅淋漓，非常符合战争题材的画面需要。杨克山先生在画面前给我讲过几次——“战争题材画面气氛非常重要”。随着此幅台儿庄作品的不断深入，我对这句话的体会也越深刻。
上海俞晓夫先生曾经跟我谈起“画画就是不停地调整画面的关系，等关系调整完了，画就画完了。”的确如此，在这次创作中使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画中的天空一开始是偏橘黄和土红的颜色，自己慢慢觉得不是太舒服，每天开车回家正好是傍晚六点左右，碰到晚霞就驻车观察。发现只是太阳附近的颜色是暖黄色的，越往四周越往蓝紫红里偏，一连观察多日都是如此，所以天空是在一边观察中一边改动，蓝紫灰的因素越来越多。可是每当天空的色彩一动，画前面的人物效果就会发生变化，就又要跟着调整前景，整个画面从调整天空开始，就一直处在整体调整的过程中。
这次《血战台儿庄》的创作对于我来讲有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第一次画战争题材独幅创作（以前创作的战争题材是有小稿对照的壁画）。
第一次画这么大的画。
第一次为作品调研、花大力气筹集资料。
第一次画烟、枪、炮、麻袋、城墙、爆炸、士兵……
总之，画面中所有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第一次画，这肯定增添了作画的难度，但同时也觉得很新鲜，所以在作画时既有挑战性，也充满了乐趣。
由于缺乏资料，画面上除了人物以外的前景部分一直空着画布。倒塌的墙和碎砖块儿在青岛这样一个海滨旅游城市来说是不容易找到的，直到有一天妻子从报纸上获悉青岛即墨有一家厂房失火，我想可能会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于是驱车一小时的路程找到了事发地点。刚刚烧完的厂房一片狼藉，有一半的墙面倒塌。被烟熏的砖块儿、烧焦的木头、变形的金属，还有黑灰般的地面，这些被烟火缭绕过的痕迹，成了画面前景地面部分的原始资料。
从电影中下载了大量的硝烟资料，可是因为各种原因用起来不是很顺手，所以一直想找个空地点几堆火，来观察拍摄。无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空地，也担心无故放火带来隐患。后来想到青岛的后海“小港”地区正在大面积拆迁，可能会是个不错的“放火”场地，于是又驱车前往。很幸运地是真的如我所想找到一大片空地，而且全是拆后的碎砖瓦，旁边是一座孤零零未拆的居民楼。那天的天气也很适合拍摄“烟火”的资料：太阳斜射，风也较大，与画中的情境相似。在附近的垃圾箱里找了些容易起黑烟的杂物点燃，火借着风势越烧越大，黑烟、青烟、白烟滚滚升空，中间又不断的往里加“柴”，一气呵成拍了一百多张照片。就在相机内存快满的时候，附近楼上传来质问声，这时才想起要是有人来干涉的话，我还真很难解释，于是匆匆按了几下快门，仔细灭火后赶紧离开了现场。
从2006年画第一张小稿到2009年月完成，历经三年的时间。这期间一直不停地在寻找各种资料，情续上也就一直沉浸于其中。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次的感动：被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被无数热血男儿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义举所感动……是这一次次的洗礼，让我在这三年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创作热情，并让这热情融入于画面。
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近代史中，不是一次又一次高唱凯歌的胜利，不仅仅是那嘹亮的军号高响，而更多的是“不屈不挠”，在以台儿庄战役为代表的抗日战争史中更是如此。在敌我军事装备和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在台儿庄城下彻底打碎了日本侵略者不可战胜的神话。
基于对历史的了解，我慢慢的将“胜利高昂”的明快色调，改成深沉混沌的色调，低暗的天空硝烟弥漫，衬托出前景中“不屈不挠”雕塑般的人物。
画面直到09年4、5月份才慢慢接近我内心的效果，好像越到后期越知道该怎么画了。这张作品使我收获很大，不仅得到了一些大场面人物组合绘画的经验，而且在这三年中，无数次的与先烈们在画布上对话，无数次的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9年6月，终于完成了耗时3年的作品。
作为创作者，在将她展现于世人面前，尤其是将会作为对祖国60年生日献礼的时刻，内心充满激动，也倍感忐忑。
希望我交上了一幅让观众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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