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华
清代乾嘉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盛，许多碑刻受到重视，一批书法家开始将学习对象转向碑拓，并逐步形成了晚清书法崇尚北碑的风气。言及北碑，则必称郑道昭，这位“北朝书圣”在山东留下的大量摩崖刻石，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蜚声海内外。
光州青州任职六年
郑道昭，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北魏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郑道昭所在的郑氏家族是北魏时期四大名门望族之一，尊崇儒学。郑道昭之父郑羲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
郑道昭少时入国子学，接受了严格的教育。他步入仕途之际，正值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期。尽管妹妹在冯太后的主持下被孝文帝纳为妃，可郑道昭从不依赖祖宗的庇荫和裙带关系混迹于官场，而是凭着自己的卓越能力和才华赢得了朝廷的赏识。孝文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积极推行改革，带领北魏走向了富强。他喜欢读书，笃好诗赋，爱惜人才，特别赏识郑道昭的文采，君臣二人经常饮酒赋诗。太和十九年(495年)，郑道昭随孝文帝南征，在悬瓠(今河南汝南)君臣联句作歌，传为佳话，这是郑道昭人生的高光时刻。然而好景不长，景明二年(501年)，郑道昭的从弟郑思和因为参与咸阳王元禧谋逆一案而伏诛。郑道昭受其连累，被免去了黄门侍郎一职，改任北海王元详的司徒咨议。
莱州云峰山郑文公碑亭。
不久，宣武帝上台，正始元年(504年)，郑道昭被任命为国子祭酒，这是一个掌管国家教育的官职。当时，北魏因为连年征战，“学宫凋落，四术寝废”，郑道昭三次给宣武帝上表，希望重视国子学，崇尚文治，重刊石经。但宣武帝一心崇佛，只忙着开凿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又在洛阳城内兴建豪华的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型寺院，别的事皆不上心。正始四年(507年)，尽管郑道昭得以升任秘书监，但始终难有建树，政治热情也逐渐变淡。
永平三年(510年)，郑道昭接替因“受纳之飨”被中尉王显举劾的光州刺史王琼，远离京城政治纷争，奔赴山东半岛出任光州刺史。光州治所在掖县，即今山东莱州。光州建于北魏，《太平寰宇记》记载“皇兴四年(470年)，分青州置光州”，其管辖区域大体包括胶莱河以东的地区，统领三郡、十四县。
光州之名取自境内的光水，清代修撰的《掖县志》称：“三里河，城南三里，即光水也，州以水名，出寒同山，后溪经仲家洼西北流入掖西河。”光州这个名称在历史上存在了一百多年，隋开皇五年(585年)改光州为莱州。光州的区划虽然取消，但名字在如今的莱州市仍有体现，比如市区有光州东街、光州西街，当地还出产一款光州啤酒。
延昌二年(513年)，光州任期届满，郑道昭又接替高肇之子高植，调任青州刺史。熙平元年(516年)，郑道昭在青州三年任满，回到京城再次出任秘书监，加平南将军。同年，卒于洛阳晖文里，享年六十二岁，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曰文恭。
郑道昭在山东任职六年，颇有政绩，史载“其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人所爱”。有趣的是，他的儿子郑述祖后来于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也出任了光州刺史。郑述祖自幼耳濡目染，为官正派，治下清明。据记载，有一个小偷入室盗布，小偷父亲知道后怒道：“何忍欺人君！”遂将儿子带到郑述祖面前自首，郑述祖原谅了这个小偷。自此以后，光州境内无盗贼，百姓称赞：“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尤尚同。”
云峰刻石让书家扬名
现代学者祝嘉把郑道昭称为“北方书圣”，将之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然而，在《魏书》《北史》等史籍中，丝毫找不到关于郑道昭擅长书法的记载。可以说，郑道昭的书法地位是由他留下的作品奠定的。
较早肯定郑道昭书法造诣的，是清代学者叶昌炽。他在《语石》一书中说：“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刳犀牛，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
郑道昭书法拓本。
郑道昭所处的南北朝，正是大变革时代。书法方面，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异，当时形成了“南帖北碑”的格局。北方书家长于碑榜志铭，风格庄重朴茂、豪迈浑穆，代表人物如魏之韦诞，周齐之际的赵文深等。南方书家长于书札函信，风格流畅婉丽，潇洒飘逸。书体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汉隶向楷书演变，魏碑体应运而生。
由于年代久远，保存到现在的魏碑寥寥无几，全国不到二百块，其中自成流派的只有十家。郑道昭的碑铭存世有四十余块，不论从数量还是艺术造诣来讲，都冠居群家之首。他的作品主要在山东境内，以云峰山数量为最，故而统称为“云峰刻石”，包括莱州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的天柱山，青州的玲珑山四山摩崖刻石。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柱山的《郑文公上碑》，云峰山的《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观海童诗》，玲珑山的《白驹谷题名》等。
云峰刻石与大同云冈石窟造像题记、邹城四山摩崖刻石并称“北魏书法艺术三大宝库”。云峰刻石的题刻时间虽只有六年，但数量较多，刻石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虽分布于四山，但各刻石相对组合存在，关系密切。郑道昭留下的题刻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有题名、游记、铭告、诗、铭、颂德碑等，既有四五字或十多字的简单题名，又有字逾千言的鸿篇巨制。从书法风格来看，用笔方圆兼备，集篆书、隶书、楷书笔法于一体，总结了篆隶以来，特别是北魏初期书体的创作经验，吸收了各方面的长处，摈弃了粗陋的野气，保留和净化了时代的艺术精华，可谓魏碑中的精品。
郑道昭留下云峰刻石并非偶然。光州地处渤海沿岸，自古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政治失意、心情低落的郑道昭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并由一腔抱负、匡正时弊的士大夫，转而成为公务闲暇之时寄情山林、谈经论道的雅士，从而有了吟诗作赋、刊刻石碑的兴致。
《郑文公碑》命运之变
《郑文公碑》是郑道昭的书法代表作，总共有上、下两碑，以下碑为佳，两者都是他为歌颂荥阳郑氏和纪念父亲郑羲所立。
郑道昭来光州安顿下来后，于第二年春天巡察诸郡县，来到平度天柱山上。天柱山属大泽山山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悬崖万仞、镇带莱城，风光绝佳。当年秦始皇、汉武帝东巡时，都曾来到这里。山阳半山腰中，孤耸着一块巨石，侧面呈“L”状。高4.77米、宽1.45米、厚0.72米，其中碑座高1.47米、宽1.45米。郑道昭见此石通体酷似碑形，便萌生了为父刊碑以作纪念的想法，于是《郑文公上碑》诞生了。
《郑文公上碑》竣工后，郑道昭对其效果并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一年夏天，公务之余，郑道昭游览了云峰山。云峰山又名文峰山，俗称“笔架山”，位于今莱州市南7.5公里处，海拔326米。登上云峰山，东望日出，南望群山，北望大海，云雾缭绕，群山耸立，俨然人间仙境。
郑道昭在山阴登山小路旁发现了一块耸立的巨石。巨石为不规则的三角状，高3.4米、宽4.65米、厚4.4米，朝东，石面约10平方米，极为平整光滑，郑道昭产生了重刻父碑的念头，于是便刊出了《郑文公下碑》。全碑文字刻工精巧、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在云峰刻石中最负盛名。虽经1500余年的风雨沧桑，至今完好无损，是中国书法宝库的珍品，碑文1236字，棱角分明、风骨犹存。
《郑文公碑》最早见录于赵明诚的《金石录》，但因当时帖学风行，并未引起反响。实际上，即便在郑道昭生活的北魏时代，彼时书风致力于追求“二王”新体的精巧妍美，郑道昭因篆隶余绪甚浓而不受重视。再加上当时魏碑千姿百态、各有千秋，连郑道昭和亲朋好友都没有把他的字当作一流书法，否则专为荥阳郑氏和郑羲歌功颂德的碑文当中就会留下“道昭工书”了。
莱州云峰山
《郑文公碑》之所以忽然受后人推崇，是因为碑学的兴起，让书法审美发生了变化，“尊碑、备魏、取隋、卑唐”成为新趋势，“沧海遗珠”般的云峰刻石自然格外被珍视。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评价《郑文公下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康有为赞其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并在其名著《广艺舟双辑》中评价该碑有十大美：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俊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当代书法家赵朴初写诗赞道：“方圆南北纷争议，独于此例无异词。掖县鼎鼎文物最，文峰山上道昭碑。”后世学习《郑文公碑》而著名的书法家，有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郑孝胥、李瑞清、沈尹默等。
得益于此碑，如今郑道昭在海外的名气确实可与王羲之媲美。1880年，《郑文公下碑》刻石拓本传入日本，对日本书道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被日本书家誉为“宇内正书之大观”。1984年以来，云峰刻石每年接待慕名而来的日本书法爱好者数百人次。
1988年，云峰山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经过中国书法家协会两次考察论证，云峰山被命名为继泰山之后的第二座中国书法名山，《郑文公碑》被命名为第一座中国书法名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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