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中国没有骑士精神？羡慕欧洲骑士的人，那是真不懂我们的文化

生活中，每当和人谈起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时，经常会听见“中国没有西方的骑士精神”一说，谈论者语气中，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不屑和厌烦，对西方所谓的骑士精神则充满了赞扬和羡慕。

对此，我不禁感慨，他们不仅对西方的骑士文化不了解，更可悲的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更是一无所知。

如果理清欧洲和中国的文化脉络，那就会发现，在中国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中，“骑士”这样的阶层与文化，我们又何曾没有过？

在西方的骑士文学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身披战甲、手持长剑、骑在战马上威风凛凛的骑士形象。他们往往是勇敢、忠诚的象征，而所谓的“骑士精神”则是每一位骑士的行事准则。

文学作品中的骑士，往往都是出于作者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真实历史中的骑士可是这样的吗？

关于欧洲骑士的起源，西方的学者有着不同考证。关于欧洲骑士最早的起源，最普遍的说法是公元8世纪的日耳曼骑兵，或者是欧洲北方蛮族首领的军事仆从，在查理曼大帝时期正式成为一套制度。

在冷兵器时代，身披坚强的盔甲，又拥有灵活快速机动性和强大冲击力的骑兵，是战场上最强大的军事单位。他们在战场上冲起来，简直就相当于今天的坦克军团。

图 | 圣殿骑士团

因此，建立一支自己的骑士卫队，对欧洲的各个大小领主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然而，组建骑兵团对于欧洲的领主来说，也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中世纪的欧洲可比不了现在，当时的欧洲是一穷二白，先别说昂贵的战马，就算给骑士打造一件锁子甲，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骑士，要从他小时候就开始训练，这又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

于是，骑士作为一种宝贵的战争资源，受领主们的雇佣来守护他们的土地，领主们也会分封土地给他们。后来，一些王公贵族也加入到了骑士的训练中（欧洲是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全部家产，其他的儿子们很多就加入了骑士的训练），久而久之，骑士成为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种特殊阶层。

骑士阶层，其实就是欧洲封建制的产物。而欧洲的封建制从公元7世纪正式确立，直到公元16世纪才开始瓦解，有些地区，如俄罗斯、奥地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封建制才正式结束。所以，欧洲的骑士阶层的文化和精神得以传承至今。

中国的历史中，有没有欧洲骑士那样的阶层呢？

欧洲的骑士阶层，其实就是欧洲领主们的附庸。这样的社会阶层，我们也有：那就是先秦时期的武士。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铁制农具的推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较之以往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生产力提高后，一大批人就可以从社会的劳动生产中解放出来，于是，就产生了一大批有闲的贵族阶层。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 《周礼·保氏》

按照周王官学的要求，贵族们自幼要接受贵族教育，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箭和驾驶马车是必修的科目。因为在战国以前，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上阵打仗。所以，贵族基本都尚武，几乎人人都是武士，很多贵族男子也都以当兵为职业。而那些失去土地或者战败的贵族，往往也都会投到诸侯、卿大夫们等大领主、大贵族的帐下当门客。

因此，中国先秦时期的贵族教育是文武兼修，门客们既是谋士、也是武士。就连我们的孔老夫子也是身佩宝剑去周游列国的。

你看，中国古代是有欧洲骑士这样的阶层的。至于西方所谓的“骑士精神”，我们也有。

欧洲的“骑士精神”，大体概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勇敢尚武、遵守信义、珍惜荣誉。

如果熟悉中国古代的历史，你会发现在这三个方面，相比于西方人，我们的古人做得一点儿都不逊色。

勇敢尚武自不必说了，这是对武士们的最基本要求。

关于遵守信义这一点，我们从宋襄公的身上能深刻的领会到：当年宋国和楚国的泓水之战，面对强大的楚军，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处于有利态势的宋襄公却坚守“不排成打仗的阵列不能开始战斗”的“信义”，执意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宋襄公因伤重而死。

我们后人经常拿宋襄公作为“迂腐”的反面教材，却不忘了考虑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他所坚守的准则，正是我们吹捧和宣扬的西方贵族的“骑士精神”。在遵守信义这一点上，宋襄公可谓是真正的“骑士”。

珍惜荣誉，孔子的弟子仲由（子路）就是一个代表。仲由是“君子死，冠不免”，他因在危急关头系帽缨而死。

所以你看，欧洲所谓的“骑士精神”，我们中国古代也有。

你或许会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从封建制转向中央大一统，武士阶层的生存土壤就没了，他们的精神不也就消失了吗？这么看，合着中国还是没有“骑士精神”的传承啊。

别急，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的武士阶层是消失了，但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精神——“任侠”。

何为任侠？

任侠是先秦武士转变而来的。战国以前，中国处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以“礼制”运转。一切的一切，都是以氏族的血缘为纽带，在这人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下，武士们依附于大贵族、领主，丝毫没有独立的个人的空间。

到战国时期后，诸侯们为了搞中央集权，纷纷的变法，建立官僚政治。于是，旧有的宗法制瓦解了。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大，这时候政府的”法治“管得再多，也总是有力不可及的地方，就出现了法治的真空。

社会一旦出现了法治的真空，就一定会有隐形的力量来填补进来。于是，和政府的法制并行的民间社会政治就出现了，它就是填补法治真空的隐形力量。如果政府的政治是高悬的庙堂，那民间的政治就是偏远的江湖。

在宗法制社会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脱离社会主流之外的群体——后来被称为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不从事农业生产，在社会上游荡的人。在游民中，有很多过去的武士。他们曾经栖身于旧贵族的关系网络，新制度建立后，他们由于没有被吸收进去，又不愿意就此沦为种地的农民，所以选择在社会中游荡。

游民们游离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法制真空中，为了建立一种新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就在民间社会构建出了一套新的人际关系规则，这就是所谓的任侠风气。任侠风气，就是任气节、行侠仗义。

任侠们在民间行武用剑，轻生死，重承诺。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

成语“千金一诺”就是出于季布的故事，“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说的就是百斤黄金，不如得季布的一个承诺。重承诺的季布，将自身的任侠之气体现的淋漓尽致。

任侠们秉承着“你敬我一尺，我报你一丈”，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原则相互往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重哥们儿义气。他们之间出于“知遇”而相互结交，所以常为知己者死。由任侠构建的民间的社会，我们常称之为”江湖“。

人在江湖中行走，讲究的是“义字当头，仁者无敌”。任侠者之间，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合则留，不合则去；也没有繁文缛节的约束，只凭借人与人之间的交情。他们构建起的一套民间社会文化，传承了数千年，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血液中。

所以你看，西方骑士阶层有“骑士精神”，我们也有“任侠文化”。而且，相比于西方的骑士精神，我们的任侠文化还要显得更具有“人性”。

西方的骑士与中国的任侠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就是他们行事时所遵循的那把“尺”——也就是所谓的行事准则。

最初，欧洲的骑士是由君主或者世俗贵族，这些权威所晋封的，骑士的行事准则都是这些权威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所制定的。因此，勇敢、忠诚，成为了衡量骑士的最重要标准。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的欧洲，最大的权威就是教会。所以，后来骑士又逐渐演化为教会的宗教骑士。

到了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皇帝都得要罗马教皇来主持加冕仪式，君权与神权被绑定在了一起。“为上帝而战”，忠于上帝，做“基督的战士”成为了骑士们行事的最高准则，其次，才是忠于国王和领主。

正如海涅所说的，“骑士的诞生，是基督教在转化蛮力过程中出现的最稀奇现象”，从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骑士得到了基督教的教化，行为上也变得彬彬有礼起来，后来就发展出了“骑士文化”，“骑士精神”。

对于一个中世纪的骑士们来说，宗教义务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的信仰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封建义务要排在宗教义务之后，他们的最高荣誉就是为了信仰而战。

所以，在伊斯兰教向欧洲扩张的中世纪，骑士们纷纷投入到了宗教战争。正如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的描述：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主人公罗兰在比利牛斯山脉关隘一战中以寡敌众，与异教徒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战死。

罗兰是查理曼大帝的侄子，也是一个贵族伯爵，一个圣骑士。长诗里并没有多少描写罗兰战场上厮杀的场景，而是集中笔墨描写了罗兰骑士对上帝是如何的虔诚。

在战场上，罗兰把垂死的战友带到主教面前，让主教为他赎罪。在罗兰战死前，他面朝着异教徒的大军，表示要收回被对方占领的西班牙。他枕着圣器号角和查理曼赐他的杜兰德尔圣剑，再次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原谅他的罪过。

这样的描写我们今天读起来会觉得很夸张，但是，诗歌里所描述的精神状态，在欧洲的中世纪是有现实基础的。那时候的欧洲，可以说完全被天主教教会所支配。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几乎全部处于宗教迷狂状态。那时候，对人来说，最可怕的惩罚不是绞刑或砍头，而是教会宣布他的灵魂永世不能进天堂。

所以，圣骑士罗兰的形象成为了中世纪骑士们的楷模。骑士们并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相信为了捍卫上帝，即使在宗教战争中阵亡也可以凭着自己忠诚和荣誉升入天国。正如《罗兰之歌》描述的那样：当黑暗降临在罗兰的眼帘时，上帝立刻派来了天使和圣徒接引他的灵魂升到了辉煌的天国。

相比于忠于外部权威的骑士，任侠们则更忠于自己内心的“道”，他们可能与权威有所瓜葛，但在精神上并不属于任何权威。因为他们只是一些意志坚强、恪守信义、愿为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出生入死的人。因此，任侠们的行为所秉承的规范并不是权威所划定好的准则，而是一种“无形之有”，是来自于他们每个人的“道心自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侠义精神”。

所以，相比于“以神为本”的西方“骑士精神”，任侠“以人为本”的“侠义精神”要更具有人性。

与西方的骑士相比，侠的名号并不是什么教会、君主、领主能赐予的，侠客的作为也并非都能体现“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代表的不仅是个人修养与境界的象征，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对任侠们独立人格的认同。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任何行侠仗义的志士仁人都可以弘扬“侠义精神”，而这样的人未必是尚武之人，他可以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文弱书生谭嗣同，也可以是冒着生命危险将蔡锷送出京城的青楼女子小凤仙。

“天道远，人道迩”，“侠义精神”不是上帝、权威所制定的天道，而是人对道的感悟和自觉，也是几千年来真正“中国精神”的完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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