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人生的太阳已压西山。但我并未太在意它，因为日出日落谁也管不了。管不了的事干脆就不要去离它，还是将注意力放在能干又愿意干的事情上，这事情便是画画。
应该说在保证有饭吃的前提下，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画画，一旦有与它相抵触的东西，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将其放弃，乃至是升官发财的机会。
但若问我为什么要画画，不知道。20年前我未想过要当画家，要出名，就是立志一辈子要画画的这一想法也不存在。只是老想着画画。党需要我去挖河、去带知青、去学马列主义，但抽空还要勾几笔，为什么？不为什么！勾几笔就舒畅，就有意思，比下棋，比跳舞，比写汇报更有趣。
我的生活别人看了会觉得简单乏味，我自己却觉得已够享用了。屋子里留有大面积白墙，比堆满古董家具更使人舒心（很可能因为我没有古董家具的原因）。自行车只要轱辘转就行。胃口一直不错，什么都能吃，但胃的承受能力不济，只好以粥饭当家。卡拉ok厅简直不敢进，那喇叭震得你心率过速。钓鱼没兴趣，保龄球总觉得不应要那么多钱。我的消费其实很大，一是买宣纸，二是盖房子，买纸当然是为了画画，盖房子是为了画画，也是为了看画，所以搞了一个“老甲艺术馆”。拔草、种树、栽花，已够我锻炼的了。
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混进了北京，上了大学，又混进了专业美术队伍，生活已经小康，画也有几家收藏，地球的东西南北也转了几个地方。这些说来之不易也可，说来得容易也可，我并未刻意追求，只是因画画的一种机遇，或说一种想画画的欲望所驱使，而走上这条路。
这也许要感谢母亲的遗传因素。母亲平时对任何文艺的东西都感兴趣，那时村里演皮影戏她每场不落，后来的收音机成了他的伙伴，出嫁后几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给太太读演义之类的书，当然要说正经的爱好还是画画，家里影壁上的《樵夫砍柴图》就是她从《芥子园》临摹的。她的那几套画谱便是我经常折腾的东西，有印象的是《芥子园》和《醉墨轩》，母亲有时还要讲解一番。
从小喜欢瞎划拉，在书上、墙上、石头上、本子上。小学六年级时画了一幅抗美援朝漫画，得了“甲上”，非常高兴。初中时虽是美术课代表，但当时并没下过什么功夫，那时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指导思想。不过还是曾冒出来想考美术学院的念头，由于听说要学八年，吓了回去，不再去想。
初中毕业统考未被录取，倒考上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办的一所中专，混进了北京。北京是艺术的温床。不知什么时候我又划拉了起来，逛书店，搞临摹，画速写，课余时间全部干这些事。对专业尤其对长时间呆在同一个大房子中工作感到非常可怕，不如一个农民在山坡上干活更风光，毅然决定回家，准备考美院，考不上就当农民。这一决定老师、同学都很不理解，父母见到我卷着铺盖回家还以为我犯了错误。
1958年我考上了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虽然当时“大跃进”、“三面红旗”、“政治挂帅”，我却只知道学习、画画。刘亚兰老师曾说“听不到贾浩义说一句话”。到底说没说我也不清楚，只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每日都处在学习的兴奋状态中，每日都觉得自己有所收获、有所进步，一切困难（三年自然灾害）对我都无所谓，别人浮肿，要休息。要睡午觉，我不睡，学俄语。没有课间十分钟，每分每秒都不愿放过。为什么？不知道。要当大画家？没想过。只有画画最高兴，最舒服，每天都有新鲜的东西飞向我，怎能不高兴？开始我的基础并不好，没上过高中补习班之类，很多同学速描画的都很结实，没办法，自己只有加油学习才行。后来班上让我介绍学习经验，我想了想无经验可谈，只是“画”而已。
不知不觉毕业了，我还没从学习中清醒过来，毕业后可能到哪去，一点都没想。当学校宣布留校，并说留校也不要骄傲之类的话，我并无什么感觉，回忆起来，当时还在做学习梦，还在想着怎样画画，并未意识到要到社会上去工作了，是有些可笑。1962年反右倾搞精简，把我们几个年轻助教给精简下来，告诉我已被调到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我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抱着一被、一褥、一卷画坐在上面开始了我17年的基层文化馆工作生涯。
文化馆很适合我——去了不久我就感觉到。
“文化馆是良心工作。”当时馆长对我说。
“学院说你是白专，我们要的就是这种人。”馆长后来说。
画画、辅导、办班、扫地、打水、生炉子、发通知……下厂、下乡、吃派饭，抢“三夏”……
“文化馆需要万金油式的干部。”馆长经常说。
1963年到京郊金盏公社配合“四清”试点搞了一套“金盏”村史。由于政治需要，画的又比较真实，在中国美术馆观摩后引起北京市美术界的主意，当时的报纸、出版社及美术界的领导都曾到文化馆“视察”、“访问”，出了个小小风头。
1970年接受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六集连环画《艳阳天》的任务，是工农兵三结合，断断续续五年，画了五本，出了四集，浩然被批告一段落。
这段时间有几家专业单位约我“加盟”，其中北京画院曾于1974年调我，由于文化馆不放，自己也不主动，未成。我留恋文化馆紧张、灵活、宽松的天地。这里可以躲开纠葛和摩擦，可以独往独来，只要不怕流汗就行。这10余年做了很多工作，画了很多画，颇受到上级的重视与嘉奖。
但后来才觉察到，这十几年艺术神经麻痹了，艺术感觉丢掉了剩下的就是大批平庸、粗糙、应付任务、简单化、通俗化、公式化的绘画作品，可喜的是若与卷进政治漩涡中的诸君相比，我这十余年笔一直未停，小进步还是有的，这点可能还要归功于我不想往上“爬”的“优点”。
70年代后艺术的神经开始复苏，“宗教”的迷雾开始消散，不能再傻画了。
开始回头梳理、审视自己。重新学习认识传统，寻找美的规律，弥补传统理论及笔墨功夫的无知和欠缺。这只是一个醒悟，做到是长期的事。在此同时开始试验自己的想法，用大写意花鸟的技法画人物。于是搞了一段没骨人物。由于画人物障碍太多，又以画马为探索对象，将笔、墨、形融合于一笔之中，画了一大堆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时期的探索只是兴之所至，并无目的与计划，想来两下就来两下，真正踏实搞探索是到画院以后。
1978年可以说由于不满于文化馆的状态，决然要离开它。崔子范先生慨允接纳进了画院，开始了另一番生活。这是我已40岁。当时北京是美术界领导赵枫川说：“到画院去吧，十年后可能画出来。”也巧，1988年我在中国美术馆首次搞了个人展览，风格基本被社会所认可。
到画院后，虽然前前后后有很多波折，对我的探索有很多说法。正常的探索就意味着冒险，就意味着不完美；旁观者的挑剔很可能正是自己作品的另一面，不但不应反感，倒是需要冷静地分析。面对这些反应，若一概排斥或一概接受肯定要失败。1982年展出的《血迹》是一幅失败的作品。突出的缺点是散、乱、变化过多而无整体。它改变了我的思维，开始进行大胆的简化与概括，这是一段较长时间的造型与笔墨的革命。
删繁就简是中国画的根本精神，或说是写意画的本质。是弱形而强神，神以笔出。造型与变形，运笔都借鉴了书法，同时在观念上不排斥西方现代的有益成果。仍以画马为切入点。
第一步，简化结构——通常大写意的处理。
第二步，解构——以草书的规律寻找结构间衔接与运动的规律，马腿脱离马身变成点线的独立体，只以笔画的气相连接，开始较生硬，后来达到自然自如，气脉通畅。
马鬃马尾脱离躯干，增加了画面变化。由马推向了牛，到人。人头脱离脖子而单独存在了，以至出了不少笑话，一报纸刊登我的一幅画，印出来后竟将脖子上的一点切掉，变成无头人骑在马上飞跑。
第三步，反复推敲，反复锤炼，达到画面新的均衡与完整。
一种形式的形成与完善要千百遍的“重复”，没有“重复”就没有深入与提高，这重复是新的探索与寻找的过程，谁忽视它都要吃亏。
至现在为止，我的艺术生涯大致分以下几个阶段：
1961年以前为学习阶段，业余学习时我很喜欢油画，这是青年人的规律。学校分科后，专攻国画。
1961年——1971年，政治第一，忽视艺术的时期，“党需要什么画什么”。
1971年——1981年，回归和探索。重新对传统进行学习、研究，开始没骨画的探索。
1981年——1988年，由繁到简，由弱到强的蜕变可称之为以墨为主的黑色时期。以《巴特尔》一画的出现为起点，画了一批奠定我目前绘画风格的作品，如《沉重的脚步》、《人之初》、《铁流》、《雄聚草原》等作品。1988年10月4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被画界所肯定。
1988年——1998年，色彩时期。
黑色画久了，搞点色彩，如吃肉吃多了，再吃点青菜一样简单。不过绘画可不像吃东西那样容易换样，每一样式都是汗水所积成。1989年在外地画画，那里堆了一大堆废颜料，浪费多可惜，不妨利用一下，大胆的泼洒，第一幅虽然不成体统，但在这幅画上看到了一点点曙光。第二幅竟感觉不错，这是八尺画《快乐的草原》，从中感到了色彩的可为，虽然这幅画用的是复色。此时“国贸”要挂一幅大画，约我画，于是改为单色为之，结果专家和群众都认为挺好，这就是在“国贸”中国大饭店挂了七八年的《草原八月》。很多国内、国际友人是从这幅画上认识我的。
后来以红、蓝、黑、为主色绘制了大批作品，都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在此同时仍然继续着单一墨色的探索。从1994年开始制作山水画，1997年老甲艺术馆开幕同时集中展出了我的“浑然天地系列”山水画。这批山水画一改原来的毛笔与简约，采用了板刷及满构图。画家朋友认为还是可取。
一个艺术家走什么路，取决于他的出身、经历及学养。
我的人生经历虽波澜起伏，几次险触暗礁，但都化险为夷，朋友讲我有点傻运气。
母亲生我时，姐姐才一岁多，母亲为了我，将姐姐送给了别人，使我小时候出奇的胖，后来鬼子进村、国内战争、打土豪分田地，七八岁时我成为小乞丐，沿街乞讨，从小就尝到了人世百味。后来经历四清、“文化大革命”，能有今天我想要归于我的“胸无大志”、“不求闻达”，最根本一句话，缺少“野心”。一般地说，没有野心的人，人们不注意他，不忌恨他，虽然老说些实话，但对任何人都构不成威胁，这种人除搞点专业外，政治上成不了什么——他身边是一片和平的绿地，正好作画，有本事画得好些，本事小画得差些，只此而已！
匆匆已届花甲，别无他想，少生病，多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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