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向东走”还是“向西走”

　　以往我们了解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及其思想，或通过观看作品体悟，或由第三方的美术评论家来“引导”,亦或是记者采访的形式。而“对话•对画”不但是一种特别的方式——交流在艺术家之间展开；同时也是一种更生动鲜活的状态，艺术家在彼此的交谈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对画”是宽泛的概念，所指的是视觉艺术范畴里的所有艺术表达形式，因此可以“对话”的领域涉及广泛，有共鸣也有争鸣。简而言之，这个栏目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交流和阐述思想的平台。

　　本期参与对话的艺术家是国画家赵贵德、贾浩义和雕塑家景育民。这三位艺术家在生活地域、艺术经历上都不相同，但对于许多的艺术思考都有方向一致的理解和认同。他们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和令人敬佩的文化责任感，尽管他们不是同一艺术领域内的艺术家，但都对中国民族文化复兴和崛起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都在以实际的行动尽自己有限的力量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前进。当今世界，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博弈正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巩固十分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实现文化自觉，才有希望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这次对话，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理解这几位艺术家的作品，体会他们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执著的文化理想。

　　贾浩义：贵德，我们关于艺术问题的谈话有很多次了，每次我都很有感觉，希望你给我写一篇文章，把你想说的都写进去。你对于我的绘画作品的剖析很到位，通过你的眼睛，我能够换个角度审视我自己的艺术，这一点非常重要。咱们两个人在艺术气质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呈现出来的作品又是完全不同的，咱们都画马，但又都不是在单纯地画马，这次你先谈谈对于自己的绘画是怎么思考的。

　　赵贵德：老甲（贾浩义的笔名），分析你的艺术思想其实也是在梳理我自己的思路，把你的思想搞清楚了我自己的路也就清楚了（相视而笑）。我不希望在人们视觉信息里，从我作品看到第一眼的形象就是马，我也不愿意离开“马”这个载体，失去了我想要从作品的意象中能够诞生的精神。中国画是一个做学问的画种，是一个繁衍哲学道理的画种，又是一个有无限自由空间的画种，如果真是这样，我衍生出的“画马非画马”的道理也就顺理成章了。“画马非画马”是我画马20多年后的思想变迁，也是我画马进程中不断追问的自我挑战。但是我目前依然处于艺术的冶炼阶段，就是将现有的“铁锭”提纯，最终成为剔除杂质的“钢坯”。

　　景育民：贵德老师，我觉得您现在的状态很好，看过你的作品之后，感受到您的作品很有活力，也很有特点，能看到一个画家独特的东西，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从中能解读出您的精神状态，生命历程，文化态度，爱憎，还有您的血性。我发现在我的作品当中很多思考方式跟您很像，我也是内心充满了艺术情怀的那种人。我在您的画里读到了“改变”，读到了“创新”。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创作中的“思变性”的问题。若干年以前，我们在谈到创作的问题时，可能大家都比较注意在功力上的探索和研究，包括技法等等。这些年理论上的研究跟上来了，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绘画和理论同时进行。比如，我的作品做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理论来诠释作品中的当代性、作品的学术价值或是作品的个性思考。这样做，从好的意义上讲是使作品注入了艺术观念，或者说有一种文化意义，让大家能够跟着这样的路线解读。但是往往真理做过头就是谬误。我想应该强调“思变”的严肃性、科学性、合理性。不然就会是思想上的不严谨和学术上的虚伪和狡猾，因为对于自己作品的解读方式就是一种人品的折射，人生态度也在这里体现出来。应该围绕着作品思考，不要在作品以外做“手脚”，做“设计”，做“心计”。不遵循严肃性，道德和操守就会混乱。

　　赵贵德：你谈的这个观点我特别赞成，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工夫应该下到哪里？前一段时间我和陈传席谈了一次，他鼓励我说：这个时代你应该成为大艺术家。其实每个艺术家都应该向着这个目标追求，不然就会脱离时代的要求。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自我，大家必然有社会属性，只是你和社会怎么去关联的问题。问题就出在价值观上，价值观混乱了，价值判断就必然混乱！

　　贾浩义：是啊，如果糊里糊涂搞艺术，到最后可能与艺术沾上点边，也可能根本沾不上边。思考问题不能够太随便，否则就不会很深入。但是我想“思考”总是比“不思考”要好。说中国艺术应该怎么发展，我想最根本的首先是在社会开放这个大前提下，不用害怕中国找不到自己的艺术。中国人很聪明，会有代表中国艺术本质的作品出来。因为我们的画家甚至比一个小国家的国人还要多，哪能不出几个天才，但是不能顺其自然地等，也不能盲目地自我吹嘘，或是说“现代无大师”，这都没任何意义；现在是不是大师，历史自有定论。我们所需要的，是负有责任的脚踏实地的努力。

　　赵贵德：老甲，你是一个思考问题的人，通过思考，你的文化感觉必然出来。我在想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出现一个老贾？为什么他又是很独特的。我想你画画不仅仅是在画画，而是在寄托灵魂。你之所以不停地在追寻，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叩问心灵之门。你没在找别的，而是在找自己。你就以这些画作为引魂的旌幡，不是要引领别人，而是实实在在引领着自己。我想我们不管研究哪一个画家都应该是这样一个思路，看看这个画家深层次的追求是什么？研究应该是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

　　贾浩义：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秦汉还是唐宋，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审美主流，我们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有一些人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太好了，不用再创新了，抓住一点儿用就很好了。哈哈，多么可笑啊！他们没有搞明白应该抓住的是什么！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美术界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总体上片面地把中国文人画那套东西变成品评的标准，其实这不利于中国画的发展。大气、雄强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它应该是推进历史的信号。文艺作品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不是写几条标语就能解决，它是利用文艺作品本身的感召力，把作品高大、向上、强有力的精神状态调动起来，冲击人们的灵魂。当下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但在绘画方面，还没有明显的强调学术性倾向。我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思考，传统的中国画固然好，但常常被人们用一些“小桥流水”式的那种小趣味来主导中国画的延续与发展，其实艺术的发展规律并不应该如此。 

　　赵贵德：我曾经向一些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艺术上你想给老祖宗帮忙，其实根本不需要帮忙！古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就，你妄想还想再添加一点什么，但根本添不进去。只能偷一点来用，还不是自己的东西。所谓的“新文人画”我就非常反感，现在还谈什么“文人”啊？真正的文人是远去的那个时代的东西。那是一种文人情结、文人情怀。硬是营造那样的气氛是撑不住的。现在不是那样的环境，加一个“新”字解决不了问题。所谓的“新”是什么？这个“新”能够代表什么？代表发展呢？还是代表变化呢？这些问题都没有人说清楚。

　　贾浩义：贵德，你的画我能读懂，你新出的“大红袍”画册（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我也仔细看了，绘画和艺术感悟上我们有许多共鸣，但是我想，也许会有许多人读不懂你的画！你曾经跟我说，现在你需要按程序做好多方面的准备：第一，画马的文化符号需进一步体系化，经典化，既不能完全像马，又不能完全不是马，应是人理想中的神灵；第二，马是你追求意象形象的个体单位，每一匹马只是一个分子，分子与分子的变异组合才能有多姿多彩的意象呈现；第三，意象形象是你作品中的文化建设，需要靠修养，靠学问，靠各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拓宽和加深。我估计还会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随时可能出现，这些只能在思考中实验，在实验中思考，一步一步地迈向目标。

　　赵贵德：画马的思想历程，也是我的作品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这里边有苦恼有兴奋。只有不断地追求，才会给艺术家带来精神享受。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喜欢寻找道理的画家，因为我深知只有找到一个新道理才可能有创新的机会。可想而知，在我前边，在我周围有那么多的画家都完成了各自道理的创造，我自己再去找一个与前人不同、与周围人不同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既要能说服自己，还要能说服别人，所造成的难度怎能让你不苦恼。特别是当你寻找到了你所要的道理之后你自己又很难完成，这时会更加苦恼。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专攻画马，当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另辟蹊径。”后来我把这个概念转换成自己的一句话：“跳出前人，分开左右。”并用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在我前边的人都是一座座高峰，徐悲鸿画的马已达到了艺术经典的高度，基本上让后人已感到无路可走，跟着徐悲鸿走，肯定就没有自己；离开徐悲鸿，又不知道路在哪里？我花了20多年时间不停地在寻找自己的路，也一直处在徘徊苦恼的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了“书法构成，书意表现”这个法宝。我自认为，这是我“跳出前人，分开左右”的思想，终于从一个文化点上打开一扇门。从画马转向画中国文化是个大道理，“书法构成，书意表现”，不只是语言、形式的概念，它也是中国画的文化元素新拓展的再认识、再挖掘、再发展。“书法构成，书意表现”的艺术思想使我画的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形象、独特的风格、鲜明的品位。当美术评论界评论我画的马与历史上韩的马不同，与李公麟的马有别，同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的马迥异时，这时才让我有了一点自信和兴奋。

　　景育民：贵德老师在对于您的作品的理解上，我认为有80％是准确的。虽然我做雕塑，您画国画，但是由艺术产生的那些人生经验和心理回应从作品中是能够清楚体会的。它一定是能表达我们内心世界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美的向往。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方式抒发了一种畅想、一种感动或是一种宣言。这是我和您相同的地方。您的画有血性在里面，有性格，还有艺术家的气节，这是传统文人保留下来的一种精神精髓。过去，我们很多的艺术家包括诗人，纵情于山水之间，对于世俗社会怀有一种抵触态度、一种反叛心理。甚至看破红尘，穿越岁月世俗的缠绕，希望追求精神上的崇高。实际上这些人保有了中国文人的气节，我觉得您的作品当中有这样的情怀。

　　赵贵德：我认为一个画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做到极致，这样别人在看的时候也许才能够领会到百分之七八十，如果自己没做到位，那是绝对不会有人超越这个程度来理解你的。文化含量和深度是要够的，也许当下没有人看到你的价值，但是也许一段时间过后就会显现出来，100年或是200年都可以。我们都是艺术工作者，身处在一个世界上的大国里，我们就应该有文化上的大思考。我现在思考的就是大国文化形象问题。当代艺术家有责任承担起大国文化形象中的“大”字，也必须在“大”字上把文章做好。这个时代是壮气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时代。生存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艺术家的首要任务是在民族骨气上增加“钙质”。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大乎宇宙，正是这种哲学思想的熔炼，才使我们从古至今的各种艺术作品都充满着博大的文化精神内涵。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问天、问地、问自己，是“以天人合一”生发出来的融通宇宙的气韵之道。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霍去病石刻，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等等，都是用这种中国文化大精神创造的东方艺术经典。我国古代的青铜、彩陶、汉画像砖，使我们感觉到荡气回肠的灵性撞击，它们以中国文化的生命和形象，诉说着一个5000年文明大国壮丽多姿的文化大世界。这是祖先给我们最宝贵的底气，这底气传到今天应该更强更壮。

　　贾浩义：曾经也有人说我的画不好理解，能看到的就是“形式”，我说：里边有东西你看不到吗？我也要狂妄一次，我也吹一次牛，你50年以后再来看！哈哈哈！我的绘画创作是一种“式”，一种“力”。式是形式，是现代审美式；力是力气，有气就有力，没力就没气，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将这两者充分结合起来，以表现出雄放的艺术风格。当然，力怎样表现，不应简单化。有些人的作品看起来气势很大，也有力，其实是一种简单描摹和堆砌，并不是一种精神状态下的真实表达。当代审美意识常常要求表现时代需求，传统中也有些表现“力”与“势”的作品，但与我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创作出一种新的样式的力的生命，这是衡量一个艺术家的胸怀。你是否有这样的气质与胸怀，在作品中的体现是直接的、明显的。

　　赵贵德：整个20世纪和中国文化产生联系的事件有那么几个，他们的发生必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画的发展。比如说辛亥革命，还有五四运动，后来就是新中国的建立。这时候提出了一个说法叫“新中国画”，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这个时期要求艺术创作和新中国的建立的整体气息要关联起来。当然，不仅是艺术，还有经济、生活都要有新中国的气息。

　　贾浩义：是啊，那时我们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啊！

　　赵贵德：改革开放之后，艺术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自由了，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混乱了，什么都出现了，这就需要筛选。从这里，我们辨别和辨认哪些是相对准确的，哪些是合乎我们时代发展脉络的。

　　现在出现两极现象：“向西边走”和“向东边走”。这就让我们想到了20世纪初的那一批画家，他们是十分可贵的，对民族和国家充满了自信心。许多去了国外的画家都回来了，徐悲鸿就是代表；现在回来的人就少多了，都以拿到绿卡为荣。以前画家出国就是为了回来，了解之后回来解决问题，徐悲鸿回来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画的发展问题，不管他的观点对不对，但是目标是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的民族自尊心减少了，文化自信减少了，好像不像西方那样做就落后了。

　　贾浩义：有批人的心态也有代表性，一是要出名，二是要抓钱，三是要占据一定的位置，想借助一些外部的因素把自己抬起来。

　　赵贵德：西方在文化上有一个整套的战略，与政治和经济相比较而言，文化植入产生的影响更加有效。为什么更有效呢？因为它会变成一种自觉，所谓的文化后殖民特点就是让被殖民者自觉自愿。被殖民者既舒服又十分得意，这是个心理状态。一个民族没有自尊了还能干什么？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尊了也就彻底死亡了，“根本”的缺失是最可怕的。我感觉一些人生活上也“胡来”，艺术上也“胡来”，总的来说就是乌七八糟，对于自己没有任何约束，责任和道德全都没有。

　　贾浩义：你说的这些人都存在侥幸心理，不知道哪条道可以升官发财，挨个撞一撞，说不定能够撞上，这是西方愿意利用的人。我想西方应该是有战略的，另外他们很自大，就是认为他们自己是最好的，全世界人的欣赏习惯都应该跟着他们走。我们自己也不好，是个外国专家的讲座就搞得很热闹，本国的却有些逊色。刚才你提到文化自信，他们是绝对的自信，所以要把你统一到他的审美范畴里面，这里还不包括故意的文化侵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我想这是很厉害的，他们财大气粗，可以操作事情，很多我们本土的画家就是被操作出来的，无形之中就成了他的兵。也许这里不含有政治的因素，就是审美意识的问题，但是就有人盲目依从，因为金钱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向他们靠拢。还有就是西方一直以来很有优越感，比如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张画，总是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其实能有什么特别东西啊？绘画到这个份儿上，它就已经不是作品了，它已经是神话了。当然，高级的艺术作品不管是属于谁的都应该崇敬，但对于它的态度在性质上不能变。

　　在中国，自己的艺术品还没能营造出这样的效果，有时效果还营造得不对，不该崇拜的倍儿崇拜，该崇拜的却根本看不懂。八大山人的画那么好，没有多少人能欣赏，这样的情况有些令人担心。

　　景育民：谈到文化发展，肯定要谈到中国百年历史。20世纪初，少量的有志青年到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包括艺术，当时那叫“西学东渐”，给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注入了一种清新的空气。但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国家处于沦亡状态，文化没有力量，很苍白。后来新中国建立了，我们的艺术完全拷贝苏联的模式。再后来经历了“85思潮”，它的意义在于利用外来的文化力量加上我们民主意识的复苏，催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这样做有积极意义，但也出现了盲目崇尚西方的偏差。最近这几年，西方经济出现危机，中国的经济大国位置被凸显出来。经济的发展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很多中国艺术家被世界认可，他们找到一种西方的表达方式，但有着中国元素，他们的成功样式，给了很多人启示。去年建国6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题目叫《迎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曙光》，里面也谈到了文化复兴的问题，看来这是主流文化的共识。当今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全球化，我们的本土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升，这时候应该呼唤艺术家正视中西方文化差异，学习和审视问题都应进入一个新时期。其实中国艺术家看的外国的东西很多，原来我们不是倾向这边就是那边，而太多地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地位。现在不同了，由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力提升了，文化地位也提升了，我们的话有人听了，没必要再“克隆”西方的东西，要知道我们在文化上是有优势的。

　　艺术也要讲时代性，我们现在做的具象雕塑肯定不是50年前的那种具象雕塑。以前的具象雕塑可能更注重形式和现实主义，现在则更多的是注入某种观念、某种文化意义、某种深层的思考、某种材料和表现力的探讨，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

　　赵贵德：老甲，我认为你做到了把中国画的文化力量全部集中在墨上。我想中国画的文化元素就是墨文化，现在习惯把笔和墨分开不是十分准确，笔也是墨的一部分。甚至说在你的画里，色也是墨。这些元素都是用来表现文化力量的。

　　贾浩义：是的，我的画使用墨来表达思想和表现力量。与山水画的力量表现不同，黄宾虹、李可染都是用积墨来体现力量，而我是在笔的运动中用墨来体现生命力。所以我要求自己“墨”要够，否则画没气也没劲。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在文化馆的时候就开始想，我到底应该画什么？应该怎么画？那时候大家都是学黄胄、学叶浅予，我也跟着什么都学，什么都画。但是我就是感觉这些都不是我要画的。八大山人我也临摹了，过后还是认为不能画这种画。我想我的画要更奔放一点，更随意一点，更有劲儿一点。当时我认为传统的中国画在力度表达上和我想的不一样。当时我对马就有兴趣，画了几张参加了北京市美展。我要追求的就是解放，和古人拉开距离。对于传统的笔墨，我要研究它，但并不迷信。研究它为什么这么画，好在什么地方，在我的创作中怎样进行取舍。我认为笔墨是前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历史的经验，我们应当继承它，倘若一味地依照传统画下去，对我们的发展无益可言。我曾去过长江三峡三次，看了山峰，也仔细观察了水边的石壁。可以运用传统的技法来表现它，但是我总感觉不是心中要的那种感觉。我心中需要的不是这种规范式的表现，而是将自然演绎成一种艺术精神符号，从而抒发自己的情怀，于是就充分发挥自己的想法，大胆创造。在我的作品中大都是块面，然而不是一块一块拼接、重叠，而是用很大的毛笔，通过传统书写的方式，表现一种气势与力度，达到浑厚华滋的笔墨效果。这里有传统的因素，但完全是属于自我笔墨经验的一种方式。

　　赵贵德：十一届美展上，景育民的雕塑作品《东归》我仔细看了很久，我的感觉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字—“气”。这个字包容了许许多多的文化内涵，它是中国文化之本。这个字我从很多作品里是看不到的，这就说明很多人没有从这个方面来思考问题。刚才你谈到了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我想到了这个时代，没有创新就没有价值，以前的人做得再好都已经过去了。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城市雕塑成果展。国家走过60年了，以前的那些城市雕塑都在沿袭着西方雕塑的概念，今天我们的城市雕塑应该思考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应当找到中国雕塑新的文化推进点。

　　景育民：中国城市雕塑伴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参与进了人民的生活当中，他不仅是城市的重要文化节点，还体现了这个时期的主流文化价值，也体现着当时的政治主张。如果回溯60年，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回到当时的环境中做价值评判。这是比较客观的态度。原来可以把城市雕塑看作是一个权力的艺术，是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与权力机制形成的某种博弈。在公众、艺术家与权力机构三者间的关系中，艺术家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可以说中国公共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吹响了集结号，但实际上在这1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除了经济上的问题之外，还有艺术的本体规律与我们的思维惯性以及机制之间的矛盾，甚至有时候涉及到法制问题。这种错位的状态还没有理顺。然而，我们国家近几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建设必然要拉动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也必须要注入经济建设，这时就急需全社会对于公共艺术理念、公共艺术的基本概念以及公共艺术的价值和发展方向的关注。城市雕塑是公共艺术，它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进程加快，对于各种的思想都有包容的态度，公共艺术的概念得到更深刻的认识。在西方启蒙主义时期，他们就确立了公共艺术的概念和地位。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时期，因为我们是农业国家而不是城市化的国家，历史上又战争不断，直到解放时几乎就没有什么城市雕塑。仅剩的一些也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消灭”了。现在成就一件好的城市雕塑需要几个条件，第一是艺术家的水准，第二是决策者的包容态度，第三就是科学的计划，比如时间、资金等等问题。它社会化很强，也就无法避免与作者以外的各种因素发生关系，因此也就有可能产生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就要寻求去化解，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如何使你的艺术主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当中最后能够得到实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包括年轻艺术家）所面临的困难。

　　赵贵德：困难有时候无法避免，有操作上的，也有思想上的。艺术家首先是思想家，思想家是领着走而不是跟着走的，“领着走，跟着走”成为我们从事艺术创作最为严厉的标尺。面对中国当代文化泥沙俱下的状况，我不愿同流合污，更不赞成消极避世。“要钱不要娘”和“要钱不要命”，在称之为艺术家的身上，这是不应该产生的现象。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就是要明白自己的文化点在哪里，自己的文化点怎么使用。价值在这里，贡献也在这里。当然，寻找中也要追问：一、对不对？二、高不高？有了文化的依托，艺术品就会生发力量，具有大气象、大气势、大声响。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在文化上我们处于不败之地，虽然有低潮的时候，但复兴之势不可阻挡，我们的艺术就应该带有这种崛起的民族精神。有些画家不从根源出发，总是在形式上找变化，充其量只是样式上的不同，没有精神上的质量，也不具备时代价值和生命力，直白一点说那不叫艺术。我总结出一个概念就是要具备“三性”，第一是心性，这是艺术的出发点，是从心灵出发，不是从眼睛出发，我们要画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石鲁”，他总是围着黄土高坡转悠，而没有拿着速写本画写生，他的心在与大自然真实地交流。第二是天性，就是有最纯洁的天真，天真不是儿童的专利，艺术家最需要的就是天真，因为它最纯粹。第三是神性，这就是“老子”说的玄而又玄的那种很妙的东西，众妙之门就在这里面。艺术家的地位不是政治和经济势力决定的，艺术家的属性是文化，艺术家的使命是传承和创造，艺术家是具备最高人格的典范，艺术家是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朝圣者，艺术家绝不能沦为“艺术资本家”！ 我想一个画家的任务不单单是画画，而是要做文化，要有目的地去攻克课题。50年或是100年以后，那些糟粕的东西自然会被淘汰，而留下的东西就会代表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艺术责任感。 遥望改革开放30年，没有人可以不振奋、不骄傲，中国终于重又站在了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也将理直气壮地站在世界中心的舞台上。我坚信代表大国文化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