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动和脱落
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一是沿着自己的传统，一是引进西法。前者会嘲笑后者皮相、没有传统，甚至根本不是中国画；后者会嘲笑前者老一套，缺乏大的变革。画家可以有其喜好上的选择，理论家却不容许有偏颇，也就是说，画家可以走极端，可以片面追求，理论家必须公正、全面。老实说，不论用哪一种方法，只要画得好就好。但怎样画得好，却值得注视。
老甲的画却异于以上二者所为。他基本上不用西法，也不蹈传统，然而，他又研究西法，又研究传统，时时对照西法和传统。他的画基本上是靠传统推动上去的但和传统画家又不同。传统的画家，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加厚，如黄宾虹，无论其画怎样成熟，其新安画派，程正揆、戴本孝、程邃、石谿等人的基础仍在；或在传统的基础上积累、变化，如齐白石，无论其画怎样变化，八大山人、徐渭、吴昌硕的影子都有。在他们的画中都可以见到传统的基础，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
而老甲则不同，他的画向前发展，传统的基础却不再保留了，犹如火箭发射卫星，基础的一节火箭燃烧完之后，就自动脱落了，不再保留了。于是又以第二节为基础继续向前推进，第二节的作用发挥完之后又完全脱落，不再保留。因而他的画不是靠积累，而是靠推动。传统的、西方的，都是推动他的画发展的动力，但他不是积累它们，所以他的画中既见不到西方的，又见不到传统的。
有人画过连环画，一生都摆脱不了连环画的影响，甚至画大幅创作画，也是连环画的放大，如有变化，也只是在连环画的基础上略有所增而已。老甲画过连环画，可他的画中毫无连环画的影子。老甲画过年画、工笔画，在他的非常大写意中也完全消去了。当推动卫星的火箭一节一节的作用用尽后，就全部脱光了，剩下的便是发光的卫星。老甲的画也如此，最终只保留他自己。
老甲是怎样的人，从他的画中可以见出。老甲的画是怎样的，读者看他的画，自可知道，无需我去赘言；而且，我已写过一篇文章论述了。这篇文章中，我不想再谈画，想谈一些画外的内容。老甲和他的朋友贠冬鸣也告诉我，不一定篇篇文章都谈画，读者和听者都会被弄呆的；可以借画为引导，写你自己的文章，做你自己的学问，或借题发挥，谈一些其它问题。我还是从老甲画的牛马谈起吧。
（二）乾马坤牛
老甲画马，也画牛。古人常说：“牛马走”、“当牛做马”。马和牛原是一类，在古代都曾为战争服务。《史记》记周武王灭商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不复用”即表示不再用于战争，可见那时的牛、马和老甲笔下的牛马一样，皆不是“孺子牛”。齐将田单曾以火牛效力沙场，冲杀燕军，大获全胜。马是战争必须之物，“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这自不必说。唐太宗死，唯以六匹骏马刻于石碑上，竖于墓前，这六骏，皆是他作战时之坐骑，是他建立基业的重要伴侣。不过，周武王时，马还不是坐骑，牛更不是。马直接为人骑，乃始于战国时之赵武灵王。有很多画家画周武王起马，甚至电影电视上也有周武王前后时人骑马者，皆不知古也。春秋战国之前，绝无骑马者。那时有人说的乘马，就是坐在马拉的车上，四马为一乘，宋人画晋文公复国图有一马拉一车，晋文公坐在里面，也是错的，当时是四马拉一车，但宋人毕竟知道当时未有骑马者。孔子周游列国，也是坐在车上。赵武灵王发明骑马术后，将军们才渐渐知道马可以直接骑，而且比坐车更灵便，更迅速，这也是世界上最早以马为坐骑者。马奔腾跳跃，良马可日行千里，在当时是最先进高明的交通工具。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波音式飞机。所以，最受人们重视。继而出现了鉴定马的专家，伯乐、九方皋的出现都在赵武灵王之后，而不可能在其前。牛还没有成为坐骑，老子骑青牛，乃后人演绎而成，一般情况下，牛走得慢，悠哉游哉，但道家之徒，大抵皆隐居之士，无家国之忧，无人世之忙。逍遥游于山水林泉之中，慢腾腾，晃悠悠，这正和道家的精神状态相契，所以，后人以“老子骑青牛”为道家之精神，青牛更慢于黄牛也。但如果说老子坐在牛车中。倒是有道理的。牛的速度虽慢，但有耐力，善于负重，所以，作为运输工具，有不可少。马以致远，牛以任重。古人又以马喻天道和乾道，以牛喻地道和坤道，“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乾坤之大，独取马牛以为像，若夫所以任重致远者也。马以致远，牛以任重，不知是巧合，抑或是出于感觉，老甲画马，以力健著名，画牛则以气厚见称。“牛为坤”，这是传统哲学的说法，而老甲笔下的牛作为艺术品而言，既非“坤道”了，它不阳、不柔、不静，乃属于“乾道”也。
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诗被世人注意后，孺子牛的精神便成为时代的精神，世人争做孺子牛，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不争不亢。无论有多少恶势力袭来，有多少权势人物损国利己，有多少巧宦欺上压下，有多少以强欺弱者，都是在“孺子牛”的口号下，不做斗争，甚至温顺从之，任从恶势力蔓延发展。连画家笔下的牛都是孺子牛，文人笔下也多写孺子牛，而冲锋陷阵，烧杀恶势力的野牛、火牛太少了。有人更认为这是鲁迅的精神，其实鲁迅首先说“横眉冷对千夫指”，“千夫所指，无疾而亡”，而鲁迅能横眉冷对，这是他的本色，面对“千夫”所指，他绝不做孺子牛，他以一杆笔，扫荡文坛的萎靡之风和恶势力，抨击和揭露官僚的丑恶，这正是野牛和火牛的精神。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对于善良和弱小的人而言的。岂能在任何人面前都做孺子牛呢。世人曲解和断章取义于鲁迅，以至于把孺子牛的作用扩大了甚至赞扬过分。其实牛还有另一面，还有另一种牛。
牛头上有两只硬角，这表明，它本是十分勇猛、十分威烈、十分倔强的动物。牛本不是孺子玩骑之物。前所云齐将田单以火牛效力沙场，《史记》、《武经》皆有记。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和燕国军队作战，集千余头牛，两角上绑上刀刃，两肋上束长矛，在牛后烧起火来，火牛大怒而冲向燕军，燕军大乱，死伤无数，强大的燕军就败在火牛角下。田单之后，火牛作为破阵杀敌的强兵之一，延续两千年。《武经总要》上还特别介绍“火牛”并绘有火牛奔冲敌阵的图。《穆天子传》还提到一种“野牛”，郭璞注云野牛“肉皆千斤”。野牛又叫兕。《论语》中说到“虎兕出于柙”，可见野牛和虎一样厉害，不是孺子可玩的。
老甲笔下的牛是火牛，是野牛，他用浓焦墨纵刷横涂，其势如黑云压城。其肉有千斤，无丝毫的温顺之气。使儒弱者壮其气，魄小者张其胆，柔顺者增其猛，使一切恶势力，见之者惊恐，它固不能为孺子所玩骑也不能耕犁负重，然却能气冲斗牛，力摧昆仑，有拉倒喜马拉雅山之力，这——乃是我们当今最需要的精神。
当然，孺子牛也是需要的，老老实实的牛更是需要的，宋诗云：“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李纲《病牛》诗云：“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嬴病卧残阳。”这种牛还不可贵吗？还不需要吗？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但世有不平事，有以强欺弱者，有损国害民者，何可皆作孺子牛而处处俯首帖耳？张心斋云：“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剑又能消多少不平事呢？而世间大不平，非以老甲牛缚田单刃，怒而冲杀之，不能消也。
孺子牛固然需要，但孺子牛太多了，我们需要老甲式的野牛和火牛。需要天煞星、黑旋风来扫荡人间的龌龊之徒。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只好从文艺中找到加以补充，因而，我喜爱老甲的牛。
（三）回归原初
宋人有句话说：“牛即戴嵩，马即韩干，鹤即杜荀，象即章得。”因为戴嵩画牛出名，所以见到画牛图，即所谓出于戴嵩之手；见到画马，即谓之出于韩干。后两句是玩笑。有一位大诗人姓杜，名荀鹤，因而戏之曰：见到鹤即谓之杜荀之鹤了。章得象即姓张，名得象，也被戏虐为章得之象了。这是就名气而论的。当然有名气的画家画都有些特色。然就阳刚大气一派而论，唐宋以来，恐怕应数老甲了。他在前人推动下已走向极端，我绝对不是乱吹。从画牛的历史来看：梁武帝时陶弘景曾画《二牛图》，一牛散放水草间，一牛着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这是因为梁武帝逼他出来做官，他画二牛，一牛虽然散放但自由，一牛虽然有金笼着头，但有杖驱之虞。此图已不可见。唐代宰相韩滉画《五牛图》，发扬陶画之义，一牛着金笼头，四牛散放。这画现存故宫博物院。五牛颇雄壮，线条粗阔有力，造型精确。但韩滉画牛不及他的学生戴嵩出名，戴嵩“乃过滉远甚”。记载中皆说他们画牛“能穷尽野性”。但二人画牛都以墨色刻画牛之形，不像老甲这样，借牛之形以宣泄力和气势。五代有历归真，南宋有李唐等，其画牛大抵皆以线条勾写形态后，再以墨色渲染，一毛一孔皆很精确。明代的郭诩（清狂道士）始用写意法画牛，他用笔随意点染，求潇洒清奇之趣而已。而后的写意法画牛大抵皆如此。
近人徐悲鸿喜画牛，徐少时曾以放牧牛为生，儿时情愫，时时再现于他的笔下。徐画马有奔腾大势，画狮有狂怒急愤之情，大率感于民族危亡、国家情急而作，固有不可一世之慨。然唯于画牛，多出于甜蜜的回忆，故笔下的牛多类于孺子牛。
李可染画牛亦颇闻名，李斋号“师牛堂”，师的不是野牛的冲杀精神，而是老牛的兢业精神，故其笔下的牛老实厚道，有的被牧童骑玩，有的力尽筋疲，病卧残阳，大有“粗了耕耘债”之况。其牛皆俯首听命之象，无野、火之气。李可染的牛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但不是改造时代的力量，它是道道地地的孺子牛。
老甲的牛绝不同于他们，他不用笔墨表现牛，而以牛表现一种阳刚正气和磅礴大气，表现他自己的情怀。我在上一篇论老甲的文章中说他的画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哲学，是力的宣泄，是势的冲发，这正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气魄。
有人要适应于时代，有人要改造时代，老甲属于后者，大概也是强者。三千年前，先民们便提出“移风易俗”，既要改变时代。而那时候的艺术也都是“肉皆千斤”的野牛和火牛式，商周青铜器艺术中的野牛都是如此，其体犹如铁筑，其力似无坚不可摧，安稳如大山，群虎呼叫而不为之动。那时的牛，显有孺子牛，或立或行，皆有君临天下之慨。它只摧毁别人而不会被别人摧毁。那时我们民族多么强大啊。形态也反映社会意识。老甲的牛不期然而然的回归到原初的形态。愿我们的时代精神也恢复到大气磅礴、君临天下、无坚不摧的时代。
愿颠移一下风气：各级官员多一点孺子牛精神，革命者多一点野牛精神（现在正相反）。
愿阳刚大气再多一些，震荡我们的民族，扫荡那些阴暗邪恶萎靡不振之气。
本文刊于《江苏画刊》1995年第10期，又刊于《文论报》1996年9月15日，辑入《陈传席文集》（五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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