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他坚持物自体,并认为它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将其确定为意志。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著有《论充足理由率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道德的起源与基础》等。1860年9月21日叔本华逝世,死后将所有财产都捐献给了慈善事业。
我们要通过人的生存本身,来考量意志内在的、本质的命运,由此来证明: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
不管在什么层次的认识上,意志皆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个体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仍自觉是有限的,与无限的时间和无垠的空间相比,自身以几乎一个消逝的数量,投入到时空的无限。既然时间与空间无限,那么个体的人只会有一个相对的某时某地,个体所处的时间与地点也仅是无穷无尽中的特别有限的部分。真正个体的生存,只有现时当下。现在会不可避免地逃入过去,就是不断过渡到死亡,慢性的死。个体过去的生命,排除对现时存在的某些后果,除了铭刻的过去与这一个体意志相关的证据不论,既然已经死去、完结、化为虚无了,如此,个体在适当的情形下就一定会将过去慢慢淡忘,无论那内容是快乐还是痛苦。
我们早已在无知无识的自然界中发现其内在本质就是不断地、无休止无目的地追求挣扎,尤其在我们观察人和动物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人的一切本质就是欲望和挣扎,能与不可抑制的口渴相比较。不过,需要是全部欲求的基础,缺陷就意味着痛苦,所以人本来就是痛苦的,人的本质就逃不出痛苦的掌心。假如并非如此,人会因为容易得到满足,而即时消除了他的欲望,欲求的对象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样一来,恐怖的无聊与空虚就会乘虚而入,就会让人感到自身的存在和生存本身是不能承受的负担。因此,人生的过程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间不停摆动;实际上,二者就是人生的最后两种成分。
构成意志现象本质的,就是那不停地追求与挣扎,在客体化的较高层次上,它之所以依然占据首要的与最为普遍的基地,是因为在这些层次上,意志呈现为一个生命体,并遵从供养这个生命体的原则;而让这一原则发挥作用的,恰恰在于这一生命体即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据此,作为意志最完美的客体化——人也就成了生物中拥有最多需求的生物了。人——全部是具体的欲求与需要,是无数需求的凝聚体。带着这些需求在这个世上生存,人只能靠自己,一切都没有定数,只有自己的需要才是最真实的。在如此直接而沉重的需求下,全部人生常常都在为维护那生存而忧虑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一点儿安全感。有诗为证:
人生如此黑暗,
危险如此之多;
只要一息尚存,
就这样、这样度过!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为生存不断拼搏着,即使明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失败。而让他们可以经得住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原因既是贪生,更是怕死;不过死毕竟常常站在后台,且不能避免,随时会走到前台来。生命本身就是处处布满旋涡与暗礁的海洋。人想方设法地想要避开这些旋涡与暗礁,尽管知道自己即便使出“浑身解数”成功避开这些陷阱,也会一步步走向那不可避免的、无可救药的、最终的海底葬身,并且是直对着这个结果,一往无前地驶向死亡。
不过现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人生的烦恼与痛苦很容易激增,以至于死亡竟成为人所期盼的事情,人们甘愿奔向它;其次,人刚刚在痛苦与困乏中得到喘息,空虚无聊立刻乘虚而入,以至于人又必然寻找消遣。那些有生命的事物忙忙碌碌地运转,原本是迫于生存,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存已经毫无问题,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此,推动他们的第二个动力就是摆脱这种负担(即生存)的挣扎,让生存不会被感知,即打发时间、排遣空虚无聊的挣扎。
这样我们就看到,几乎所有无忧无虑的人在抛掉了一切其他的包袱以后,却把自身当作包袱了;现时的情形是,打发掉的每一小时,即曾经为此倾尽全力以使之延长的生命中扣除一分,这反而变成收获了。不过空虚无聊却也不是可以轻视的祸害,最后它会在人的面孔上描绘出最鲜活的绝望,它将使像人这样并不如何互助互爱的生物忽然急切地相互追求,因此它就成了人们喜爱社交的动因了。就如同人们应付其他的灾害一样,为了避免空虚无聊的侵袭,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处处都有公共的设备。由于这一灾害与饥饿一样,会促使人们奔往最大限度的肆无忌惮,人们需要的是“面包与马戏”。费城的忏悔院以寂寞和无所事事让空虚无聊成了一项惩罚的措施;而这种恐怖的惩罚已导致罪犯的自杀。困乏是平民们平时的灾难,与此相对的,空虚无聊就是上流社会平时的灾难。在平民生活中,星期日就意味着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就意味着困乏。
由此看来,人生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间被消磨掉了,愿望的本性就是痛苦。愿望的达成将很快趋于饱和状态。目标形同虚设:每拥有一物,就表明让一物失去了刺激,于是欲求又以新的形态出现,不然,寂寞空虚就会乘虚而入;不过和这些东西作斗争,并不比与困乏作斗争来得轻松——只有当欲求和满足相交替的时间间隔刚刚好,二者所产生的痛苦又减少到最低时,才能构成幸福的生活过程。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上认为的生活中最美妙、最纯粹的愉快的部分(这种愉快能让我们从现实生存中超脱而出,让我们变成对这种生存一点儿都不心动的旁观者),就是没有目的和欲求的单纯的认识,好比对美的体味,从艺术上得到的怡悦,等等。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享受到(这对天赋要求极高),而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人,其享受的过程也是很短的,而且因为自己具有较高的智力,让他们所能感知的痛苦比那些迟钝的人多很多;不但这样,也让他们显然孤立于和他们不同的人群,那一丝对美的享受也因此被抵消了。
至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他们不能享受这种纯智力的好处,那种从艺术上得到的怡悦,他们也没法享受,反而完全处在欲求的支配下。因此,如果想引起他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青睐,就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刺激他们的意志,哪怕只是在可能性中稍稍地触动一下意志,但决不能将意志的参与排除在外。这是因为,与其说他们在认识中生存,不如说他们在欲求中生存更恰当:作用与反作用就是其仅有的生活要素。这一本性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从日常现象和生活细节上搜集这类材料非常容易,比如,每到一个旅游胜地,他们总是写下“××到此一游”。因为这些地方既然对他们不起丝毫反应和作用,他们就用这个来表达他们对此地的反应和作用。再如,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观赏一只本地没有的罕见动物,而是要与它玩耍,刺激它,抚弄它,这些行为同样是因为作用与反作用。人类刺激意志奋起的需要,在扑克牌的发明和流传上表现得更为彻底,而这恰恰显露出人类可悲的一面。
不过大多数情形下,我们都封锁着自己,避免让自己接触到这一苦药般的认识:生命本质上就还是痛苦。痛苦并不是从外部向我们涌来,痛苦不竭的源泉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我们却常常为这从未远离自己的痛苦找其他原因当借口,就像自由人为自己找偶像,好让自己有个主人一样。我们不知疲倦地从这一个愿望奔向另一个愿望,即便获得的满足每次都会给我们许下诸多好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多半没过多长时间就会转变成让人尴尬的错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用妲奈伊德穿底的水桶汲水,并且急急忙忙地奔向新的希望:
只要我们所追求的,一天没有到手,
对我们来说,其价值就超过一切;
不过一旦拿到手,就立刻另有所求。
总有一个渴望紧紧牵引着我们,
我们这些渴求生命的人。
全部的满足、人们所谓的幸福,不论是从其本来意义还是本质上看,都是消极的,没有一点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本来要降福于我们,而必定永远是个愿望的满足。
由于愿望(即是缺陷)本是享受的前提条件,如果达到满足,愿望即完结,享受因而也就结束了。因此,除了从痛苦与窘困中获得解放以外,满足与获得幸福更不能是其他什么了。想要获得这种解放,首先不只种种现实的痛苦要显著,安宁的愿望也要不断受到种种纠缠、扰乱,甚至还要有让我们感到不堪生存重负的致命的空虚和无聊,想要有所行动却又这样艰难——一切打算都会面临无尽的困难与艰辛,每前进一步,就会遭遇新的阻碍。不过,即便最后克服了一切阻碍达到了目的,人们能够获得的,除了从某种痛苦或愿望中获得解放以外,即又再回到这痛苦或愿望未起之前的状态外,也不会获得其他什么了——在前面对幸福所下的结论正是基于此,所以全部的满足或者幸福又不会是持久的满足与福泽,而只是暂时从痛苦或缺陷中获得解放,之后必定又进入新的痛苦或沉闷,比如空洞的想望、无聊的状态;全部这些都能从世界的生活本质中,从艺术中,尤其是从诗中获得例证。
这样就会发现,不管是哪一部史诗或戏剧作品,只不过是在表达一种为幸福而作的苦苦挣扎、努力和斗争,绝不是在表达一种永恒的完满的幸福。戏剧的主人公,受到写作的约束,历尽万千磨难和危险而艰难达到目的,一旦目的达成,便快速落下舞台的幕布(全剧终)。显然,在达到目的以后,除了指出那一醒目的目标——主人公曾想方设法要找到幸福的目标,不过是和主人公开了一个玩笑,除了指出其在达到目标后并没有比之前的状态好多少外,就再没什么可以演出的了。真正永恒的幸福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幸福也不能成为艺术的题材。田园诗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描述这种幸福,但很明显它也不能担此重任。在诗人手中,田园诗常常不自觉地成了叙事诗——一种毫无意味的史诗:琐碎的痛苦、琐碎的欢乐、琐碎的奋斗——最普遍的情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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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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